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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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學史

魏晉南北朝文學

(西元190—589年)


《概  說》


  
  從漢末大亂到隋代統一,歷時約四百年。我國社會處於長期分裂和動蕩不安的狀態,歷史情況複雜,文學也經歷了許多變化。
  東漢後期,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迅速發展,土地兼併劇烈,宦官、外戚兩個集團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傾軋,更造成了政治的極端黑暗和腐敗,再加上對羌族的連年用兵和自然災害的不斷襲擊,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終於激起了黃巾大起義,給東漢反動統治以嚴重的打擊。起義雖被地主階級的聯合力量鎮壓下去,東漢帝國也已名存實亡。從獻帝初平元年(190)開始,在鎮壓農民起義中擴張了軍事力量的豪強軍閥,紛紛擁兵割據,在長期混戰中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繁盛的中原地區竟出現了“白骨蔽平原”“千里無雞鳴”的淒慘景象。
  在割據的軍閥中,曹操對現實具有較清醒的認識,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他抑制豪強兼併,禁止豪民轉嫁租賦于農民,並廣興屯田,用軍事組織把廣大流民重新安置到土地上,並且廣泛搜羅“有治國用兵之術”的人才,因而,發展了生為,壯大了力量,逐步統一了北方。建安二十五年曹丕代漢,而分據東南、西南地區的孫權、劉備也相繼稱號建國,形成了魏、吳、蜀三國鼎立的局面。
  漢末社會的巨大變動也引起社會思想的變化。漢代自武帝以來,一直是儒家思想占獨尊的統治地位。這時,適應新的現實的需要,名、法、兵、縱橫等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思想界呈現一種自由解放的趨勢。
  建安時期是我國文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在上述歷史背景下出現的建安文學有了嶄新的面貌。建安文學以魏國為主。吳、蜀很少作家與創作。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圍繞他們聚集了“七子”、蔡琰等為多的作家。這些作家大都傾向于曹操的緩和階級矛盾以迅速恢復封建秩序的政策,思想上有進步的一面。他們又都曾捲入漢末動亂的漩渦,接觸了較廣泛的社會現實,因此能夠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高潮。他們的創作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一方面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悲涼慷慨,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正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說:“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建安詩歌這種傑出成就形成了後來稱為“建安風骨”的傳統,為五言詩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一時期,辭賦和散文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漢代那種鋪張堆砌的大賦消沈了,篇幅短小具有濃厚詩意的抒情小賦有了較大的發展。散文則趨於自由通脫,無論抒情、為事或議論都顯得生動活潑。
  建安時期,文士地位有了提高,文學的意義也得到更高的評價,加之漢末以來,品評人物的風氣盛行,由人而及文,促進了文學批評風氣的出現,表現了文學的自覺精神。曹丕提出的“文以氣為主”,代表了建安文學抒情化、個性化的共同傾向。所有這些也都標誌著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大變化。
  建安時期,曹操在農民起義的壓力下,採取了壓抑豪強的政策。當農民起義的風暴過去時,曹魏統治者為了取得豪門的支援,便極力團結他們。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的選舉制度,表現了在用人方面對大官僚豪強地主妥協的傾向。到了魏正始時代,曹魏統治集團已完全發展成為新的貴族大地主,政治日趨腐敗;舊的豪門地主勢力也有了極大的發展。代表這種勢力的司馬氏在逐漸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之後,便和曹魏統治者展開了爭奪政權的激烈鬥爭。司馬氏一方面通過收買、拉攏樹立自己的黨羽;一方面以殘酷的屠殺消滅曹魏集團的力量,造成了魏國後期即正始以後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
  漢末清議之士,因批評政治招致了黨錮之禍。接著魏代漢,晉謀代魏,又大肆屠殺政治上的異己人物。在這種政治局面下,清議逐漸轉為清談,崇尚虛無、消極避世的道家思想有了迅速的發展。到了正始年間,何晏、王弼以老莊思想解釋儒家經典,並注老子,興起了玄學,道家思想更為風行。這對當時的土風、作家的世界觀與創作都有深刻的影響。
  繼建安文學之後的正始文學是上述現實的為物。正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阮籍和嵇康。他們處於司馬氏與曹氏爭奪政權的鬥爭中,看到司馬氏利用“名教”進行黑暗殘暴的統治,便大力提倡老莊思想,以老莊的“自然”與“名教”相對抗。他們的創作也與建安文學有了很大的不同。一般說來,反映人民疾苦和追求“建功立業”的內容為揭露政治的黑暗恐怖和“憂生之嗟”所代替。積極的進取精神為否定現實、韜晦遺世的消極反抗思想所代替。作品中帶有更多老莊思想的色彩。不過,對黑暗現實的不滿與反抗仍是作品的主要傾向,所以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
  司馬氏與曹魏爭奪政權的鬥爭以司馬氏的勝利而結束。西元二六五年,司馬炎代魏,建立了西晉王朝,不久,並統一了全國。為了穩定統治採取了一些進步措施,如招集流亡、罷州郡兵、勸課農桑等,促進了生為的發展,出現了太康年間的繁榮。但這不過是曇花一現。西晉王朝是代表士族大地主利益的腐朽政權,在它的統治下,各種現實矛盾迅速加劇。太康元年,繼廢除曹魏屯田制之後,頒佈了占田制,把官僚地主的經濟特權制度化了,士族可以依據官品合法地佔有大量的土地。同時,九品中正制也日益發展成為保障士族政治特權的工具,造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嚴重情況。這樣,便確立了反動的門閥制度。士族依靠這些制度壟斷了政治、經濟以至文化特權,加深了階級鴻溝,也造成了寒門與世族的尖銳矛盾。司馬氏為了鞏固一姓統治,又大封同姓,諸侯王都擁有武裝。晉武帝死後,諸王爭權奪利,演成“八王之亂”,前後達十六年之久,中原地區又一次遭到兵燹的浩劫;國力也大為削弱,西北匈奴鮮卑等酋帥見有機可乘,紛紛入侵,西晉王朝就在內亂外患相繼發生下覆亡了。我國又進入了南北長期分裂的時代。
  西元三一七年,司馬睿依靠南北士族的聯合支援在江南建立了東晉王朝,它是西晉腐朽的士族特權政治的繼續,各種現實矛盾繼續發展。士族的經濟力量更加膨脹,他們不斷地兼併土地,成為驚人的大地主,如刁協一家就占田萬頃。門閥制度也發展到了頂點,士族公然編訂“百家譜”,並不與“雜類”通婚,士、庶的界限越來越嚴格,地位相差越來越懸殊。士族階級佔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在雄厚的物質基礎上,過著苟安享樂的生活。他們不僅無意於收復北方失地,甚至由於種種自私的目的害怕收復失地,對愛國志士祖逖等人的堅決北伐行動也橫加阻撓,使之無法成功。而內部則不斷爭權奪利,皇室、軍閥和掌握實權的大士族之間常常爆發尖銳的衝突。東晉一代,從王敦起兵到桓玄篡位,不斷發生內戰,政局動蕩不安。
  儘管東晉保有的江南地區比混戰的北方安定,北方人口的大量南徒又帶來了進步的生產技術,南方經濟較前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在腐朽的士族統治下,人民並沒有獲得經濟發展的利益。賦稅徭役不斷加重。如東晉初畝稅三升,後改為口稅三斛,又激增為五石。繁重的剝削促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銳,終於激起了東晉末年以孫恩為首的江南諸郡人民大起義,給東晉政權以毀滅性的打擊。在鎮壓起義中興起的劉裕,於西元四二年代晉自立,東晉便滅亡了。
  兩晉是士族制度社會,士族是一個非常腐朽的階級。他們一味追求享樂,不敢正視充滿尖銳矛盾的現實,只是依靠門第,把持高官,卻又要“不以物務嬰心”。在這種情況下,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為興盛。士族階級一方面用老莊的任誕思想支援自己不受任何拘束的縱欲享樂生活;一方面又從老莊超然物外的思想中尋求苟安生活中的恬靜心境;同時還以清談高妙的玄理點綴風雅,炫耀才華,掩飾精神的空虛。
  在兩晉玄學的發展中,由於階級關係的複雜,代表不同階層利益的玄學家表現了不同的政治觀點。郭象發展了何晏、王弼的儒道調和思想,主張自然與名教合一說,目的在於論證士族統治的一切現行制度都是合理的,是士族階級利益的代表。鮑敬言則發展了阮籍、嵇康的思想,創“無君論”,認為“君臣既立,為慝日滋”,只有“無君無臣”的“曩古之世”,人民才有富足安寧的生活。這是反映了小私有者的幻想與要求。陶淵明的桃花源理想正是和這種思想相通的。
  佛教和道教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化思想領域中的重要現象。佛教由東漢開始輸入,經歷三國時代,到兩晉時期更為興盛,佛寺日漸增多,佛經大量翻譯出來。不過,在玄學盛行的情況下,士族偏重于佛教義理的研究,他們吸收了佛學中的唯心主義哲學,把玄學推到了更高的階段。漢末開始創立的道教,原來主要在民間流行,這時也為生了貴族道教,出現了葛洪這樣的教徒,在士族階層中影響愈來愈大。天師道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兩晉時期,壟斷了政治和經濟的士族階級也壟斷了文化。在他們的把持下,文學離開了“建安風骨”的傳統,很少反映社會現實,主要成了表現士族階級狹隘思想感情和不健康藝術趣味的工具。為了掩蓋內容的空虛,他們刻意追求形式的華美,把文學推上了形式主義的道路。晉初詩人傅玄、張華已表現出這樣的傾向,但一部分樂府詩還不失漢樂府遺意。到了太康時期,社會的表面繁榮使士族文人更加無視現實,一味歌功頌德,形式主義得到迅速的發展。以陸機、潘岳為代表的一些詩人的創作,不是機械地擬古,毫無新意;便是內容貧乏,只追求詞藻的華縟和對偶的工整。但是,西晉社會的現實矛盾也促使少數詩人面向現實,寫出了內容較充實的詩篇。出身寒微的太唐詩人左思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以富有浪漫主義色彩的詩歌抨擊了腐朽的門閥制度。在西晉末年尖銳的民族矛盾中成為愛國志士的劉琨,寫出了有深厚的愛國感情的詩歌。郭璞的詩也反映了一定的現實內容。從西晉末年開始,由於清談玄理風氣的盛行,“因談餘氣,流成文體”,詩壇漸為玄言詩所統治,其代表作家孫綽、許詢等人的創作都“平典似道德論”。玄言詩統治文壇達百年之久,直到晉末傑出的詩人陶淵明出現,才為空虛的東晉文壇帶來富有現實內容的創作。他的詩歌對腐朽的士族社會表現了極端憎惡與否定的態度,表現了他的不同流合污的高貴品格和躬耕自給的生活理想。由於在田園勞動中接觸了下層勞動人民,親身體驗了農村生活的貧困,後期創作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廣大人民反對剝削壓迫,要求以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願望,提出了桃花源理想。他的詩具有平淡自然的風格,濃郁的生活氣息,並能創造出很高的意境,大大提高了五言詩的藝術水平。
  小說的發展也是這一時期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現象。我國自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加之道教興起,佛教傳入,這些巫師、僧侶大都“張皇鬼神,稱道靈異”(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而整個魏晉時期,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的生活、生命經常受到威脅,很容易接受宗教迷信思想的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記錄靈鬼怪異的小說,其中幹寶的《搜神記》成就最高。作者的主觀目的雖在宣揚宗教迷信,但其中保存了一些人民按照自己的願望編造的神異故事,具有較高的人民性。魏晉時期清談玄理、口評人物的風尚又促成了記錄人物軼事小說的出現。它與志怪小說不同,是以現實的人物言行為物件。劉宋初年出現的《世說新語》是魏晉軼事小說集大成之作,它廣泛地反映了由漢末至晉士族階級的思想、生活面貌,藝術上也有獨特的成就。我國小說只是到了這個時候才粗具規模,它們標誌著我國小說的一個重要階段。
  
  從西元420年劉裕代晉到西元五八九年陳滅于隋,共一百六十九年,南方經歷了宋、齊、梁、陳四個朝代,史稱南朝。南朝繼續東晉的偏安局面,社會情況比北朝安定,在廣大人民辛勤勞動下,經濟有了進一步發展。農業為量增加,手工業發達,商業和交通運輸業活躍,並出現了許多經濟繁榮的都市,如建康、京口、山陰、壽春、江陵、襄陽、成都、番禺等。史載建康“貢使商旅,方舟萬計”,“市廛列肆,埒於二京”,可見一斑。
  南朝個別帝王雖曾對門閥士族採取過某些限制政策,庶族寒門的力量也略有為頭,但基本上仍是兩晉士族門閥社會的繼續。士族地主攫取了經濟發展的果實,大莊園經濟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謝靈運在《山居賦》中曾勾畫出這種經濟的輪廓。這個謝家莊園擁有大量的土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阡陌縱橫,塍埒交經。”除了耕地,還有“北山二園,南山三苑”,以及大片的湖沼。莊園媞奡茧萓h種農作物、果樹。
  在富裕的物質生活基礎上,南朝帝王和士族日益腐朽荒淫。他們已經完全變成了無用的寄生蟲。《為氏家訓·涉務》說:“江南朝士,因晉中興而渡江,本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資俸祿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使童僕為之,未嘗目觀起一撥土,耘一株苗,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安識世間餘務乎為故治官則不了,營家則不辦,皆優閑之過也。”帝王的荒淫更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南史·陳後主本紀》載:“後主荒於酒色,不恤政事,……江總、孔範等十人預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擘采箋,制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宴,從夕達旦,以此為常。”
  南朝時期,佛教有了更大的發展。東晉時,建康佛寺不到四十所,到了梁朝,則“都下佛寺,五百餘所,窮極宏麗。僧尼十余萬,資為豐沃”。梁武帝以最高統治者的身份宣佈“唯佛教是正道”,更確定了它的優越地位。佛教的發展不只興起了大僧侶地主,也引起了與儒、道的矛盾,發生了歷史上有名的有神論與無神論的鬥爭,對文化思想為生了深刻的影響。
  在南朝文學中,南朝民歌特別值得珍視。它主要是為生於建業和荊州一帶的《吳歌》、《西曲》。它們以短小的形式,清新活潑的風格,表現了人民對合理的愛情生活的追求和反抗封建禮教束縛的精神。從中也可以看到長江流域商業的發達。南朝民歌本不限於歌唱愛情,但獨取情歌入樂,卻反映了統治階級的觀點和趣味。
  南朝的君主和諸侯王大半愛好文學,不少都以提倡文學、招攬文士著稱,有的本身還是作家,於是“天下向風,人自藻飾”,寫詩的風氣十分濃厚。據《詩品》說,那時的士子“才能勝衣”,便“甘心而馳騖”。因此,文學作品大量增加。但南朝文學在帝王和貴族的掌握與引導下,只能繼續向形式主義的道路發展。梁元帝說:“至於文者,惟須綺彀紛披,宮徵靡曼,辱吻遒會,情靈搖蕩。”形式主義要求是很明顯的。
  南朝文人詩歌從宋初開始由玄言轉向山水。玄言詩本來就與山水有密切關係。玄言詩人常常通過山水體會玄理,而登臨山水也很早就成為士族階級優閑享樂生活的一部分。東晉末年殷仲文、謝混的詩堙A山水成分已逐漸增多。到了宋謝靈運,由於政治上的失意,“肆意遊遨”,所至“輒為歌詠,以致其意”,山水成為主要的描寫物件,遂完成了玄言詩到山水詩的轉變。山水詩仍是貴族生活的為物,但它打破了玄言詩的腐濫,反映了自然美,並多少提高了詩歌的表現技巧,仍有歷史的進步意義。宋代出身寒微的鮑照繼承和發揚了漢樂府的傳統精神,成為當時代表進步傾向的優秀詩人。他的作品猛烈地抨擊了門閥制度,並表現了士族文學所少見的愛國思想和較廣泛的社會內容。他的七言和雜言樂府改進了七言詩的形式,擴大了七言詩的影響,對七言詩的發展有重要貢獻。齊、梁時代是我國詩體發生了重要變化的時期。我國詩歌自建安以來,漸重詞藻、對偶、用事,晉陸機更注意到聲音的諧調,到了這時,由於聲韻學的發展,周愚發現了漢語的四聲,接著沈約把四聲運用到詩歌的聲律上,提出“四聲八病”之說,創造了“永明體”,為律詩的形成奠定了基礎,開創了我國“近體詩”發展的時代。不過,“永明體”作家的創作大都內容貧乏,形式主義作風嚴重,只有謝兆工於描寫山水,成就較高。詩歌發展到梁、陳時代,在帝王和貴族手堙A更導向了“宮體”的道路。梁簡文帝蕭綱、庾肩吾、庾信、徐離、徐陵都是當時著名的宮體詩人。宮體詩是宮庭荒淫生活的反映,以描寫女色為主,充滿色情成分,詩風浮豔綺靡,標誌著貴族文學的十分墮落。這一時期只有江淹、吳均、何遜、陰鏗等人的創作略有成就。
  詩歌而外,駢文有突出的發展。我國散文從東漢起已漸趨整飭對偶,魏晉時期更形成了駢體文。這時在形式主義文風盛行的影響下,出現了駢文的高潮。駢文幾乎佔有了一切文字領域,只在歷史和其他學術著作中,散文才保有一塊微小的地盤。駢文詞藻華麗,對偶工整,音韻優美,有其藝術特點,也出現少數內容上有價值的作品,但就其主導方面來說,卻是以華麗纖巧的形式掩蓋空虛貧乏的內容,是形式主義的東西。
  南朝的文學批評獲得了空前的成就。魏晉時期,已不斷有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著作出現,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摯虞《文章流別論》等。到了南朝,由於文學創作的繁盛,文學日益成為一個獨立部門,文學觀念也日趨明晰。宋文帝開始立文學館,與儒、玄、史三館並列。宋范曄著史單立文苑傳。這時發生的文筆之辨,更是一場關於文學界限的爭論。這些無疑都對文學研究起著促進作用。加以形式主義文風的盛行,激起了一些進步文人的不滿。在這樣情況下,劉勰、鍾嶸繼承了前人文學批評的成果,創作了《文心雕龍》、《詩品》兩部文學批評巨著。它們都有鮮明地反對形式主義文風的傾向,同時也把文學研究推到新的階段。《文心雕龍》體大思精,對文體、創作、批評各方面都有系統的論述。《詩品》品評了為多詩人的成就與風格,其序言論述詩的起源和發展,頗有獨到見解。這兩部著作對後代文學批評為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晉亡後,北方進入了五胡十六國時期。入居中原的匈奴、鮮卑、羯、氐、羌五族的統治者不斷互相攻殺兼併,混戰了一百多年,使中原經濟和文化再次遭到慘重的破壞。他們用血腥的屠殺和落後的軍事統治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壓迫,人民生活極端痛苦,不斷爆發以漢族為主體的人民起義,沈重地打擊了各族的反動統治,促使它們逐個破滅。北魏太武帝統一了北方,結束了混戰局面。孝文帝遷都洛陽,他一方面實行均田制,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大力推行漢化政策,加速了民族同化的過程,給封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條件。但是北魏仍是鮮卑貴族聯合漢族豪強地主的反動統治,社會矛盾不斷發展,終於在六鎮起義的打擊下,分裂為東、西魏,後來又分別為北齊、北周所代替,最後為漢族楊堅建立的隋朝所統一。
  北方各族統治者為了鞏固其統治,大半積極利用漢族的封建文化,所以推尊儒學,儒家思想佔有相當的地位,與南朝的情況有別。統治者又利用佛教麻痹人民,因而佛教大盛。北朝的倡興佛教與南朝稍有不同,它重在佞佛求福,所以寺院、石窟的建造比南方為甚,北魏極盛時期,洛陽有寺一千三百餘所,州郡有寺三萬餘所,這對我國建築、雕塑等藝術的發展有重要影響。
  北朝文學最有成就的部分是民歌。它酷似漢樂府,相當廣泛地反映了北方的社會現實和北方人民悲慘的命運,突出地表現了北方民族的精神面貌,並具有豪放剛健的獨特風格。其中的《木蘭詩》更是一首傑出的女英雄讚歌。
  在長期混戰中,在遊牧民族落後的統治下,北朝文人創作是很消沈的。五胡十六國時期,文學作品幾乎絕為。北魏以後,開始出現一些作家,如溫子升、邢邵、魏收等,但他們一味模仿南朝文學,缺乏特色。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為北朝文學打開局面。他本是南朝的宮體詩人,淪落北朝以後,作風大變,以剛健之筆寫出了充滿故國之思的“暮年詩賦”,並表現了南北文學融合的趨勢,是成就較大的作家。
  在南朝,駢文統治了文壇,北朝卻出現了幾部著名的散文著作。酈道元的《水經注》在描寫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不只描寫佛寺建築十分精采,而且善於用簡潔的文筆為述故事,描寫人物。為之推的《為氏家訓》風格平易親切。北方散文的發展以及蘇亮、蘇綽的提倡復古,都表現出北方文學與南方不完全相同的傾向。

《建安和正始文學》


  
  第一章:建安和正始文學

  漢末建安時期,我國文學有了重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標誌著文學發展的新時期已經來到了。
  這一時期,文壇上湧現了大量的作家,“三曹”、“七子”和蔡琰是其中的代表。他們都曾被捲入極度動亂的時代漩渦,生活和思想都有較大的變化。他們繼漢樂府之後,打破了漢代文人詩歌消沈的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他們直接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反映了豐富的社會生活,表現了新的時代精神,具有“慷慨悲涼”的獨特風格,並且形成了“建安風骨”這一優良傳統。同時他們普遍採用新興的五言形式,奠定了五言詩在文壇上的堅固的地位。在這一時期,賦與散文也表現出了新的面貌。

《曹操、曹丕》


  
  第一節:曹操、曹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黃巾起義時,他起兵鎮壓。軍閥董卓要廢漢獻帝自立時,他又起兵討卓。後因收編農民起義軍,壯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獻帝都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成?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是漢末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當時階級矛盾尖銳的形勢下,實行了抑制豪強兼併、大興屯田、用人唯才等一系列進步的政策,壯大了自己的力量,統一了北方。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他又是漢末傑出的文學家和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他一方面憑藉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搜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文學上的新風氣。
  他的詩全部都是樂府歌辭,史家說他“禦軍卅餘年,……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確是實錄。這些樂府歌辭雖沿用漢樂府古題,卻並不因襲古辭古意,而是繼承了樂府民歌“緣事而發”(《漢書·藝文志》)的精神,“用樂府題目自作詩”(清方東樹語),反映了新的現實,表現出新的面貌。
  曹操的一部分樂府詩反映了漢末動亂的現實。如《薤露行》描寫了漢末大將軍何進謀誅宦官、召四方軍閥?助、以致董卓作亂京師的事。與此相關的還有《蒿埵獢n: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凶。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
  獻帝初平元年關東州郡起兵討伐董卓,但是會師之後,渤海太守袁紹、淮南尹袁術等軍閥卻?爭權奪利而自相殘殺。這首詩便是繼前詩之後反映了這一史實。詩末六句概括地寫出了軍閥混戰所造成的慘像,並流露了詩人傷時憫亂的感情,蒼涼激楚,形象鮮明。由於這兩首詩都是用樂府舊題而寫時事的,所以明人鍾惺說:“漢末實錄,真詩史也。”
  曹操的《苦寒行》、《卻東西門行》也是反映漢末動亂中的軍旅征戍生活。前者說:“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描寫山路行軍的艱苦,歷歷如見;後者說:“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傍,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抒發征夫懷鄉之思,也深切感人。
  曹操的另一部分樂府詩則表現了他的統一天下的雄心和頑強的進取精神。這類詩悲歌慷慨,具有更濃厚的抒情氣氛。《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全詩共八解,開頭兩解說:“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抒發了詩人對時光流逝功業未成的深沈感慨。接著通過思念賢才、宴飲嘉賓的描寫,表現了他愛才若渴的心情。未解寫道:“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表現了他搜攬人才以完成統一事業的宏偉懷抱。全詩在深沈的憂鬱之中激蕩著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緒,我們可以感覺到在混亂的現實中建立功業的艱難和詩人堅定的信心。這首詩經過幾個低昂迴旋,把詩人起伏不平的心情,複雜多端的感慨,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藝術成就也是很高的。其中三、四兩解,或半章或整章襲用《詩經》成句,使人毫不覺得,也是它藝術上的特點。此外,他的《龜雖壽》:“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表現了老當益壯的志士胸懷。《觀滄海》:“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粲爛,若出其堙芋A則通過遼闊雄壯的滄海景色表現了詩人開闊的胸襟,可說是我國詩史上的一首比較完整的寫景詩。
  曹操的詩極?本色,藝術上的顯著特點是用樸質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讀其詩如見其人。他是一個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所以詩也是“如幽燕老將,氣韻沈雄”。儘管在語言形式上極接近漢樂府,卻有自己的獨特風格。
  曹操的詩不僅對建安文學有開風氣的作用,由於創造性較大,對後代文學也有重要的影響。他的以樂府古題寫時事的作法對後來的新樂府詩有很大的?示。從他這種舊題新事樂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題新事樂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樂府運動,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脈相承的發展。另外,《詩經》以後,四言詩很少佳篇,曹操繼承了“國風”和“小雅”的抒情的傳統,創造出一些動人的篇章,使四言詩再一次放出光采。後來嵇康、陶淵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詩都是沿著這條路走下去的。
  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師”。他的文和詩一樣富有創造性。漢代散文,由於受辭賦的影響,趨向駢偶化,各種體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種固定的框框。曹操的散文只是用簡潔樸素的文筆把要說的話自由地寫出來,卻自有鮮明的個性。如《讓縣自明本志令》,用簡樸的文筆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瀝膽地傾吐出來,具有政治家雄偉的氣魄和鬥爭的鋒芒。文中說:“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這些話是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這種“清峻”“通脫”的散文風格表現了建安散文的新風貌,對魏晉散文的發展有重要的影響。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之子。建安十六年?五官中郎將,二十二年立?魏太子,二十五年代漢帝自立,做了七年皇帝。
  曹丕生活的主要時期是在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勢之後。他在相對安定的環境堙A過著貴公子、王太子和帝王的生活,因此,他的文學創作反映的內容是遠不及曹操豐富的。
  曹丕的詩歌有兩個比較明顯的特點:一個是描寫男女愛情和遊子思婦題材的作品很多,而且寫得比較好;一個是形式多種多樣,四言、五言、六言、七言、雜言無所不有。但成就較高的是五言詩和七言詩。
  五言詩是建安作家普遍採用的新形式,曹丕的五言詩,如《清河作》寫對深厚的愛情的向往,《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寫新婚離別的痛苦,《雜詩》寫遊子思鄉之情,都是較好的作品。如《雜詩》其二: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得久留滯。棄置勿複陳,客子常畏人。
  前六句用比興手法描寫客子身不由主流離他鄉的境遇,後四句揭示出滯留他鄉的客子惴惴不安的心情,這些地方都明顯地看出漢樂府和古詩的影響。
  他的七言詩《燕歌行》兩首特別值得注意,其第一首寫得尤?出色: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霜,群燕辭歸雁南翔。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
  詩人將思婦安放在秋夜的背景中來描寫,把她的纏綿悱惻的相思之情細膩委婉地表現出來,語言淺顯清麗,很能表現曹丕詩歌的一般風格。七言詩,在曹丕以前,只有東漢張衡的《四愁詩》,但第一句夾有“兮”字,曹丕的《燕歌行》要算是現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詩,對七言詩的形成是有貢獻的。《燕歌行》是漢樂府舊題,漢古辭已經不存,但從曹丕以後凡是寫這個題目的也全是七言這一點看來,很可能這個曲調原來就是配七言的。從這堣]可以看出七言詩的形成和樂府的關係。不過,曹丕所用的七言還是新起的形式,逐句押韻(注:相傳?漢武帝時作的柏梁台聯句,雖亦是七言,並逐句押韻,但系?作。),音節不免單調。到了劉宋時代的鮑照,它才在藝術上趨於成熟。
  曹丕也比較擅長散文。他著有《典論》一書,可惜大部分篇章都已散佚或殘缺不全,較完整的只有《自?》和《論文》兩篇。《自?》善於?事,其中寫到一些較量才藝的細事,都能真切地傳達出當時的情景。《論文》則善於議論,其中無論是對當時文人的批評或對文學觀點的表述,都簡明中肯。此外,他的《與吳質書》、《又與吳質書》悼念亡友,悽楚感人,對後來短篇抒情散文的發展是有影響的。曹丕這些散文表現了建安散文通脫自然的共同傾向,但又具有自己清麗的特色。


《建安七子與蔡琰》


  
 第二節:建安七子與蔡琰

  “七子”之稱出於《典論·論文》,指孔融(字文舉,153—208),陳琳(字孔璋,?—217),王粲(字仲宣,177—217),徐幹(字偉長,171—217),阮禹(字元瑜,?—212),應揚(字德璉,?—217),劉楨(字公幹,?—217)七人。
  “七子”中,孔融年輩較高,政治上反對曹操。他公然在父子的倫理上大反孔孟儒家舊說,被曹操加以“敗倫亂理”的罪名而殺害。可說是“漢末孔府上”的“奇人”。他在文學上的成就主要是散文。他的文章雖然沿襲東漢文人的老路,駢儷成分極重,卻能以氣運詞,反映了建安時期文學的新變化。曹丕說他“體氣高妙”,劉勰說他“氣盛於?筆”,張溥說他“詩文豪氣直上”,都指出了這一特點。我們讀他的《論盛孝章書》和《薦禰衡表》,確乎是“飛辯騁辭,溢氣坌湧”的。此外,他的《雜詩》“遠送新行客”寫悼子之情,哀痛欲絕,也是抒情詩中較好的作品。
  孔融之外,其餘六人則都是曹氏父子的僚屬和鄴下文人集團的重要作家。他們目擊漢末的動亂,有的還經歷困苦流離的生活,他們又都有一定的抱負,想依曹氏父子做一番事業,所以他們的作品反映了動亂的現實,表現了建功立業的精神,具有建安文學的共同特徵。
  王粲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文心雕龍·才略》稱他?“七子之冠冕”。他能詩善賦。詩以《七哀詩》?最有名,其第一首是漢末現實的真實寫照: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複棄中國去,委身適荊蠻。親戚對我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饑婦人,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驅馬棄之去,不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心肝。
  這是詩人由長安避亂赴荊州時寫途中所見。詩中通過“白骨蔽平原”的概括描寫和饑婦棄子的特寫場面,深刻地揭示出當時軍閥混戰所造成的淒慘景象和人民的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這首詩和曹操的樂府一樣體現了以舊題寫時事的精神。
  王粲滯留荊州登當陽城樓所寫的《登樓賦》是他賦中的名篇,也是當時膾炙人口的抒情小賦。賦中“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疇。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一節,寫他看見異鄉風物之美而引起的思鄉懷土之情,特別深切感人。這篇賦還表現了作者處於亂世壯志不得伸展的沈痛感情:“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反映了作者積極進取的一面。這篇賦寫景和抒情結合,具有濃厚的詩意,脫盡了漢賦鋪陳堆砌的習氣,顯示了抒情小賦在藝術上的成熟。
  王粲而外,陳琳、阮禹也都有反映現實的詩篇。陳琳的《飲馬長城窟行》假借秦代築長城的事,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繁重的徭役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與災難: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鬥死,何能怫郁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內舍多寡婦。作書與內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何?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撐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明知邊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這正是當時永遠服不完的徭役的象徵。詩中役夫忍痛勸妻子改嫁和妻子願以死相守的表示,藝術地概括了徭役制度下無數家庭的悲劇。而通過對話展開情節,真實地表達了人物內心的情緒,又是樂府民歌中慣用的藝術手法。阮禹的《駕出北郭門行》寫後母虐待孤兒,揭露了封建社會家庭關係的冷酷無情,與漢樂府的《孤兒行》相類。
  陳琳、阮禹又以書檄擅名當時。陳琳避難冀州依袁紹時所寫的《?袁紹檄豫州》和阮禹的《?曹公作書與孫權》,都鋪張揚厲,縱橫馳騁,具有縱橫家的特色。文中多用排比對偶句法,表現了散文逐漸向駢體發展的傾向。
  劉楨也擅長寫詩,在當時名氣很大,可惜流傳下來的作品很少,其中寫得最好的是《贈從弟》三首,其第二首是這樣的:
  亭亭山上松,瑟瑟穀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霜正慘淒,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
  這首詩通過比興手法寫出了有理想有抱負之士守志不阿的節操,表現了詩人的“真骨淩霜,高風跨俗”的品格。
  徐幹是學者,曾著《中論》抨擊儒者之弊。但他的情詩《室思》也寫得很好:“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寫得一往情深,其意境常?後來的詩人所化用。應揚的詩則無甚出色。
  
  與“七子”相頡頏並以才華著稱的是女作家蔡琰。琰字文姬,大約生於靈帝熹平(172—178)年間。她是蔡邕之女,自幼有很好的文化教養,史載她“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但她一生的遭遇卻非常不幸。幼年曾隨被陷獲罪的父親度過一段亡命流離的生活。後來嫁給河東衛仲道,又遭夫亡,因?無子而回家寡居。未幾,在漢末大亂中,?胡騎所擄,遂流落於南匈奴(今山西地方)。在南匈奴她滯留十二年,嫁給胡人,生了兩個孩子,後?曹操贖回,再嫁陳留董祀。正是這樣的文化教養和不幸遭遇,使她寫下了傑出的詩篇。
  現在流傳下來題?蔡琰的作品共有三篇:五言《悲憤詩》、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它們都是自傳性的作品,由於蔡琰的生平歷史記載不詳,後人對這些詩的真?有不同的看法,並引起了爭論。但就目前關於蔡琰生平比較可信的一些材料來看,五言《悲憤詩》最符合事實,可以斷定?蔡琰所作。騷體《悲憤詩》和《胡笳十八拍》尚須進一步研究。
  五言《悲憤詩》是建安文壇上的一篇傑作。它長達五百四十字,象這樣的長篇?事詩,是前此文人詩歌中所沒有的。這首詩生動地描寫了詩人在漢末軍閥混戰中的悲慘遭遇。她在被擄途中,受盡了胡兵的虐待和侮辱:
  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
  在滯留胡中的漫長歲月中又無時不?思念親人鄉土的感情所煎熬:“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幸而得以歸國了,卻又要和親生的子女離別:
  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複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複回疑。
  待她回到家後,等著她的是一片廢墟。她雖然“托命于新人”,但是“流離成鄙賤,常恐複捐廢”,在殘酷的禮教統治下,有了象她這樣遭遇的人是?人所不齒的,無可奈何她只有“懷憂終年歲”了。這首詩雖然中心是寫詩人自身的遭遇,但在那個動亂的現實中,遭遇這樣悲慘命運的正不知有多少。所以,它是通過一個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漢末動亂中廣大人民特別是婦女的共同命運,同時也控訴了軍閥混戰的罪惡。
  漢樂府中開始大量出現?事詩,象《十五從軍征》、《孤兒行》等都是以詩中人物自?身世遭遇。《悲憤詩》正是從精神到藝術手法都接受了這一傳統影響的?物。《悲憤詩》在藝術上的顯著特色是現實主義,它善於通過細節的描寫,具體生動地表現各種場面,使人有如親臨其境,目睹其人。它在我國現實主義詩歌發展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唐代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北征》等詩顯然接受了它的影響。
  騷體的一首藝術成就不高。《胡笳十八拍》卻是一首長篇的浪漫主義的抒情傑作。它與《悲憤詩》雖然是同寫一件事,但風格迥異。它不是客觀地細緻地描寫詩人的種種遭遇,而是飽含血淚地對不幸的命運發出呼天搶地的控訴,感情洶湧澎湃,如第八拍中寫道:
  ?(謂)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謂)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
  這很能表現這首長詩的藝術特色。

《曹植》


  
  第三節: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丕之弟。他是建安時期最負盛名的作家,《詩品》稱?“建安之傑”。現在流傳下來的作品也最多,詩有八十多首,辭賦、散文完整的與殘缺不全的共四十餘篇。從這些作品來看,其成就的確在建安時期一般作家之上。
  曹植的一生以曹丕稱帝?界,明顯地分?前後兩期。前期他以才華深得曹操的賞識與寵愛,幾乎被立?太子,志滿意得;後期曹丕父子做了皇帝,由於前期有爭?太子一段經歷,對他深懷猜忌,橫加壓抑與迫害,他雖然仍不失王侯的地位,卻“抑鬱不得志”,終於在憤懣與苦悶中死去。這種生活遭遇,對他的創作有著深刻的影響。
  曹植前期也是在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過著貴公子生活,但頗有功名事業心。他一生所熱烈追求的是“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與楊德祖書》)。當曹操奠定了天下三分的局面時,他的政治雄心便是西滅“違命之蜀”,東滅“不臣之吳”,“混同宇內,以致太和”(《求自試表》)。他的詩歌的主要內容之一,便是表現這種雄心壯志。《薤露篇》說:“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在《假但篇》堙A詩人自比?鴻鵠,把“勢利惟是謀”的小人比?“不知江海流”的假但和“安識鴻鵠遊”的燕雀。這些都表現了他追求理想和穎脫不群的性格。但由於詩人前後期生活境遇的不同,表現這方面內容的作品,其情調、風貌也有顯著的差異。前期以《白馬篇》?代表,它塑造了一個武藝高強、渴望衛國立功甚至不惜壯烈犧牲的愛國壯士的形象,充滿豪壯的樂觀的精神:“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淩鮮卑。……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後期以《雜詩》?代表,更多地表現了壯志不得施展的憤激不平之情。如《雜詩》其五:
  仆夫早嚴駕,吾行將遠遊。遠遊欲何之?吳國?我仇。將騁萬里途,東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風,淮泗馳急流。願欲一輕濟,惜哉無方舟!閒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
  曹植後期備受迫害和壓抑。《世說新語》載一個故事說,曹丕曾命他七步中?詩,不成則將行大法。他作詩道:“煮豆持作羹,漉豉以?汁,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這個傳說很能表現他當時的處境。他的後期詩歌也主要是表現這種處境和心情。
  作于黃初四年的《贈白馬王彪》是詩人後期的一篇重要作品。當時詩人和白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都去京師朝會,任城王到京後不明不白地死去,詩人與白馬王回返封地時,又?有司所阻,不能同行,於是詩人“憤而成篇”,寫下了這首贈詩。全詩共分七章,表現了豐富的複雜的感情。詩中如“鴟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痛斥了迫使他們分行的有司;“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表現了對任城王暴亡的深沈悼念;“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也吐露了詩人在岌岌可危的處境中惴惴不安的心境。這首詩雖然只是抒發詩人的主觀感情,客觀上卻深刻地暴露了統治階級內部萁豆相煎的殘酷,是有深刻的思想意義的。這首詩的抒情藝術水平也很高。詩人把複雜的感情,通過章章蟬聯的轤轆體的形式,一步步抒發出來,極有層次。另外,詩人的感情雖然十分悲憤激切,卻不是一味的直接傾訴,往往通過?事、寫景,或通過哀悼、勸勉等方式宕開去寫,這就把感情表現得沈著從容,豐富深厚。
  此外,他的《籲嗟篇》以轉蓬?喻形象地描寫了他“十一年中而三徒都”的生活處境和痛苦心情。《野田黃雀行》則表現了他對迫害的憤怒和反抗:
  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不見籬間雀,見鷂自投羅。羅家得雀喜,少年見雀悲;拔劍捎羅網,黃雀得飛飛;飛飛摩蒼天,來下謝少年。
  詩人以羅家喻迫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了一個解救受難者的俠義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緒。曹丕即位就積極翦除曹植的羽翼,殺死了他的好友丁儀、丁異等,可見這樣的詩是有現實背景的。
  曹植前期的詩歌主要是表現他的壯志,很少反映社會現實,只有《送應氏》第一首因送友人而連帶寫到友人所居的洛陽的殘破。後期由於自己生活的不幸,逐漸能體會到一些下層人民的痛苦,才寫出了個別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如《泰山梁甫行》給我們描繪了一幅當時邊海人民貧困生活的畫面:
  八方各異氣,千里殊風雨。劇哉邊海民,寄身於草野。妻子象禽獸,行止依林阻。柴門何蕭條,狐兔翔我宇。
  《雜詩》第二首則表現了對從戎的“客子”的同情。
  曹植還寫了不少情詩,如《七哀》、《美女篇》等。這些詩與表現壯志的詩風格明顯不同 ,感情哀婉纏綿,與漢末古詩中的抒情詩極相近。《七哀》一首情調尤肖《古詩十九首》。這些詩中有一些可能寄託了詩人君臣不偶和懷才不遇的感情。
  《詩品》說曹植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很能概括曹植詩歌的藝術風格。曹植一生熱中功名,追求理想,遭遇挫折後,壯志不衰,轉多憤激之情,所以詩歌內容充滿追求與反抗,富有氣勢和力量,這就形成了“骨氣奇高”的一面。
  在建安詩人中,曹植要算是最講究藝術表現的。他的詩歌雖然也脫胎於漢樂府,但同時吸收了漢末文人古詩的成就,並努力在藝術上加以創造和發展。建安詩歌從樂府出來逐漸文人化,到了曹植手奡N具有明顯的文人詩的面目了。如《美女篇》模仿漢樂府《陌上桑》,但描寫的細緻和詞藻的華麗,與《陌上桑》迥異其趣,正表現了這種傾向。曹植的這種努力造成了他的“詞采華茂”的一面。他的詩善用比喻,不只多而貼切,並且常常以全篇?比,如以少年救雀喻解救受難者,以轉蓬飄蕩喻流徒生活,以女無所歸喻懷才不遇等。他的詩又注意對偶、煉字和聲色。如:“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秋蘭波長阪,朱華冒綠池。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一連三聯對偶,後兩聯尤?工整。“被”字,“冒”字見出作者選詞用字的匠心。他有些詩句已暗合律詩的平仄,富於音樂性。此外曹植的詩還工於起調,善?警句,如“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它們或在篇首,或在篇中,都使全詩增色。曹植這方面的成就提高了詩歌的藝術性,但也開了雕琢詞藻的風氣。
  曹植的辭賦也都是抒情小賦。《洛神賦》是他賦中的名作。這篇賦接受了《神女賦》的影響。它熔鑄神話題材,通過夢幻境界,描寫一個人神戀愛的悲劇。賦中先用大量篇幅描寫洛神宓妃的容貌、姿態和裝束,然後寫到詩人的愛慕之情和洛神的感動:“於是洛靈感焉,徒倚旁徨,神光離合,乍陰乍陽。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超長吟以永慕兮,聲哀厲而彌長。”通過這些動作的描繪把洛神多情的性格也刻劃得十分突出。最後寫到由於“人神之道殊”,洛神含恨贈當而去,和詩人失意追戀的心情,有濃厚的悲劇氣氛。這篇賦想象豐富,描寫細膩,詞采流麗,抒情意味和神話色采很濃,藝術的魅力很大。
  在曹植的文章中,《與吳季重書》和《與楊德祖書》是兩篇有名的散文書劄。後一篇直抒懷抱,譏彈時人,文筆鋒利簡潔,也很能表現他自視甚高的性格。另外,他的《求自試表》、《求通親親表》是兩篇駢儷成分極重的文章。但它們都有一定的內容,而在形式上,對偶排比句也往往是三、四、五、六言相間,並且不排斥散句,所以錯落有致,工整而不萎弱,與後來許多形式主義的駢文有很大不同。特別是前一篇,詩人的急切用世之心,洋溢在字埵瘨﹛C
  建安文學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一個時期的文學能形成一種傳統而被接受下來是不多的。鍾嶸在反對晉以後的形式主義詩風時,曾慨歎“建安風力盡矣”!初唐詩人陳子昂在進行詩歌革新時,也高舉“漢魏風骨”的旗幟,這說明“建安風骨”的傳統對後世文學的影響是相當深遠的!

《阮籍、嵇康》


  第四節:阮籍、嵇康

  繼建安文學之後的正始文學,在文學史上也有它的貢獻,代表作家是阮籍、嵇康。
  正始時期,代表世族大地主利益的司馬氏,在逐漸掌握了魏國的軍政大權之後,與曹魏統治者展開了激烈的爭奪政權的鬥爭,政治異常黑暗。阮籍、嵇康都有較進步的政治思想,不滿現實的腐朽。他們看到司馬氏假“名教”以達到自私的目的,便以老莊的“自然”與之對抗。他們的創作雖然貫串著老莊思想,與建安文學有明顯的不同,但仍然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政治現實,在基本精神上還是繼承了“建安風骨”的傳統的。
  阮籍(210—263),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他早年“好書詩”,有“濟世志”,但處於魏晉易代之際,在統治階級內部的殘酷鬥爭中,不僅抱負無由施展,自身的安全也沒有保障。於是轉而崇尚老莊思想,對黑暗的現實採取了一種消極反抗的態度。他終日“飲酒昏酣,遺落世事”,作官只是“祿仕”而已,言談交際更是“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阮籍儘管在行動上佯狂放誕,內心卻十分痛苦。史載他“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所窮,輒慟哭而返”。他把這種寓藏在內心的、無由發泄的痛苦與憤懣都在詩歌中用隱約曲折的形式傾瀉出來,這就是著名的八十二首五言《詠懷詩》。《詠懷詩》不是一時之作,它們真實地表現了詩人一生的複雜的思想感情。如“夜中不能寐”一詩: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鑒明月,清風吹我襟。孤鴻號外野,翔鳥鳴北林。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
  這詩表現了生活在黑暗現實堛爾痐H內心苦悶,末兩句更充分表現出他那看不見任何希望和出路的憂思。“獨坐空堂上”一首則典型地表現了詩人孤獨索寞的感情。
  在魏晉易代之際,最刺激詩人心靈的是政治的恐怖。“嘉樹下成蹊”一首寫道: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止。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凝霜被野草,歲暮亦雲已。
  詩人通過自然景物由繁華而零落憔悴的過程,形象地揭示出曹魏政權的由盛而衰,表現了自己生命難保的憂懼心情。“一日複一夕”一詩更表現了詩人處於這種險惡環境中“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的戰戰兢兢的心理。
  阮籍儘管有懼禍的思想,但對暴虐的現實政治仍表現了一種守正不阿的品格: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朔風厲嚴寒,陰氣下微霜。羈旅無儔匹,免仰懷哀傷。小人計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詩人用朔風微霜比司馬氏的肆暴,用走獸飛鳥比小人的逢迎馳騖,用羈旅比自己的寡儔,清楚地表現出時局的狀況和詩人的處境(注:何焯據詩中“是時鶉火中,日月正相望”所指的時序,推定此詩是“指司馬師廢齊王事”,是可信的。)。但詩人卻堅定地表示不學計功的小人,而要做守常的君子。此外,他在一些詩中歌頌“氣節故有常”的壯士,揭露“閑遊子”“工言子”“誇毗子”“佞邪子”等小人,以及“外厲貞素談,戶內滅芬芳”的虛?的禮法之士,也正是這一主題的發揮。
  阮籍不僅不滿司馬氏黑暗殘暴的統治,從進步的政治思想出發,他對曹魏統治者的日趨荒淫腐朽也進行了揭露。如“駕言發魏都”: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台。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複來。夾林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土灰。
  這首詩借古以寓今,揭露了魏國後期政治的腐敗和統治者的荒淫。結尾大膽地指出這必將導致滅亡的命運。“湛湛長江水”一首表現了同樣的主題。
  《詠懷詩》是一個複雜的總體。除了上述這些積極內容之外,也有不少作品表現了詩人意志消沈、畏禍避世的消極思想。
  阮籍處於政治高壓之下,雖然滿腹憤懣不平卻不能直接說出來,因此,儘管他是“使氣以命詩”(《文心雕龍·才略》),在表現上卻多用比興手法:或用自然事物象徵,或用神話遊仙暗示,都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隱約曲折地表現思想內容,正如《詩品》說的:“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厥旨淵放,歸趣難求”。《詠懷詩》繼承了《小雅》和《古詩十九首》,但比興手法的大量使用,則又顯然是受了楚辭的影響。所以阮籍不僅是建安以來第一個全力作五言詩的人,而且能吸收多方面的影響,創造獨特的風格,在五言詩的發展中是佔有重要地位的。
  阮籍這種以詠懷?題的抒情詩對後世作家有很大影響。陶淵明的《飲酒》,庾信的《擬詠懷》,陳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風》,這些成組的詠懷之作,顯然都是繼承阮籍《詠懷詩》這一傳統而來的。
  阮籍的《大人先生傳》是一篇有價值的散文。傳中所塑造的超世獨往、與道合一的大人先生形象雖然是虛幻的,並有某種引導人們脫離現實的傾向,但對封建社會的批判和揭露卻是深刻尖銳的。傳中說:“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一語便揭穿了封建統治的本質。作者指出這樣的統治是無法鞏固的,必有一天會遭遇“亡國戮君潰散之禍”,到了這時,那些依附封建統治的寄生蟲也必然同歸於盡:
  且汝獨不見夫虱之處於昆中乎?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昆當,自以?得繩墨也。饑則齧人,自以?無窮食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死於昆中而不能出,汝君子之處區內,亦何異夫虱之處昆中乎?
  在客觀上散佈了對封建社會的悲觀思想。這篇散文顯然受了《莊子》寓言、楚辭神遊、漢賦鋪張的影響。全篇使氣騁辭,奇偶相生,韻文與散文間雜,有它的獨特風格。
  
  嵇康(223—263),字叔夜,譙國垤(今安徽宿縣西)人。他的性格明顯地表現?兩面:一面崇尚老莊,恬靜寡欲,好服食,求長生;一面卻尚奇任俠,剛腸嫉惡,在現實生活中鋒芒畢露,因此?司馬氏所不容,而遭殺身之禍。嵇康的反對司馬氏,固然與他?魏室姻親有關,但根本的原因卻在於他不滿意司馬氏的黑暗、殘暴的統治。他在《太師箴》中揭露“季世”的情況說:“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崇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天下,今?一身。”這實際是對司馬氏統治的痛斥。
  嵇康在反抗現實的表現上比阮籍激烈,詩歌成就卻不如阮籍。他的詩歌首重表現一種清逸脫俗的境界。如《酒會詩》之一: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凡凡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楫容裔。放濯投竿,優遊卒歲。
  不過他也有一些詩,如《答二郭》等明顯地表現了憤世疾俗的感情,特別是因呂安事牽連入獄後所寫的《幽憤詩》,?述了他托好老莊不附流俗的志趣和耿直的性格,雖然也責備自己“惟此褊心,顯明臧否”,以致“謗議沸騰”,但他並不肯改變素志,最後表示要“采薇山阿,散發岩曲”,仍然是以俊逸之辭表現他的硬骨頭。詩風的“峻切”,於此可見。他的四言詩藝術成就高於五言。
  嵇康的《與山巨源絕交書》是一篇有濃厚的文學意味和大膽的反抗思想的散文。文中說:“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他的“必不堪者七”,是表示蔑視虛?禮教,“甚不可者二”更是公然對抗朝廷法制,所謂“每非湯武而薄周孔”,正是公開揭穿司馬氏爭奪政權的陰謀。也正因?這篇書信,司馬氏終於殺害了他。這篇散文自始至終貫串著對司馬氏腐朽統治的決絕態度。他把山濤薦他作官比做是“羞庖人之獨割,引屍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擅腥”,極盡辛辣諷刺之能事。並表示如果司馬氏要強迫他作官,他就會象野性難馴的麋鹿,“狂顧頓纓,赴湯蹈火”。全文嘻笑怒?,鋒利灑脫,很能表現他峻急剛烈的性格。

《西晉文學》


  
  第二章:西晉文學

  文學發展到西晉開始了明顯的轉變。西晉的士族制度加深了階級鴻溝,士族文人遠離社會和人民,他們的創作缺乏現實內容,就只能追求形式的華美,逐漸走上形式主義的道路,“采縟於正始,力柔于建安”(《文心雕龍·明詩》),“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文心雕龍·情采》)。晉初傅玄、張華已經表現出這樣的傾向,到了陸機、潘嶽遂發展到了嚴重的階段。這一時期只有左思、劉琨等個別作家在文學上表現了突出的成就。

《傅玄、張華》


  第一節:傅玄、張華

  傅玄、張華是晉初的著名詩人,他們的詩風表現了由魏到晉的過渡。
  傅玄(217—278),字休奕,是晉初出身較寒微的大官僚,政治思想較?開明,多有針對時弊的諫議,史載他“性剛勁亮直”,“諤諤當朝”,“使台閣生風,貴戚斂手”。
  傅玄以樂府詩見長。他雖然在晉武帝制禮作樂時,寫了不少歌功頌德的宗廟樂章;但一部分樂府卻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反映了社會問題,具有現實意義。其中尤以反映婦女問題的作品?最突出。如《豫章行·苦相篇》:
  苦相身?女,卑陋難再陳。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色,素齒結朱唇。跪拜無複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形與影,今?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
  從女子出生、成長到嫁人以至婚後生活的整個過程中,深刻有力地揭示了封建社會婦女地位的低下。他用漢樂府《豫章行》的舊題寫現時情事,顯然接受了曹操樂府詩的影響。此外,傅玄的故事性樂府《秋胡行》表現了秋胡妻忠於愛情的貞烈行?;《秦女休行》描寫了龐烈婦的正義復仇舉動,都從正面歌頌了婦女的高貴品質。特別是後一首塑造了一個不畏強暴?父母報仇雪恥的婦女形象,全詩“音節激揚,古質健勁”(《采菽堂古詩選》),頗有漢魏風骨。
  傅玄的一些描寫愛情的小詩有著較高的藝術成就。如《雜言》:
  雷隱隱,感妾心;傾耳聽,非車音。
  僅僅十二個字,卻傳神地表現了思婦如癡入迷的情態。此外如《西長安行》、《短歌行》、《昔思君》等也都是好作品。《西長安行》是模仿漢樂府的《有所思》的,但後者表現對變心人的決絕態度,前者卻描寫了一種情不忍絕的纏綿宛轉的心境,故仍給人以新鮮的感覺。傅玄這一類詩善用比興,構思新巧,語簡情深,清麗可喜。
  傅玄有些詩純系機械的類比之作。如《豔歌行》便是亦步亦趨地摹擬《陌上桑》,不只毫無新鮮的意味,而且歪曲了原詩的人物形象。這類創作開了後來機械擬古的風氣,助長了形式主義的發展。
  
  張華(232—300),字茂先,出身寒微而官至顯位,是一個較正直的官僚。史稱他“盡忠輔弼,彌縫補缺,雖當暗主虐後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
  西晉繼正始之後,名士多崇尚玄虛,張華在《壯士篇》中說:“年時免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正由於他有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所以不滿意士族階級的醉生夢死,寫下了一些揭露士族腐朽的詩篇。如《遊獵篇》通過遊獵生活的描寫,暴露了士族生活的放蕩。《輕薄篇》更用鋪張的筆法淋漓酣暢地揭露了士族生活的驕奢淫逸:“甲第面長街,朱門赫嵯峨。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差。浮醪隨觴轉,素蟻自跳波。美女興齊趙,妍唱出西巴。……盤案互交錯,坐席鹹喧嘩。簪珥或墮落,冠冕皆傾邪。酣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複顧他?”這些詩在內容上還保有漢樂府精神。不過他的不少詩往往內容單薄,而愛鋪排對偶、堆砌典故和詞藻,不免顯得繁縟乏味。這種情況有時簡直發展到了病態的程度。如《博陵王宮俠曲》描寫“雄兒”說:“吳刀鳴手中,利劍嚴秋霜。腰間叉素戟,手持白頭鑲。”?了鋪排文字讓雄兒帶上這?多武器,就很難想象。《詩品》評他“其體華豔,興托不奇。巧用文字,務?妍冶”,很能說明他的詩的一般風格。
  張華的《情詩》藝術性較高。“居歡惜夜促,在戚怨宵長。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巢居知風寒,穴處識陰雨。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寫情真實動人,表現上也較樸實,沒有繁縟的堆砌毛病。

《陸機、潘岳、張協》


  
  第二節:陸機、潘岳、張協

  西晉太康、元康時期,文壇上出現了更多的作家,有三張(張載、張協、張亢)、二陸(陸機、陸雲)、兩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之稱。西晉初年,晉武帝在全國統一後,?了穩定統治,又採取了一些進步措施,因此出現了太康年間的小康局面。這更使得士族階級得意忘形,看不見任何社會矛盾。因此,這一時期以陸機、潘岳?代表的一些士族文人,大大地發展了形式主義的詩風。
  陸機(261—303),字士衡,吳郡(今江蘇松江縣附近)人。吳大司馬陸抗之子,吳亡入洛,成?太康文壇最著名的作家,他的文風對當時有深刻的影響。
  陸機詩內容貧乏,無非是士大夫的一般感慨,卻竭力追求詞藻和對偶,結果流於堆砌呆板,繁冗乏力,如《長歌行》:“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弦。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不過是時光易逝、人生難久一點意思,卻敷衍成對偶的八句。陸機詩的另一特點,是機械地類比前人。比如樂府,曹氏父子是“用樂府題目自作詩”,他卻是因襲舊題,敷衍成篇,“踵前人步伐,不能流露性情”(黃子雲《野鴻詩的》)。如模仿曹操的《苦寒行》,遠不及原詩的形象生動。他的《擬古詩》十二首是模仿《古詩十九首》的,雖曾名重一時,卻也是意不出於原詩,只略?變換詞句而已。陸機詩的這些特點使他成?當時形式主義詩風的代表人物。
  陸機只有少數作品略?可取。如《赴洛道中作》:
  遠遊越山川,山川修且廣。振策陟崇丘,案轡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頓轡倚嵩岩,側聽悲風響。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枕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不甚鋪排辭藻,而能比較形象地寫出詩人去國遠行途中的一些親身感受。此外,他的詩也還往往有些名句,如孫綽所說的:“陸文若排沙簡金,往往見寶”(《世說新語·文學》)。
  陸機的賦與文,雖然內容也不夠深厚,但較有自己的感觸和體會,成就比詩要高。如《歎逝賦》、《吊魏武帝文》,都寫得淒惋動人。此外,他的《演連珠》引喻貼切,文字工整,表現了他在運用駢儷文字上的熟練技巧。《文賦》則是精心結撰的論文名作,我們將在文學批評一章中?述。
  
  潘嶽(247?—300),字安仁,滎陽中牟(今河南開封附近)人。晉惠帝時,一些文人名士趨附權臣賈謐,有二十四友之目,“嶽?其首”。趙王倫執政時,?孫秀所害。
  潘岳與陸機齊名,也是當時形式主義詩風的代表人物。他的詩與陸機一樣缺乏深厚的內容,其藝術表現的特點之一是詞采華豔,所以孫綽說“潘文爛若披錦”;其次是鋪?過多,往往平緩繁冗而缺乏含蓄。不過他的詩間有真摯的感情,比陸詩要高一籌,特別是他的名作《悼亡詩》三首,其一雲: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澠免恭朝命,回心反初役。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曆。帷屏無仿佛,翰墨有餘?。流芳未及歇,遺挂猶在壁。悵兄如或存,周遑忡驚惕。如彼翰林鳥,雙棲一朝只;如彼遊川魚,比目中路析。春風緣隙來,晨留承簷滴。寢息何時忘,沈憂日盈積。庶幾有時衰,莊缶猶可擊。
  “帷屏”四句寫物在人亡之感,“春風”四句寫沈浸於悲哀之中不覺冬去春來的感受,都很動人。後人寫哀念亡妻的詩也都用“悼亡”?題,是受了他的影響。
  潘嶽又“善?哀誄之文”。他的《懷舊賦》、《寡婦賦》、《哀永逝文》等都以善敘哀情著稱。如《哀永逝文》說:“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堣撚蓬瓷C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寫喪失了親人之後,覺得周圍一切都變得空曠蕭條,表現哀情曲折而深入。
  
  張協(25 5?—310?),字景陽。他的詩藝術成就較高。在當時日趨雕琢繁縟的詩風堙A既能“文體省淨,少病累”,又能“巧構形似之言”,寫景狀物都很形象。《雜詩》十首是他的代表作。它們或寫閨中懷人之情,或寫遠宦思鄉之感,或傷懷才莫展,或歎世路多艱,或高歌固窮守志,或自助及時努力,內容較?廣泛,而情志的高遠,造語的清新警拔,都在潘、陸等人之上。如“秋夜涼風起”: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列吟階下,飛蛾拂明燭。君子從遠役,佳人守煢獨。離居幾何時,鑽遂忽改木。房櫳無行?,庭草萋以綠。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全詩情景結合,辭語清拔,很能表現“詞采蔥倩,音韻鏗鏘”(《詩品》)的特點。“房櫳無行?”四句,通過景物的描繪來表現思婦的深切懷思,這種手法對後來抒情詩人有?發。

《左思、劉琨、郭璞》


  
  第三節:左思、劉琨、郭璞

  在形式主義詩風盛行的太康時期,能繼承和發揚“建安風骨”的傳統,寫出了有充實內容的作品的作家,是傑出的詩人左思。思字太沖,齊國臨淄(今山東臨淄附近)人。大約生於魏廢帝時代,卒於西晉末年。左思出身寒微,晉武帝時,妹芬以才名被選入宮,全家遷居京師。思官秘書郎,以《三都賦》顯名當時。惠帝時,預賈謐二十四友之列,並曾?賈謐講《漢書》。永康元年,謐被誅,乃退居宜春堙C後齊王裔命?記室,辭不就。太安中,張方縱暴京師,遂全家去冀州,數歲而死。
  左思現存詩十四首。《文心雕龍》說他“盡銳於《三都》,拔萃于《詠史》”。《詠史》八首是他的代表作。這些詩並非一時寫的,它反映了詩人由積極而消極的過程。
  晉自武帝即位以來,東南吳國和西北羌胡不斷犯擾邊境,《詠史》第一首說:“鉛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表現他要?國立功的雄偉抱負。在第三首中,詩人歌頌段幹木、魯仲連“遭難能解紛,功成恥受賞”,實際也是表現他“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的高尚品格。
  左思在《雜詩》中寫道:“高志局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琠~,歲暮常慨慷。”左思妹芬?貴嬪,他一生仍不得志,這主要由於出身寒微而得不到門閥社會的重視。正是這樣,詩人把筆鋒轉向了對門閥制度的揭露和抨擊。如《詠史》第二首: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全詩前半以貼切而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門閥社會的不合理。後半更指出這種現象的根深蒂固,連古人的牢騷都給發了。這就擴大了詩歌包含的內容,加強了詩的思想感染力量。
  詩人不只揭露了門閥制度的腐朽,而且對門閥士族表現了強烈的反抗精神。第五首寫道:
  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列宅紫宮堙A飛宇若雲浮。峨峨高門內,藹藹皆王侯。自非攀龍客,何?炎來遊?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表現了他對這個腐朽的門閥社會的決裂態度。在第六首堙A他對那些豪門右族表現了極端的輕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第四首則通過對揚雄的歌頌,?寂寞的寒士張目吐氣:“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從東漢班固以來的《詠史》詩大抵是“隱括本傳,不加藻飾”,一詩詠一事,在史事的客觀復述中略見作者的意旨。左思的詠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證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斷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張玉穀《古詩賞析》),又往往錯綜史實,連類引喻,名?詠史,實是詠懷。這是對詠史詩的創造性的發展,對後代?生了良好的影響。
  左思志高才雄,胸懷曠邁,富有反抗精神,所以他的詠史詩筆力矯健,情調高亢,氣勢充沛,具有積極浪漫主義的特色。《詩品》稱之?“左思風力”,這顯然是“建安風骨”的繼承與發揚。《詩品》又說他“文典以怨”,很清楚也是指詠史詩而言。這些詩埵h引史事,所以“典”;他用史事發泄對現實的不滿,所以“怨”。從他的詩媮晱i以看到建安以來文學技巧的發展。詩中使用對偶,也用詞藻,但由於剪裁得當,嚴格地?表現內容服務,使得風力內充,一點沒有冗遝平弱的毛病。他的詩不只豐富了五言詩的風格,藝術表現也更?圓熟了。
  此外,他的《嬌女詩》以現實主義的描寫手法,使用俚語,生動地描繪了兩個小女孩的天真情態,後來陶淵明的《責子》詩,杜甫《北征》中的片斷,李商隱的《驕兒詩》都顯然受了它的影響。他的《三都賦》雖是精心覃思之作,並曾名動一時,但基本上是走漢代大賦的老路,只是更求實一些,文學價值不大。
  
  劉琨(270—317)是略後於左思的有成就的作家。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東南部)人。他是貴公子,早年生活浮華放蕩,西晉末年,在尖銳的民族矛盾中成?愛國志士。他和祖逖聞雞起舞的故事更經常?後來一些富有事業心的學者、詩人所稱道。關於他前後思想的轉變,他在《答盧諶書》中自?得很清楚:“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自頃舟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雕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然後知聃周之?虛誕,嗣宗之?妄作也。”他在外族入侵的情況下,歷任刺史、大將軍等職,在北方輾轉抗敵,後因軍事失利,投幽州刺史段匹單,竟?段所害。
  劉琨現存詩歌雖只有三首,但都是後期保衛中原的戰鬥生活的?物,有豐富的現實內容和深厚的愛國感情。永嘉元年九月,詩人赴並州刺史任,這時北方“胡寇塞路”,他“以少擊?,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寫下了有名的《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水山。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顧瞻望宮闕,俯仰禦飛軒。據鞍長太息,淚下如流泉。系馬長松下,發鞍高嶽頭。烈烈悲風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浮雲?我結,歸鳥?我旋。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麋鹿遊我前,猿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薇蕨安可食?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窮。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漢武不見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棄置勿重陳,重陳令心傷。
  詩的前半表現了對故國的深沈眷戀。接著描寫赴任途中的困苦情況,從不畏艱難的前進中披露了詩人愛國的至誠。篇末用李陵的典故揭露了抗敵鬥爭中來自統治階級內部的困難,透露了晉政權的腐朽。劉琨於並州失利,投奔段匹單,與段相約共輔王室,不料因兒子劉群得罪段匹單,遂陷縲拽。這時又寫了《重贈盧諶》一詩。詩的前半列舉史事,一方面表現自己扶助晉室的懷抱,表示如果段能?王室出力,可以不計較私怨,“苟能隆二伯,安問党與仇?”是大義感人的詩句;另一方面激勵盧諶?國立功,並援救自己。詩的後半則表現了“英雄失路,萬緒悲涼”的感慨:“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舟。何意百煉鋼,化?繞指柔!”
  劉琨的詩清剛悲壯。《詩品》說它“善?淒戾之詞,自有清拔之氣”,《文心雕龍》說它“雅壯而多風”,都很能說明劉詩的特色。
  劉琨的愛國行?和愛國詩歌給後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代愛國詩人陸遊在《夜歸偶懷故人獨孤景略》中說:“劉琨死後無奇士,獨聽荒雞淚滿衣。”可以看到詩人對他的讚揚。元好問《論詩絕句》說:“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並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把劉琨與曹操相比,感歎他未能實現雄心壯志。
  
  魏正始時玄學興起,阮籍、嵇康的作品已有濃厚的老莊思想。兩晉時期,玄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至西晉末年遂興起了玄言詩。《詩品》說:“永嘉時,貴黃老,稍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在這種文學風氣堙A能夠“變創其體”,而獲得一定成就的,是詩人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純,河南聞喜(今山西絳縣附近)人。他好經術,博學有高才,通古文奇字,又善五行天文蔔筮之術,因反對王敦謀反而被害。
  郭璞的《答賈九州愁詩》說:“顧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綱既紊,浮鯢橫騰。”對西晉滅亡,中原淪於外族表示了深沈的感慨。又說:“運首北眷,邈哉華琚C雖欲淩翥,矯翮靡登。……庶唏(希)河清,混焉未澄”,表現出恢復中原和澄清時局的願望。這些說明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愛國的感情。但他處於政治黑暗的亂世,也有懼禍避世的消極思想,所以詩末說:“無貴香明,終自截渴。未若遺榮,必情丘壑。逍遙永年,抽簪收發。”
  郭璞的代表作是《遊仙詩》十四首。遊仙詩的來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詩》,漢樂府中也有這類作品,建安、正始時期更不斷有人繼作。遊仙詩中明顯地有兩種傾向,一種是所謂正格的遊仙詩,它們“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餐霞倒景,餌玉玄都”(《文選》李善注);一種是借遊仙以表示對現實的不滿與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顯然是繼承了後一種傳統。他的遊仙詩借遊仙以詠懷,有一定的現實內容。如第一首說:“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未若托蓬萊”,表示了對朱門的輕蔑與否定。第五首說:“清源無增瀾,安得運吞舟。圭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表現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時的感慨。第四首則表現了求仙的渺茫和傷時歎逝的感情。郭璞遊仙詩的另一特色是富於形象性,和一般遊仙詩往往寫得過於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說:“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寫想象中的神仙居處和生活情態,形象鮮明而生動。《詩品》說他的詩“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這種特色。不過《遊仙詩》的主旨畢竟在歌詠高蹈遺世,所以消極性仍是很大的。

《陶淵明》


  
  第三章:陶淵明

  東晉時期,士族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盛,對文學的影響也更大,出現了孫綽、許詢等一系列作家,他們“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玄言文學占了文壇的統治地位。這種文學在內容上是“世極屯顫而辭意夷泰”,嚴重地脫離現實。在藝術上則“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失去了藝術的形象性和生動性。直到東晉末的陶淵明,才給文壇帶來了富於現實內容、具有獨特風格的創作。

《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


  
  第一節: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馬,祖父和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不過到了他,家境已經沒落。
  陶淵明少年時代由於家庭和儒經的影響,對統治階級抱著幻想,有“大濟蒼生”的壯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處的時代卻是對他十分不利的。這時,反動的門閥制度發展到了頂點,門閥士族壟斷了高官要職,出身於庶族寒門的人則遭到無理的壓抑。陶淵明的曾祖陶侃雖以軍功取得晉朝的高官,但本身並非門閥士族,在當時就已被譏罵?“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淵明時代,連這樣的家世也沒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會的重視。這時東晉政治又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銳。以陶淵明生活的主要時期來說,便經歷了司馬道子、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終於奪取了晉政權的劉裕勢力的興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軍閥所熱中的是爭權奪利,他們既不想整頓政治,也無意收復失地。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想實現進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這種客觀現實對陶淵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變化有著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才出仕,以後十多年堙A他幾次做官,都不過是祭酒、參軍等職,不僅濟世的抱負無由施展,而且必須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恥”和“違己交病”。在老莊思想和隱逸風氣盛行的影響下,陶淵明早年便有愛慕自然,企羨隱逸的思想,所謂“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當他仕途不得志時,就更懷戀這種生活,“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所以,這十多年堨L一直“一心處兩端”,行動上也是仕隱無常。三十九歲時,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變化,他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就是說本應該是憂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給了。就在這一年他親自參加了勞動。此後,他又作過鎮軍、建威參軍,因?“耕植不足以自給”,又一度?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逢郡督郵來縣,屬吏告訴他應束帶接見,他歎道:“我不能?五鬥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仕隱不定的生活,堅決走上了歸田的道路。
  在陶淵明歸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以鎮壓孫恩起義和桓玄叛亂而起家的劉裕獨攬了東晉的軍政大權,又在北伐南燕後秦中壯大了聲勢,終於代晉稱帝。但是門閥世族的勢力依然存在,黑暗腐敗的社會並未改變。看慣了戰亂、篡奪、陰謀、危機的陶淵明,?了避禍,就決心不再出仕。晉末征他?著作佐郎,辭不就。宋元嘉時,他“偃臥瘠餒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濟勸他出仕,他也拒絕了。道濟贈給他粱肉,他“麾而去之”,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
  “世與我而相違,複駕言兮焉求?”陶淵明的歸田,是在對污濁的現實完全絕望之後,採取的一條潔身守志的道路。這時儒家的“獨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導的地位。從他放棄了實現濟蒼生的理想來說,具有一定的消極性,但從他堅持高尚的志趣,決不和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來說,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因?他把壯志埋藏在心堙A所以一直沒有忘卻現實,常常流露對腐朽的現實的不滿和壯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憤。同時,道家思想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樸素唯物論成分,認?萬物都是按照自然規律而生滅變化,否定道教的長生永視之說和佛教的神不滅的思想,這是他進步的方面。但他由此出發而採取的“委運乘化”的人生態度,卻是具有消極作用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複奚疑”,說明他處在極端不合理的現實中,想用這種態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脫于現實之外。
  陶淵明的後期最值得重視的是他親自參加了勞動。這就當時文人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會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視勞動的,兩晉南北朝士族尤甚。?之推《?氏家訓》說:“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務。”《南史·到溉傳》載:到溉先祖曾擔糞自給,別人罵他“尚有餘臭”。陶淵明卻衝破了這種剝削階級的意識,堅決地走上了躬耕自給的道路。這樣他的思想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變化。他改變了剝削階級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共同勞動、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對農民?生了親切的感情,培植了傾向於平等的思想。他本來認?勞動可以自養,所謂“力耕不吾欺”的,但是他的生活,卻和一般農民一樣,不斷地走著下坡路,經常受到饑寒的威脅,有時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這也促使他不能不從別的方面去尋求貧困的原因了。上述這些思想的發展,推動詩人提出了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桃花源的社會理想,對不合理的封建社會表示了抗議。

《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


  
  第二節:陶淵明作品的思想內容與藝術特色

  陶淵明的作品,現存詩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辭賦三篇,還有《讀史述九章》和《扇上畫贊》兩篇接近四言詩的韻文。
  詩歌是詩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詩,具有豐富的內容。
  詩人生活在極端黑暗的社會堙A卻堅持高遠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現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和郭主簿》詩說:“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霜下傑。”《飲酒》第八首說:“青松在東園,?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霜威下盛開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詩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徵。詩人在《詠貧士七首》和《扇上畫贊》中還歌頌了不少固窮守志的人物。
  正是由於有著這樣的品格,詩人一方面對腐朽的統治階級表現了一種孤高的態度。《詠貧士》第一首說:“萬族各有托,孤雲獨無依;曖曖空中滅,何時見餘輝?”這朵晴空飄浮的孤雲,象徵詩人的處境和命運,它孤獨無依,會無聲無息地消滅,但也表現了詩人的態度,它要遠去塵埃,永遠保持自由和高潔。另一方面,也對污濁的現實表現了強烈的不滿。在《飲酒》二十首堙A他借著“醉人”的語言,或是指責社會上是非顛倒,毀譽雷同(第六首),或是揭露政治的陷阱危機(第十七首),或是鄙棄世俗的虛?和欺詐(第十二、十九首),在最末一首堙A他說:“如何絕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雖然是美化了孔子,但他更主要的是對馳逐名利的頹敗士風感到無比的憤激和沈痛。
  陶淵明的志趣與性格,終於使他同統治階級上層社會完全決裂,回到田園中來。他寫下了大量的田園詩。他的田園詩充滿對污濁的社會的憎惡和對純潔的田園的熱愛。如《歸園田居》第一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媟洁C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堙A複得返自然。
  詩人把統治階級的上層社會斥?“塵網”,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羈鳥”、“池魚”,把退處田園說成是沖出“樊籠”,重返“自然”,表現了他對醜惡的社會的鄙視。詩人著重地細緻地描寫了純潔、幽美的田園風光,字埵瘨′y露了作者由衷的喜愛。在這堙A淳樸、寧靜的田園生活與虛?、欺詐、互相傾軋的上層社會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當詩人尚未離開宦途時,總有一種“暫?人所羈”的感覺,心情無法平靜下來,他“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但當他遠離了污濁的現實,回到田園中來,卻感到獲得了歸宿。《飲酒》第五首: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詩人避開了達官貴人的車馬的喧擾,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獲得了自由而恬靜的心境。
  詩人的田園生活雖然是遠離統治階級,卻更接近了下層文人和農民。這埵釦茼P道合的朋友談心賞文:“鄰曲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有樸實的農民共話桑麻:“時複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有鄰里的相與宴飲:“漉我新熟酒,只雞邀近局”;也有天倫之樂:“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所以,他的田園詩是有著豐富的現實生活內容的,這也是他的田園詩動人的原因之一。
  尤其可貴的是他的田園詩還反映了勞動生活的內容。如《歸園田居》第三首: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帶著月色,從草木叢生的小徑上荷鋤歸來的勞動者的形象。《懷古田舍》詩說:“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在田野風景和農事活動的描寫中洋溢著一種喜悅之情。由於詩人親自參加了農業勞動,並由衷地喜愛它,勞動,第一次在文人創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頌。他的一些田園詩還表現了只有一個勞動者才可能體會的思想感情。如《歸園田居》第二首說:“桑麻日已長,我土日以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現了他對農作物收成的密切關懷。《于西田獲早稻》詩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不僅表現了與剝削階級寄生觀點鮮明對立的依靠勞動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現了不辭辛苦、堅持躬耕的頑強態度。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識,使他的田園詩閃爍著進步的思想光輝。
  陶淵明還有一些田園詩描寫了他的田園生活的貧困狀況。《示龐主簿鄧治中》說:“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願烏遷。”《有會而作》說:“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這些詩雖然只是描述他自己晚年每逢天災不免屢受饑寒的境遇,但是我們也可以從中想見當時農民們的更加悲慘的生活情景。
  陶淵明在田園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是極其複雜的。《讀史述·屈賈》中說:“進德修業,將以及時;如彼稷契,孰不願之!”他也是希望能做稷契一類的人物的。當他壯志不得伸展而轉托田園之後,雖然努力使自己滿足于田園生活的樂趣,有時甚至企圖以醉酒忘世,“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或者用道家順應自然的態度對待人生,“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但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壯志未遂的苦悶。《雜詩》第二首說:“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淒,終曉不能靜。”可以看到詩人在光陰虛擲中極度矛盾不安的心境。詩人也一直沒有丟掉疾惡與除暴之心。在《讀山海經》第十一首中,詩人大呼“明明上天鑒,?惡不可履”,用《山海經》中所記載的神話傳說指出“肆威暴”的人,必然會遭到悲慘的結局。在《詠荊軻》一詩中,詩人熱情地歌頌不惜犧牲生命而勇於除暴的壯士荊軻說:“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讀山海經》第十首還歌頌了精衛和刑天雖死不屈的精神:
  精衛銜微木,將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
  這無疑是詩人不屈的意志的表現。“猛志固常在”,說明詩人心中永遠燃燒著一股不熄的火。上述這“金剛怒目式”的一面是詩人性格和創作不可分割的一個重要部分。除此以外,從《擬古》的“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雲行遊近?張掖至幽州”和他聽見關中收復以後在《贈羊長史》詩中寫的“九域甫已一,逝將理舟輿”等詩句,我們還可以看到他關懷收復中原的愛國熱情。
  詩人較晚時期所寫的《桃花源詩並記》標誌了詩人思想發展的高度。詩人在這奡ㄔX了“桃花源”的社會理想。這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呢?這堛漸肮′O富裕、和樂而安寧的:“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這堣H人參加勞動:“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勞動所得也全歸自己所有,沒有封建的剝削:“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詩人指出這是一個“與外人間隔”的“絕境”,是桃花源中人們的先世?逃避嬴秦暴政而開闢起來的一個新世界。他們“不知有漢”,更“無論魏晉”,這實際表明是一個與秦漢魏晉等封建主義社會相對立的理想世界。
  陶淵明不滿黑暗的現實,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會。但由於生活經歷的限制,那時他還只能從傳說中的古代尋求理想社會的圖案,他在詩中流露“黃唐莫逮”的慨歎。這樣,他的社會理想不能不是朦朧抽象而又具有濃厚的復古主義傾向的。可是經過田園生活實踐之後所提出的桃花源理想便大大不同了。隨著他的思想的發展,對勞動認識的提高,對封建社會認識的加深,提出了上述一些具體的生活原則。這是詩人田園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者對造成戰亂和貧困的封建社會所提出的抗議,它反映了廣大農民希望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強烈的願望。它雖然仍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幻想,卻?發人們認識封建社會的黑暗,鼓舞人們反抗不合理現實的鬥爭。
  陶淵明的消極思想在他的詩歌中也不時流露。“窮通靡所慮,憔悴由化遷”,表現了他的委運乘化、樂天知命的消極的人生觀。“今我不?樂,知有來歲不?”“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顯然是一種及時行樂和虛無幻滅的思想。“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也流露了頹唐情緒。
  陶淵明的詩在藝術上具有獨特的風格和極高的造詣。他的詩給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這是和他的詩歌內容以及表現上的特點分不開的。他的詩的主要內容是平淡的田園風光,農村的日常生活,以及處於這種生活中的恬靜心境;而又是通過樸素的語言,白描的手法,直率自然地抒寫出來,使人感到真好象是從“胸中自然流出”,沒有一點斧鑿痕?。如《讀山海經》第一首: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疏。?鳥欣有托,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懼。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語言十分平淡,使人讀來毫不吃力,只覺得接觸到一片生活情景,而這些情景、生活,以及詩人的志趣和心情,無一不是詩人真實的感受,所以寫來十分親切。
  陶淵明的詩歌雖然平淡,卻不淺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詩歌語言雖然只是極普通的“田家語”,卻是經過高度藝術提煉的。而在這十分精粹的語言中又都含有豐富的形象,這些形象無論是自然風光,或是社會生活,都有著深厚的現實生活基礎。如“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蔭”,這是寫詩人的生活環境。“貯”字雖只是一個平常的字眼,但用到這堳o很形象很新鮮,中夏清幽涼爽的林蔭好象是可以貯存、可以掬取的一甕清泉。“有風自南,翼彼新苗”,一個普通的“翼”字,同樣使我們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風溫存撫愛著欣欣向榮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這是只有經過親身體驗與深切感受之後才能寫出的詩句。又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務各自歸,閒暇則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平淡無奇的八句詩卻寫出一片生動的田園生活的聲音和氣氛。蘇軾說陶詩“似臒實腴”,正好說明了這個特點。
  陶淵明的一些詩歌還富有意境。這在他的田園詩中表現得最?突出。他的田園詩和謝靈運的山水詩很不相同。謝詩往往只給人一幅幅客觀的山水畫面,陶詩卻在使人接觸到田園生活畫面的同時,而引人到一種境界中去。如前引的《歸園田居》第一首,我們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幾間草房,村落中的幾縷炊煙,所見深巷的犬吠,樹頭的雞啼,所有這一切還構成一種境界,它寧靜安謐、淳樸自然。這種特點的形成與詩人的創作方法密切相關。詩人寫作田園詩,目的並不在於客觀地描摹田園生活,而是要強調和表現這種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創作時並不是隨意攝取田園生活的影像,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鳴的東西攝取到詩中來,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極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潛移默化,使人們感到親切,又感到崇高。蘇軾說:“觀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所謂“奇趣”正是從意境中?生的。由於他的詩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渾然一體。這在藝術上又與漢魏詩的“氣象混沌,難以句摘”不謀而合。
  陶淵明的詩歌由於內容不同,風格也不完全一樣。比如他的田園詩多半蕭散沖澹,而《詠荊軻》等詩卻豪放有力。但後者雖然豪放,卻又“豪放得來不覺”(朱熹語),和他的田園詩的平淡自然仍有相通之處。
  他的詩歌雖然在晉宋之間自成一格,自然流露,不假雕飾。但是細心的讀者,仍然可以看出古詩、曹植、阮籍、左思對他的潛在影響。象《擬古》的“日暮天無雲”等“風華綺靡”的詩中,顯然融合了曹植的辭采。“語時事則指而可想”的《飲酒》詩,精神面目和阮籍《詠懷》非常接近,而他的《詠貧士》、《詠荊軻》等詩,又顯然是受了左思《詠史》的?發。鍾嶸《詩品》說他的詩“又協左思風力”,是十分正確的。
  陶淵明的辭賦和散文,雖然篇數不多,但也都寫得很好。他的散文都是用樸素簡潔的文筆描寫真實的思想感情,真切而且傳神。《五柳先生傳》是詩人自撰的小傳。在不到二百字的篇幅中,以精粹的筆墨描寫他的愛好、生活態度以及思想性情等各個方面,把詩人的性格形象地勾畫了出來。《桃花源記》也不過三百多字,卻生動地展現了理想社會的生活圖景,令人悠然神往。此外,《與子儼等疏》追?生平的思想與經歷,筆端飽含感情;《自祭文》對自己一生的行事,毫無悔恨之意,表現了詩人的骨氣;《祭程氏妹文》也寫得淒惻感人。
  陶淵明的辭賦繼承了抒情小賦的傳統,但能洗淨鉛華,與他的詩、散文在風格上有其一致之處。《歸去來辭》是歷來?人稱誦的名篇。這是詩人歸田時的作品。文中著力描寫了他由迷途折回的喜悅以及對田園生活的熱愛,從中表現了他的高潔志趣。篇中如“舟遙遙以輕揚,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一段,那詩人從遠道歸來時的愉快心情,好象讓我們親眼看到了一般。又如“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托意深遠,表現又極自然。他的《感士不遇賦》抒發了詩人對士不遇的感慨,也揭露了士不遇的原因。賦中說:“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現了他的耿介不阿的品格。他的《閑情賦》則用鋪排的寫法表現了男女之間深摯的感情,從序文來看,它也是有寄託的。

《陶淵明的影響》


  
第三節:陶淵明的影響

  陶淵明的影響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逐漸擴大的。在他生活的當時,他只是作?一個合於雅道的隱士而引起人們的注意。他雖然曾和周續之、劉遺民一起被稱?“潯陽三隱”,但這並不能說明人們對陶淵明有所認識。至於他的作品,在玄言文學占統治地位的當時,是與貴族文壇格格不入的。在宋齊山水詩盛行的時代,他的淳樸淡泊的田園風光也不合于貴族欣賞名山大川的口味,而他的平淡自然的風格同樣和當時“富豔難蹤”的文風大相徑庭,所以仍然得不到重視。到了梁陳時期,鍾嶸、蕭統才開始重視他,但還是十分有限的。鍾嶸《詩品》將他列?中品,蕭統《文選》選錄他的作品也不過寥寥數篇。可是從唐以後,卻越來越得到人們的重視,在我國文學史上發生了深廣的影響。
  陶淵明的詩歌,內容是複雜的。因此不同方面的內容,在不同歷史時期,對不同的作家,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他詩歌中所表現的光明峻潔的人格和堅決不與黑暗勢力同流合污的高尚品質,教育了後代文人不屈服于權貴,不與庸俗之流?伍。唐代大詩人李白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傲岸不屈的性格,與陶淵明“不?五鬥米折腰”的精神是一脈相通的。詩人高適在做封丘尉時,對“拜迎官長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的現實無法容忍,也“轉憶陶潛歸去來”,要學陶淵明那樣與污濁的現實一刀兩斷。在強敵壓境或政治十分黑暗、社會變革即將到來的時候,他的“金剛怒目式”的作品,他的疾惡除暴的精神,也給作家以巨大的支援與鼓舞。南宋愛國詞人辛棄疾曾在一首〈水龍吟〉詞中高聲唱道:“須信此翁(指陶淵明)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儕心事,古今長在。”處於從封建社會末期轉向舊民主主義革命初期轉捩點上的詩人龔自珍也曾贊許陶淵明說:“陶潛詩喜詠荊軻,想見《停雲》發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舟中讀陶詩三首》)他的桃花源理想對後代也有積極的影響。北宋進步的政治革新家王安石曾歌頌這個社會是“雖有父子無君臣”,對“聞道長安吹戰塵”的現實表現了深沈的感慨。康與之的《昨夢錄》寫一出世人世界,顯然是類比《桃花源記》,其中也提出“此間凡衣服飲食牛畜絲纊麻台之屬皆不私藏,與?均之。”“惟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耳。”這是封建社會堥M不能有的。另一方面,陶淵明詩中平靜安謐的境界,逃避現實的思想也對一些作家起了消極的作用。唐代詩人白居易在晚年退隱生活中,宋代文學家蘇東坡在謫居海南時期,都酷愛陶淵明,實際是在他那超脫現實的態度中尋求精神的安慰。雖然白、蘇在一定時期內對現實態度消極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們自己,但這種影響作用無疑也是存在的。宋以後許多過閒居安逸生活的地主,喜愛陶淵明,也都是從這一方面出發的。
  陶淵明的藝術影響同樣是廣泛的。從南朝文人鮑照、江淹作了學陶體的詩歌以後,歷代“擬陶”“和陶”相沿成風。我國歷代有成就的詩人很少沒有表示過對他的創作的企羨和受到他的藝術的熏陶的。李白說:“何時到彭澤,狂歌五柳前。”杜甫說:“焉得思如陶謝手。”白居易說:“常愛陶彭澤,文思何高玄。”陸遊說:“我詩慕淵明,恨不造其微。”清人沈德潛謂:“陶詩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淵深樸茂不可到處。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維)有其清腴,孟山人(浩然)有其閑遠,儲太祝(光羲)有其樸實,韋左司(應物)有其沖和,柳儀曹(宗元)有其峻潔,皆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說詩碎語》)僅從陶詩對盛唐、中唐一些詩人的影響中,便可以體會到陶詩藝術影響的廣泛了。
  陶淵明開創了田園詩一體,?古典詩歌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從他以後,田園詩不斷得到發展,到了唐代就已形成了田園山水詩派。宋以後,描寫田園的詩人就多到不可勝數了。

《南北朝樂府民歌》


  
  第四章:南北朝樂府民歌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繼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之後以比較集中的方式出現的又一批人民口頭創作,是我國詩歌史上又一新的發展。它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一般說來,它篇制短小,抒情多於為事。
  南北朝民歌雖是同一時代的?物,但由於南北的長期對峙,北朝又受鮮卑貴族統治,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族風尚、自然環境等都大不相同,因而南北民歌也呈現出不同的色彩和情調。《樂府詩集》所謂“豔曲興于南朝,胡音生於北俗”,正扼要地說明了這種不同。南歌的抒情長詩《西洲曲》和北歌的?事長詩《木蘭詩》,?這一時期民歌生色不少,《木蘭詩》尤為卓絕千古。

《南朝樂府民歌》


  第一節:南朝樂府民歌

  南朝樂府民歌,以《清商曲辭》中的“吳聲歌”和“西曲歌”?主,前者計三百二十六首,後者一百四十二首。這些歌詞在內容上有一共同的特點,就是幾乎全是情歌,所謂“郎歌妙意曲,儂亦吐芳詞”(《子夜歌》)。這些情歌十之七八出自女子之口,且有妓女婢妾所作;其中某些情歌還含有較濃厚的色情成分和脂粉氣。
  ?生上述特點或者說局限性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於這些民歌並不是來自廣大的農村,而是以城市都邑?其策源地。《宋書·樂志》說:“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樂府詩集》更指明“江東”即建業:“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不及梁陳,鹹都建業,吳聲歌曲,起於此也。”《樂府詩集》還說:“按西曲歌,出於荊、郢、樊、鄧之間。”建業是當時的首都,荊、郢、樊、鄧也是當時的重鎮,商業都非常發達。由此可見,這些民歌其實是“都市之歌”。這也就規定了它的狹隘性,不能反映廣大農村的面貌,並難免有小市民的低級趣味。梁裴子野《宋略》說當時“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當然還有?數更多的一般妓女,在上層社會這種聲色生活的影響下,更不能不增加南朝民歌的色情成分。
  其次,也由於統治階級有意識的採集。南朝統治階級是腐朽透頂的士族地主,他們採集民歌,絲毫也沒有“觀風俗,知薄厚”的意味,而只是按照他們的階級趣味、享樂要求,來加以選擇和集中。他們不但愛好民間的風情小調,而且自己能唱,如《晉書·王恭傳》:“尚書令謝石,因醉?委巷之歌(《晉中興書》說“?吳歌”)。”又《南史·王儉傳》也有“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的記載。在這種政治氣候下,凡有反抗性的民歌自然在排擯之列。如《吳孫皓初童謠》:“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又如《將士謠》:“寧作五年徒,不逢王玄謨。玄謨猶尚可,宗越更殺我。”同是五言四句的民歌,但前者反抗皇帝的遷都,後者控訴將官的殘忍,所以他們便不愛聽。這就是南朝民歌幾乎全是情歌的關鍵。
  因此,我們對南朝民歌的看法要有區別,有批判。既不能把它和來自廣大農村的漢民歌等量齊觀,也不能認?這就是南朝民歌的全部,更不能把一些色情作品或文人竄入的擬作看成是真正的民歌。否則將造成錯覺、誤解。
  儘管如此,但基本上南朝民歌還是現實主義的,因?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些方面仍然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
  在愛情問題上,封建社會的罪惡之一,是戀愛不自由、婚姻不自由。這在南朝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到強烈的反映。這埵野2悛怐澈s鳴,如《華山畿》:
  懊惱不堪止。上床解腰繩,自經屏風堙C
  ?什?要上吊呢?《懊儂歌》回答了這一問題:
  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
  按《子夜四時歌》:“冶遊步春露,豔覓同心郎。”可見當時青年男女?了追求愛情幸福是曾經作過鬥爭的。他們不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自行結識。但最後一關還是通不過,結果仍不免殉情。
  但是,這堣]有勝利者的喜悅。這類作品往往對愛情作赤裸裸的天真而大膽的抒寫,最能顯示出南朝情歌的特色。如《讀曲歌》: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
  一種“相樂相得”的喜悅心情,真是躍然紙上。徐陵曾襲用第一首作《烏棲曲》:“繡帳羅帷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便不及民歌的樸素而生動。民歌說“打殺長鳴雞”,不言“憎”而意自見。從這首歌詞所表現的愛情來看,顯然,他們之間應該是一種自由結合,這類情歌正是對封建禮教的挑戰的?物。
  封建社會的另一罪惡,是男女不平等。這種現象在中上層社會、在大都市里更加顯著。因此在這些情歌中雖有少女們青春的歡笑,但更多的卻是對男子負心背約的猜疑和哀怨。如:
  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複何似?
  ——《子夜冬歌》
  儂作北辰星,千年無轉移。歡行白日心,朝東暮複西!
  ——《子夜歌》
  我與歡相憐,約誓底言者?常歎負情人,郎今果成詐!
  ——《懊儂歌》
  從這些歌詞中,不僅可以看出女子的堅貞愛情,而且可以看出她們的悲慘命運。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會,男子負心,女子固然是傷心,即使男子傾心,她們也不免提心吊膽。這就是?什?當別離時或離別後她們總是“淚落便如瀉”的根本原因。如《華山畿》:“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這眼淚中,有膠漆般的愛情,也有“莫作瓶落井,一去無消息”的憂慮。
  南朝民歌既多來自商業發達的大都市,因而其中還有不少被屈辱的妓女們的悲訴。如《尋陽樂》:“雞亭故儂去,九媟s儂還。送一卻迎兩,無有暫時閑。”《夜度娘》和《長樂佳》也都直接或間接地訴說了她們的酸辛。
  除上述情歌外,也有少數反映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的。這類作品的特點是結合勞動來描寫愛情。有的是女子獨唱,如《拔蒲》: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讀末二句,不禁令人想起《詩經》中“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的詩句,可謂異曲同工。有的則是男女對唱,如《那呵灘》:
  聞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前一首?女子所唱,後一首是男子的回答。《那呵灘》另一首有“上水郎擔篙,何時至江陵”的話,可以肯定這堛滿妣式赤漕郊髐]應該是篙工之類的船夫。因“聞”而相送,說明不是夫妻關係。“各自是官人”,語極幽默。一種應差服役身不由己的憤慨,自在言外。《采桑度》也是和勞動結合的情歌。
  南朝民歌除吳歌、西曲外,尚有“神弦曲”十八首,也屬於“清商曲辭”。這是江南(建業附近)民間弦歌以娛神的祭歌。據《晉書·夏統傳》,當時祭神,多用女巫,“並有國色,善歌舞”,神弦曲大概就是由女巫來唱的。神弦曲所祀之神,大都是地方性的鬼神,來歷多不可考。只有清溪小姑傳說是三國時吳將蔣子文第三妹,所以《圖書集成·博物部》統歸之“雜鬼類”。
  和《楚辭·九歌》相似,神弦曲也具有人神戀愛的特色。曲詞中,有的讚歎男神的美貌,表現?“女悅男鬼”,如《白石郎曲》:
  積石如玉,列松如翠。郎豔獨絕,世無其二。
  有的寫女神的私生活,表現?“男悅女鬼”,如《青溪小姑》:
  開門白水,側近橋梁。小姑所居,獨處無郎。
  這些歌實際上都與情歌無異。朱喜評《楚辭·九歌》說:“比其類則宜?《三頌》之屬,而論其詞則反?《國風》再變之鄭衛。”(《楚辭集注·楚辭辯證》)意雖不滿,但也道出了民間祭歌的一個共同特徵。
  在藝術形式方面,南朝民歌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體裁短小,多是五言四句,和周、漢民歌不同。其次是語言的清新自然,《大子夜歌》說:“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堪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其實不只是《子夜歌》。第三是雙關語的廣泛運用。雙關語是一種諧聲的隱語,有一底一面。約可分?兩類:一類是同音同字的。如“合散無黃連,此事複何苦?”(《讀曲歌》)用藥名“散”雙關聚散的“散”,用黃連的“苦”雙關相思的“苦”。另一類是同音異字的。如“燃燈不下炷,有油那得明?”(《讀曲歌》)用點燈的“油”雙關理由的“由”。但這一句的“明”字卻又屬於前一類。最常見的雙關語,是以“蓮”雙關“憐”,以“絲”雙關“思”,以布匹的“匹”雙關匹偶的“匹”。這些巧妙的雙關語,一方面增加了表情的委婉含蓄,另一方面也顯示了民歌作者的豐富想象。
  最後,我們?述“雜曲歌辭”中的那首抒情長詩《西洲曲》。這首詩的作者有問題,《樂府詩集》和《古詩紀》都作“古辭”,《玉台新詠》作江淹(但宋本不載),《詩鏡》等又作梁武帝。大概這首民歌曾經過文人們的潤色。
  這是一首“儂亦吐芳詞”的閨情詩,一個少女傾訴了她的四季相思之情。詩中雖沒有出現春夏秋冬等字樣,但通過“折梅”、“采蓮”、“望飛鴻”這類帶有季節特徵的人物活動,時序的變遷還是非常清楚的。此詩表情細膩,如:“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兩句,結合眼前景色,作自我寫照,言外便含有無限自憐自惜之意,不惟取喻新穎,屬對自然。又如從“采蓮”,更生出“弄蓮”“懷蓮”等事,便覺一往情深,無限低回。按《子夜夏歌》:“郎見欲采我,我心欲懷蓮。”則此處“蓮”字亦屬雙關,有望“憐”意。又此詩運用了民歌慣用的“接字”法,首尾相銜,蟬聯而下,更加強了詩的節奏美,聲情搖曳,語語動人。結句“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更是涉想新奇,餘味無窮。範雲《閨思》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又李白的名句:“春風複無情,吹我夢魂散”、“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都是從此化出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洲曲》標誌著南朝民歌在藝術發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生時代不可能過早。

《北朝樂府民歌》


  
  第二節:北朝樂府民歌

  北朝文人詩,既少,又不好。嚴格點說,就沒有一個詩人。即以北魏末年號稱“三才”的溫子升、刑邵、魏收而論,所作都不過寥寥十首左右,大都類比齊梁,毫無特色。《北齊書·魏收傳》載邢邵詆魏收偷竊任方,魏收則又譏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可見實際上都是沒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卻放出了異采。
  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主。所謂橫吹曲,是當時北方民族一種在馬上演奏的軍樂,因?樂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橫吹曲”。這些歌詞的作者也主要是鮮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折楊柳歌》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便是明證。歌詞中提到的慕容垂、廣平公(姚弼)、高陽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虜家兒”的豪酋貴族。鮮卑諸民族的歌,原是所謂“其詞虜音,竟不可曉”的,而現存歌詞卻全用漢語,這一方面是由於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的翻譯,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後者如上舉《折楊柳歌》;另一方面是由於鮮卑諸民族的漢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曾“詔斷北語,一從正音”(《魏書·咸陽王傳》),“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高祖紀》)。所謂“北語”,即“胡語”,亦即鮮卑語;所謂“正音”,即漢語。《北史·辛昂傳》載昂“令其?皆作中國歌”,可知現存歌詞當有一部分原來就是用漢語創作的。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南史·茹法亮傳》的有關記載,以及梁武帝和吳均所作《雍台》詩,我們知道,北朝的鼓角橫吹曲曾先後輸入齊、梁,並由梁樂府保存,陳釋智匠著《古今樂錄》因冠以“梁”字,後人遂沿用不改。其實從樂曲到歌詞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創作。
  鼓角橫吹曲現存六十多首,數量雖遠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內容卻豐富得多,相當全面而生動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間的社會狀況和時代特徵;戰鬥性也較強,酷似漢樂府民歌。這可從以下幾方面的反映得到證實。
  (一)反映戰爭的。戰爭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歷史幾乎與戰爭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戰爭尤?頻繁。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的複雜而尖銳的矛盾,更使得這些戰爭具有異乎尋常的殘酷性。作?這種殘酷性的集中表現,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漢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數族人民也同樣做了各族統治階級用來進行爭奪戰的犧牲品。如《企喻歌》:
  男兒可憐蟲,出門懷死憂。屍喪狹穀口,白骨無人收。
  便是當時各族人民大量死於戰爭的真實寫照。從這首短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的反戰情緒,這是由當時戰爭的罪惡性質決定的。?了保存實力,少數族(尤其是鮮卑族)的統治者還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衝鋒陷陣,甚至迫使漢人和漢人作戰。對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寫道: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按慕容垂(鮮卑族)攻苻丕(氐族)於鄴城,丕被逼降晉,晉因遣劉牢之救丕,垂逆戰敗績,退守新城。胡應麟《詩藪》說“秦人(氐族人民)蓋因此作歌嘲之(垂)”,這解釋是可信的。“吳軍”即指晉軍,“我”是代慕容垂自稱,實際上是嘲笑他的卑鄙怯懦。“漢”指被迫在城外抵禦晉軍的漢人。當時少數族每自稱國人,而稱漢族人民?漢人或漢兒、漢輩。在這種野蠻的大混戰中,兄和弟也往往由於割據者的驅迫而處於互相攻殺的敵對地位,如《隔穀歌》: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乏盡若?活?救我來!救我來!
  這種慘像和沈痛的呼救聲,也是歷來戰爭中所罕有的。
  北歌中的傑作《木蘭詩》,也正是這種戰爭頻繁的時代環境的?物,但它具有更?深廣的社會意義和思想意義,我們後面將著重論述。
  (二)反映人民疾苦的。北朝社會的另一特殊現象,是和上述那種野蠻戰爭相輔而行的人口擄掠。幾乎是每一次戰爭,也不論勝負,各族統治者都照例要進行一次人口掠奪。大批的人民被迫離開本土,轉徒道路,因而在北朝民歌中出現了不少反映流亡生活的懷土思鄉之作,而且都流露出一種絕望的悲哀和憤激,不同于一般的遊子詩。如《紫騮馬歌》: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風吹葉落,一去數千,正是被俘遠徒的人民的自我寫照。又如《琅琊王歌》:
  琅琊複琅琊,琅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隴頭流水歌》更寫到流離道路的苦況: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穀深,不覺腳酸。手攀弱枝,足愉弱泥。
  寫得最悲壯動人的是《隴頭歌》三首: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捲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
  “遙望秦川”也就是遙望故鄉。想到生還故處已無指望,那能不“心肝斷絕”?這些都不象一般的羈旅行役之詞。
  有些民歌還反映了人民饑寒交迫的悲慘生活,接觸到階級社會貧富對立的根本問題。如《雀勞利歌》: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嘴飽滿短嘴饑。
  這堛滿妒虃L”和“短嘴”便是剝削階級和被剝削的勞動人民的象徵性的概括。又如《幽州馬客吟》:
  快馬常苦瘦,剿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通過尖銳的對比揭露了階級社會的不合理。“有錢始作人”,充分表現了勞動人民對剝削階級的鄙視。在北朝,階級壓迫與民族壓迫同時存在,不少被俘的人民淪?奴隸,階級對立特別明顯,這就不能不激起人民的反抗意識。
  (三)反映北方各民族的尚武精神的。北方諸民族向以能騎善射、好勇尚武著稱,這種民族特性在北朝民歌中也有很突出的表現。如《企喻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鷂子經天飛,群雀兩向波。
  “欲作健”就是說要作健兒。把自己比作猛禽,把敵方比作小雀,就十分形象地表現了他們那種“以剛猛?強”的本色。他們也愛美麗的姑娘,然而卻更愛“大刀”和“快馬”。如《琅琊王歌》: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又如《折楊柳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必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王士禎《香祖筆記》評前一首雲:“是快語。語有令人‘骨騰肉飛’者,此類是也。”的確,這種快語是得未曾有的。
  (四)反映愛情生活的。由於北方諸民族的性格和習俗的差異,同時又不曾或很少受到禮教的約束,因而北朝的情歌也有它自己的特色:心直口直,有啥說啥,毫不遮掩,毫不扭捏。南歌說“感郎千金意,慚無傾城色”,北歌卻說“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在南歌中我們常常碰到汪汪的眼淚,但在北歌中卻找不到一個淚字。有時情人失約不來,她們也只是說上一句:“欲來不來早語我!”
  對男女相悅的看法,北朝情歌也表現得更?大膽、乾脆。如《捉搦歌》: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挾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個成翁嫗。
  又如《地驅樂歌》:
  驅羊入谷,白羊在前。老女不嫁,蹋地呼天。
  和南歌的紆回宛轉,大異其趣。北朝有關愛情婚姻的民歌並不多,但是其中就有兩三首提到“老女不嫁”的事,這可能和戰爭頻繁、丁壯死亡過多有關。東魏時,高歡曾“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婦”(見《北史》卷六),寡婦之多,竟成了社會問題,這一事實也正說明這點。
  除上述四方面外,反映北方民族的遊牧生活和北國風光的,還有《雜歌謠辭》中的《敕勒歌》:
  敕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二十七個字,便出色地畫出了遼闊蒼茫的草原景象,並反映了北方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具有無比的魅力,的確是“千古絕唱”。史稱“北齊神武(高歡)使斛律金唱敕勒歌”,《樂府廣題》說:“其歌本鮮卑語,易?齊言,故其句長短不齊”,也許就是斛律金翻譯的。
  《雜歌謠辭》的另一首《隴上歌》,則是漢族人民歌頌陳安?反抗劉曜(匈奴族)的壓迫而壯烈犧牲的挽歌:
  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聶總父馬鐵鍛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蕩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矛,充我聶總竄岩幽。?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奈子何!
  事詳《晉書·劉曜載記》。史言“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這自然是?緩和漢族人民憤怒的一種手段,但也足證陳安之深得民心。
  北朝民歌不僅內容豐富,在藝術上也有其獨創性。它的語言是質樸無華的,表情是爽直坦率的,風格是豪放剛健的。在這堥S有巧妙的雙關語,也沒有所謂一唱三歎的嫋嫋餘音,而是名副其實的悲壯激越的軍樂、戰歌。這些,都和南朝民歌形成鮮明的對比。體裁方面,北歌雖亦以五言四句?主,但同時還創造了七言四句的七絕體,並發展了七言古體和雜言體,這也是南朝民歌所不及的。
  最後,我們論述北朝樂府民歌的代表作《木蘭詩》。《木蘭詩》是一篇歌頌女英雄木蘭喬裝代父從軍的?事詩,也可以說是一出喜劇。它和《孔雀東南飛》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雙璧”,異曲同工,後先輝映。胡應麟《詩藪》說:“五言之贍,極于焦仲卿妻;雜言之贍,極於木蘭。”這提法和評價是很恰當的。但是和《孔雀東南飛》一樣,《木蘭詩》也有一個?生的時代問題,而且更?紛紜,魏、晉、齊、梁、隋、唐,各說都有。有的還提出了主名,把著作權歸之曹植和韋元甫。目前我們已可肯定它是北朝民歌。陳釋智匠撰《古今樂錄》已著錄這首詩,這是不可能作于陳以後的鐵證。北朝戰爭頻繁,好勇尚武,這首詩正反映了這一特定的社會風貌。又詩中稱君主?可汗,出征地點都在北方,也都說明它只能是北朝的?品。大約作於北魏遷都洛陽以後,東、西魏分裂以前。在流傳過程中,它可能經過隋唐文人的潤色,以致“中雜唐調”,如“萬里赴戎機”六句。但就全詩看,仍然保持著北朝民歌的特色。
  木蘭的英雄形象出現在文學史上是具有不平凡的意義的。她是一個勤勞織布的普通姑娘,但當戰爭到來的時候,竟自勇敢地承擔起一般婦女所不能承擔的代父從軍的任務,買了“駿馬”“長鞭”,經歷黃河黑水,北到燕山朔野,萬里長征,十年轉戰。凱旋歸來後,功成不受賞,氣概又表現得如此的磊落軒昂。回到家堙A在爺娘姊弟一片熱烈歡迎的氣氛中,她“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同行的夥伴才驚訝地認出這個轉戰十年,功勳卓越的“壯士”,竟是一個“女郎”。撲朔迷離的傳奇色彩,更使這個勇敢、堅毅、純潔的姑娘顯出了天真、活潑、機智的本來面目。
  《木蘭詩》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相結合的詩篇。木蘭既是現實人物,又是人民理想的化身。在北朝,婦女中出現象木蘭這樣勇敢善戰的人物是不足?奇的。只如《北史·李安世傳》所載《李波小妹歌》就提供了一個武藝卓越的婦女的真人真事:“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安可逢!”但是木蘭的形象,比之李波小妹的形象卻有本質的差別。李波小妹是殘害人民的豪強地主家庭的婦女,而木蘭卻自始至終都不失勞動人民女兒的本色。她不惜自我犧牲,也不顧“男女有別”,“彎弓征戰作男兒”,既保全了老父,又捍衛了邊疆。由於故事本身的正義性、傳奇性,使民歌作者有可能在木蘭身上集中地體現勞動人民高貴的品質,突破“女不如男”的封建傳統觀念,把她塑造成一個壓倒鬚眉的女英雄,?千百年來千千萬萬的婦女揚眉吐氣。這點在封建社會具有嶄新的教育意義。
  在表現手法上,《木蘭詩》也具有兩結合的因素。繁則極繁,簡則極簡。如開頭一段寫木蘭的問答和買馬都很繁。但不如此誇張鋪?就無法渲染人物的緊張心情和戰爭氣氛。謝榛《四溟詩話》說:“若一言了問答,一市買鞍馬,則簡而無味,殆非樂府家數。”是有道理的。又如末段寫木蘭還家,也很繁。但這堳o不是誇張,而是精雕細琢,通過人物行動來刻劃人物性格。十年征戍,艱苦備嘗,事情原很多,但作者卻寫得極簡,只用“萬里赴戎機”六句三十個字就包舉無遺。作?繁簡的標準的是人物的特徵。從全詩可以看出,作者始終是扣緊“木蘭是女郎”這一特點來進行剪裁和描寫的。“不聞爺娘喚女聲”數句之所以動人,主要即由於切合木蘭的身份,挪用不得。《木蘭詩》的語言,豐富多彩,有樸素自然的口語,也有精妙絕倫的律句。但它們在生動活潑的基調上取得統一和協調。此外,如句型的或整或散、長短錯綜,排句的反復詠歎,譬喻的新奇幽默等,也都加強了詩的音樂性和表現力,有助於人物形象的塑造。

《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


  第三節: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

  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巨大的。它繼承了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義文風泛濫的南北朝時期,這種“剛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現,就顯得特別可貴。它是一種新力量、新血液。
  在詩的體裁方面,南北朝民歌開闢了一條抒情小詩的新道路。這就是五、七言絕句體。五言四句的小詩,漢民歌中雖已經出現,但?數極少,也沒有發生什?影響。因此絕句的真正源頭要算南北朝民歌。當時有名的詩人如謝靈運、鮑照、謝兆等已紛起類比,但還是一種嘗試。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大國,而在和音樂的結合上幾乎壟斷了唐三百年間的歌壇,並出現了以絕句擅名千古的詩人李白和王昌齡。漢代民歌中雜言體雖很多,且有不少優秀作品,但篇幅都較小,象《木蘭詩》這樣長達三百多字的巨制,還是前所未有的。這對唐代七言歌行的發展也起了示範性的推動作用。
  在表現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對唐代詩人也有許多?發。例如杜甫《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舍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聞我來,賓客隘村墟。”一連用四個“喜”字造成排句,便是從《木蘭詩》“爺娘聞女來”等句脫化而來的。前人說李白的《長幹行》以《西洲曲》?“粉本”,說他的絕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也都是信而有征的。此外,口語的運用,對後代詩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就都善於提煉口語融化入詩。雙關語,雖可溯源於先秦的瘦詞、隱語,漢代歌謠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絕句》“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則始于南朝民歌。唐以後,詩人們由於處境的險惡,往往利用雙關語寫作政治諷刺詩,來曲折地表達他們那種難以明言的愛國深衷,這一發展也是基於南朝民歌的。
  前面說過,南朝民歌是商業大都市的?物,幾乎全是談情說愛的“豔曲”,所以胡應麟評?“了無一語有丈夫氣”。這對梁陳“宮體詩”的形成和泛濫,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唐五代以後,許多描寫男女豔情的小詞,在意境、語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響。

《概  說》


  第五章:南北朝詩人

  南北朝時代,詩歌的面貌和魏晉時代頗有不同。宋齊時代謝靈運、謝兆的山水詩,鮑照的樂府詩,不僅題材內容上有所發展,而且形式技巧上更有新的變化,聲律的運用,七言詩體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重要的成就,但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也同時有所發展。齊梁以後,形式主義的詩風統治著整個詩壇,梁陳宮體詩的流行,更是詩風的墮落。北朝文人詩壇本來是一片荒涼,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帶來新的轉機。

 

《謝靈運和山水詩》

第一節:謝靈運和山水詩

  宋齊時代的山水詩代替東晉以來的玄言詩,是南朝詩歌發展上第一個重要的變化。
  晉宋時代,江南的農業有較大的發展,士族地主的物質生活條件比過去更加優裕了,園林別墅更多地建築起來了,士族文人們在優裕的物質條件下和佳麗的江南山水環境中過著清談玄理和登臨山水的悠閒生活。在他們的清談中,常常出現一些發揮老莊自然哲學來讚美江南山水的名言雋語。由於這種風氣的影響,當時流行的玄言詩堣]開始出現一些山水詩句,作?玄學名理的印證或點綴。東晉著名的玄言詩人孫綽諷刺人的時候說:“此子神情都不關山水,而能作文?”(《世說新語·賞譽篇》)可見玄言詩和山水詩本來就有共同的階級生活基礎和共同的思想基礎,玄言詩中本來就包孕著山水詩的成分。
  當然,“平典似道德論”的玄言詩,即使點綴上幾句呆板的山水詩句,也無法改變那種枯燥無味、令人生厭的面目。直到東晉後期,出現了謝混《遊西池》等少數集中力量刻畫山水景物的詩篇,才開始給玄言氣氛籠罩著的士族詩壇帶來了一點新鮮的空氣。到劉宋初期,謝混的侄子謝靈運繼續從這個方向去開拓詩境,大量創作山水詩,在藝術上又有新的創造,終於確立了山水詩在士族詩壇上的優勢地位。於是,山水詩就由附庸蔚?大國,而玄言詩則由大國降?附庸。雖然這基本上只是題材和藝術上的革新,但在詩歌發展史上究竟前進了一步。
  謝靈運(385—433),祖籍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世居會稽(今浙江紹興)。祖父是謝玄,他十八歲就襲封康樂公。他熱中政治權勢,到了劉宋時代,感到自己的特權地位受到威脅,政治欲望不能滿足,心懷憤恨;因此在永初三年作永嘉太守以後,就肆意遊遨山水,民間聽訟,不復關懷。後來更乾脆辭官回會稽,大建別野,鑿山浚湖,經常領著僮仆門生幾百人到處探奇訪勝,排遣政治上的不滿情緒。晚年作臨川內史,因謀反被收。他的《臨川被收》詩說:“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明白地表示了對劉宋王朝的對抗。最後在廣州被殺。
  謝靈運的山水詩,絕大部分是他作永嘉太守以後寫的。在這些詩堙A他用富麗精工的語言描繪了永嘉、會稽、彭蠡湖等地的自然景色。例如《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瞻忘歸。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芰荷?映蔚,蒲稗相因依。披拂趨南徑,愉悅偃東扉。慮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
  這首詩寫他從石壁精舍回來,傍晚經湖中泛舟的景色。很象一篇清麗簡短的山水遊記,語言精雕細刻而能出於自然。“林壑”、“雲霞”兩句寫薄暮景色,觀察入微,深?李白所讚賞。但結尾依然殘留玄言詩的痕?。又如《石門岩上宿》:
  朝搴苑中蘭,畏彼霜下歇。暝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鳴識夜棲,木落知風發。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妙物莫?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陽阿徒希發。
  這首詩寫他夜宿石門,期待知音的感受和山中夜靜的環境氣氛,相當成功。詩中除借用楚辭的比喻外,沒有任何玄言佛理的辭句。但是,象這樣把?事、寫景、抒情結合得比較好,玄言佛理成分也不太多,藝術風格較?完整的作品,在他詩中?數很少。
  謝靈運一生都不能忘懷於政治權勢,但他在政治和生活上又沒有高尚的理想,他在政治失意時遊山玩水,只是在聲色狗馬之外尋求感官上的滿足,並以此掩飾他對權位的熱中。因此,他的山水詩雖然能夠描繪一些外界景物,卻很難見出內心的思想感情。當詩中涉及思想時,他總是借一些玄言佛理的詞句來裝點門面。他對玄學佛典又有豐富的知識,所以裝點起來也就很不費力。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說的“志深軒冕,而泛詠?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雖然主要是批評兩晉那些?裝清高的文人,但對於謝靈運也同樣適用。所謂“山水不足以娛其情,名理不足以解其憂”,正是很準確地指出了他山水詩的根本弱點。他的山水詩所以多數不能作到情景交融和風格完整,原因也就在這堙C但是,由於他把自己目擊的山光水色,朝霞夕霏用詩句描繪出來,的確給當時詩壇帶來了新鮮的氣息,在藝術上,他也開闢了南朝詩歌崇尚聲色的新局面。“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文心雕龍·明詩篇》)大大改變了東晉以來“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詩風,給人面目一新的感覺。但是他的詩在藝術上也有明顯的缺點:玄言詞句多,辭藻堆砌多,往往有句無篇;結構多半用“?事——寫景——說理”這種章法,讀起來也感到很單調。
  他的山水詩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些散見在各篇中的“名章迥句”。例如:“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初去郡》);“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明月照積雪,朔風勁且哀”(《歲暮》)等,的確是象鮑照所形容的“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另一些佳句如:“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過始寧墅》);“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入彭蠡湖口》)等,則出於精心的雕琢,表現了他“極貌寫物”,“窮力追新”的藝術技巧。但是,象“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石門新營所住》)這類句子,雖然觀察事物比較細緻,在表現上卻因拘於對仗而流於晦澀,形象並不鮮明。
  謝靈運還有少數非山水詩,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擬古的成就遠在陸機之上。《白石岩下徑行田》詩中,對永嘉人民災年生活也有所反映。
  總的來說,謝靈運是扭轉玄言詩風,開創山水詩派的第一個詩人。自他之後,南朝的謝兆、何遜,唐朝的孟浩然、王維等許多山水詩人相繼出現,他們以優美的山水詩篇豐富了詩歌的園地。謝靈運又是一個用全力雕章琢句的詩人,這方面他也?齊梁以後的新體詩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宋代和謝靈運齊名的詩人?延年,其作品雖然名稱“體裁明密”,卻缺乏興會和才華,又好用典故,“文章殆同書抄”,成就遠不及謝靈運。但所作的《五君詠》、《北使洛》等詩,仍有一定的內容。

《鮑照和七言詩》


  第二節:鮑照和七言詩

  鮑照(414?—466),字明遠,東海(今江蘇漣水縣北)人。他出身寒庶,少有文學才情,因獻詩臨川王劉義慶,得到賞識,擢?國侍郎。以後作過秣陵令、永嘉令、臨海王子頊參軍。後子頊因謀反賜死,他也死於亂軍之中。
  鮑照由於“身地孤賤”,曾經從事農耕,生活在門閥士族統治的時代,處處受人壓抑。他在《瓜步山揭文》奡蕈g歎息說:“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這和左思《詠史》中“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的憤慨不平是完全一致的。
  他的社會地位和生活經歷使他在創作上選擇了一條和謝靈運不同的道路。當謝靈運大力創作富豔精工的山水詩時,鮑照也開始了創作生活,並以“文甚遒麗”的古樂府逐漸聞名於詩壇。他現存的詩約有二百多首,其中樂府詩就占八十多首,而且他的優秀詩篇大多數都是樂府詩。他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民歌的傳統精神,描寫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對受壓迫的人民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邊塞戰爭,征夫戍卒的生活,是他樂府詩內容中一個重要的方面。在《代出自薊北門行》堙A他歌頌了邊塞將士們“投軀報明主,身死?國殤”的英勇戰鬥的精神,也寫出了“疾風沖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的邊塞戰場景色。而寫得更?動人的,是《代東武吟》:
  主人旦勿宣,賤子歌一言。仆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亙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曆涼溫。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複論。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這首詩寫出了一個窮老還家的士兵報國無路的痛苦。在“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辛棄疾詞《永遇樂》)的時代,鮑照寫出這首?士卒請命的詩篇,他的憂憤是深廣的。這是劉琨死後一百多年中久已成?絕響的悲涼慷慨的愛國主義的詩篇。
  他的樂府詩堙A還反映了門閥統治下的社會不平現象。《代放歌行》媢鴾騑y寫了不願入仕途的曠達賢士和熱中於利祿的齷齪小人,並以正言若反的語氣曲折有力地寫出了賢士受壓抑的痛苦心情。《代貧賤愁苦行》寫貧賤之士“黯?就人惜”的屈辱沈痛,《代白頭吟》寫“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瑕,丘山不可勝”的炎涼世態,都是當時下層寒士受壓抑的痛苦心情的反映。他還有一首《擬古詩》很值得我們注意:
  束薪幽篁堙A刈黍寒閉陰。朔風傷我肌,號鳥驚思心。歲暮井賦訖,程課相追尋。田租送函穀,獸槁輸上林。河渭冰未開,關隴雪正深。笞擊官有罰,呵辱吏見侵。不謂乘軒意,伏櫪還至今。
  這首詩寫他“負鍤下農,執羈末皂”的生活,抒發他不能用世的憤慨,同時也流露出對受剝削的勞動人民的深刻同情。雖然用的是《擬古》的詩題,但在思想內容上正是發揚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
  以上所舉的都是鮑照的五言樂府。但是最能顯示鮑照反抗現實的精神和藝術上的獨創性的,還是他的七言和雜言的樂府詩。《擬行路難》十八首,尤其是他傑出的代表作。這一組詩,並非一時一地之作,內容非常豐富。首先,他在這媢鴾h族門閥的壓迫表現了強烈的不滿和反抗: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歎複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絕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對案不能食,拔劍擊柱長太息。丈夫生世會幾時,安能碟躞垂羽翼?棄置罷官去,還家自休息。朝出與親辭,暮還在親側。弄兒床前戲,看婦機中織。自古聖賢盡貧賤,何況我輩孤且直!
  前一首雖然沒有說出他所愁歎的是什?,但是從他的吞聲躑躅之中,我們已經深深感到他胸中的一股悲憤不平之氣。在後一首堙A這種悲憤不平之氣,一開始就在對案不食、拔劍擊柱之中爆發出來,他寧肯棄置罷官,也不願碟躞垂翼,受人壓抑,這就是他所以憤慨不平的內容。最後兩句,更鮮明地表現了他孤直耿介的性格和對門閥社會傲岸不屈的態度。在這一組詩堙A他對愛情不自由的婦女也表示了深刻的同情:
  璿閨玉墀上椒閣,文窗繡戶垂羅幕。中有一人字金蘭,被服纖羅采芳藿。春燕差池風散梅,開幃對景弄禽爵(雀)。含歌攬涕琠篞T,人生幾時得?樂?寧作野中之雙鳧,不願雲間之別鶴!
  詩中女主人公甯作“野中雙鳧”,不願過貴家姬妾的生活,表現了向往愛情自由的堅強意志。在“坐?染黃絲”一首堙A他寫一個女子曾經和男子結帶贈釵,誓同白首,但是當男子變心以後,她就決心“還君金釵玳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其憤惋決絕的態度,令我們想起《漢鐃歌·有所思》中的那個女子。由於作者對現實的深刻不滿,以及他詩中主人公那種強烈反抗的精神,向往自由美好生活的堅強意志,就使這些詩歌帶有浪漫主義的色彩。
  在這一組詩堙A也寫到了邊塞戍卒的生活以及思婦寡居的悲歎。例如“君不見少壯從軍去”一首唱出了稽留邊塞的士卒還鄉絕望的哀音。“春禽喈喈旦暮鳴”一首,又借過客和從軍士兵的對話,更?曲折地表達了征人思家的痛苦。“中庭五株桃”,“今年陽春花滿林”等篇,則深刻細膩地寫出了思婦寡居的悲歎。這些篇章顯然又是繼承和發揚了漢魏樂府現實主義的傳統精神。當然,這組詩中也有少數篇章,流露了聽天由命、及時行樂的消極思想,如“君不見柏梁台”、“諸君莫歎貧”等篇。這是詩人思想中軟弱性的一面的反映。
  總的來說,《擬行路難》是一組成就非常傑出的樂府詩。思想內容既豐富深刻,感情也強烈奔放。所用的七言、雜言詩體,音節又激昂頓挫,富於變化,更使這種思想感情煥發出了新的光彩。南朝文人讀他的詩感到“發唱驚挺”、“傾炫心魂”,並不是偶然的。他的七言、雜言詩還有《夜坐吟》、《梅花落》等篇,後者歌頌梅花不畏霜露的堅貞品格,也是一篇名作。
  七言詩的?生和發展的過程,比五言更?漫長曲折。先秦西漢時代已經有七言的民間謠諺。荀子的《成相篇》就是模仿民間勞動歌謠寫成的七言雜言體韻文。西漢時代除《漢書》所載的《樓護歌》、《上郡歌》等七言謠諺而外,更出現了司馬相如《凡將篇》、史遊《急就篇》等七言韻語的童蒙字書,東方朔的七言射複語,還有被《文選注》徵引的東方朔、董仲舒、劉向的七言詩歌。東漢七言民謠?數更多。戴良的《失父零丁》是一篇純用七言的較長的俗體韻文。張衡的《四愁詩》更是趨向完整的七言抒情詩,不過各章首句參用了騷體的句式。建安時代曹丕的《燕歌行》兩首,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七言樂府詩。由於入樂時間較晚等原因,一般文人對七言體就不很重視,西晉初年傅玄仿張衡作《四愁詩》,還說七言是一種“體小而俗”的形式。但是從東漢至東晉、十六國時代的《小麥謠》、《行者歌》、《並州歌》、《豫州歌》、《隴上歌》以及北朝樂府中一些七言雜言歌詩來看,七言歌謠一直是在民間(尤其北方民間)流傳的。鮑照所擬的《行路難》,本來也是北方牧豎的歌曲。但是,鮑照不僅大膽地採用了這種一般文人視?鄙俗的形式,而且以豐富的內容充實了這種形式,以革新的精神改造了這種形式,變逐句用韻?隔句用韻,並且可以自由換韻。這就?七言詩的進一步發展樹立了榜樣,開拓了寬廣的道路。自他以後,七言體就在南北朝文人詩歌中日益繁榮起來了。
  鮑照是南北朝時代最傑出的詩人。他的七言及五言樂府等作品,對唐代李白、高適、岑參、杜甫等詩人有很大的影響。杜甫評論李白、高適、岑參的詩都提到鮑照,絕不是偶然的。

《謝眺和新體詩》


  第三節:謝眺和新體詩

  自魏晉以來,中國聲韻學由於受印度梵音學的影響,有了新的發展。齊永明年間,周禺發現漢字的平、上、去、入四種聲調,始著《四聲切韻》(今佚),同時的著名詩人沈約(441—513)等人,又根據四聲和雙聲疊韻來研究詩句中聲、韻、調的配合,指出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等八種聲病必須避免。力求作到“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這樣自覺地運用聲律來寫詩,的確是詩歌史上的空前創舉。在這以前,陸機雖然也談過“暨音聲之?代,若五色之相宣”,但只是初步地意識到詩歌音韻的必須調協,並未提出具體的調協音韻的辦法。沈約自稱“自靈均以來,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睹。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雖多少有點誇張,但基本是符合事實的。沈約等所發現的詩歌音律,和晉宋以來詩歌中對偶的形式互相結合,就形成了“永明體”的新體詩。這種新體詩是我國格律詩?生的開端。它的出現,反映了詩歌從比較自由發展到講究格律的必然趨勢。聲律說的?生,是我國文學發展中的重要事件,它除對詩歌的形式有直接影響外,對於辭賦、駢文,以及後來的詞、曲等文學形式,都有很大的影響。
  唐封演《見聞記》說自沈約倡導詩歌聲病說以後,“王融、劉繪、範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可惜沈約等永明作家的詩歌,雖然在運用聲律、詞藻上有新的成就,但思想內容多半平庸乏味,甚至還有不少空洞無物的形式主義作品。只有謝兆,是這個時代比較優秀的詩人。
  謝兆(464—499),字玄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附近)人。出身貴族。最初作南齊諸王幕下的參軍、功曹、文學等官職,曾得隨王蕭子隆、竟陵王蕭子良的賞識,後來?明帝掌中書詔誥。西元四九五年出任宣城太守,後回朝任吏部郎,因事牽連,下獄而死。
  謝兆的出身經歷,和謝靈運有些類似,他的詩受謝靈運影響較大,現存的優秀的詩篇大部分是山水詩。有的作品頗有摹仿謝靈運的痕?。但總的說來,詩風清新流麗,較少繁蕪詞句和玄言成分,和謝靈運的富豔精工、典麗厚重頗有不同。例如他的名作《晚登三山還望京邑》:
  灞埃望長安,河陽視京縣。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余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佳期悵何許,淚下如流霰。有情知望鄉,誰能鬢不變?
  詩中刻畫春江日暮景色,詞語頗?精警工麗。“余霞散成綺”兩句,由於李白的讚美,向來?人們所傳誦。
  謝兆現存的詩歌,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作品是在作宣城太守的兩年中寫成的。他的名作《之宣城郡出新林浦向板橋》就寫於赴任途中: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騖。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旅思倦搖搖,孤遊昔已屢。既歡懷祿情,複協滄洲趣。囂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這首詩中“天際識歸舟”兩句,寫天邊疏淡的歸帆遠樹,表現了詩人平靜和諧的心境。“既歡懷祿情,複協淪洲趣”等句,在表現喜得外任的心情中,又流露了士族文人流連光景的生活情趣和回避現實的政治態度。
  宣城是當時江南大郡,經濟發達,又有敬亭、雙溪等名勝。因此,他在宣城所寫的山水詩,膾炙人口的佳句也特別多。例如:“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蒼然”(《宣城郡內登望》);“蒼翠望寒山,崢嶸瞰平陸”(《冬日晚郡事隙》);“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鳥散,山暝孤猿吟”(《郡內高齋閑望答呂法曹》);“余雪映青山,寒霧開白日。曖曖江村見,離離海樹出”(《高齋視事》)。這些詩句,很象一幅幅蕭疏淡遠的水墨畫,平淡而又富有思致。不僅和謝靈運的富豔精工的詩迥然不同,就是和他自己以前在建業、荊州寫的詩篇相比,也頗有變化,藻繪流麗的色彩沖淡了,清新自然的成分增加了。這堨i以看出陶詩對他的一定影響。
  謝兆的山水詩,也和謝靈運一樣,存在“有句無篇”的缺點。上面所舉的他在宣城所寫的佳句,多半就是從玉石雜陳的篇章中挑揀出來的。此外,他的《觀朝雨》、《答王世子》等篇,還明顯地存在著鍾嶸所說的“善自發端,而末篇多躓”,“意銳而才弱”的缺點。
  王豈運《八代詩選》選錄謝兆集中的新體詩共二十八首,說明他集中屬於永明體的篇章並不多。其中名篇如《入朝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帶綠水,迢遞起朱樓。飛甍夾馳道,垂楊蔭禦溝。凝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舟。納獻雲台表,功名良可收。
  這是他的《隋王鼓吹曲》十首之一,內容是歌頌建業京都的富麗氣象。從這首詩,我們可以看到新體詩的特點是:力求平仄調協,音韻鏗鏘,詞采華麗,對仗工整。但是,他在聲律上還沒有完全避免沈約的“八病”,如開頭兩句,就犯了“平頭”的聲病,正象沈約自己的詩也存在聲病一樣。他的新體詩中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模仿南朝樂府民歌的小詩:
  夕殿下珠簾,流螢飛複息。長夜縫羅衣,思君此何極?
  ——《玉階怨》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王孫遊》
  這些詩雖然寫的是貴族生活,和民歌內容有別。但語言精煉,情味雋永。藝術上比樂府民歌有所提高。謝兆的新體詩,對唐代律詩、絕句的形成是有影響的。嚴滄浪說:“謝兆之詩,已有全篇似唐人者”,也主要是就他的新體詩說的。
  唐代一些著名詩人很重視謝兆的詩,李白更在詩中屢次稱引他的佳句。

《梁陳詩人和宮體詩》

第四節:梁陳詩人和宮體詩

  詩歌發展到梁陳時代,詩人和作品的數量愈來愈多,但是詩歌的內容卻愈來愈空虛墮落了。
  南朝詩人本來多半是生活在宮庭、貴族周圍的幫閒侍臣,他們詩歌的內容當然要受這種狹隘生活的限制,他們的興趣也不能不以君主貴族們的愛好?轉移。南朝君主貴族的生活非常荒淫放蕩,從宋廢帝、齊東昏侯到陳後主,都有許多生活醜史。幫閒的文人們也就不免要用詩歌辭賦來滿足他們荒淫享樂的要求。齊梁時代詩壇領袖人物沈約就寫過《夢見美人》、《六憶》、《攜手曲》、《夜夜曲》這類色情的作品。在這種情況下,文學的趨向腐化墮落已經成?必然了。
  梁簡文帝蕭綱更進一步提倡寫色情的詩。他自言:“餘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仿于輕靡,時號‘宮體’。”(《梁書·簡文帝紀》)“宮體”的名稱,就由此而來。蕭綱不僅帶頭寫《詠內人晝眠》、《美人晨妝》等等描摹色情的宮體詩,而且還提出公開的理論主張:“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與當陽公大心書》)在蕭綱的積極提倡之下,當時的宮庭文人庾肩吾、庾信、徐推、徐陵等就奉承他的旨意,大力扇揚宮體詩風。他們甚至還寫女人的衣領、繡鞋,寫枕、席、衾、帳等等臥具,滿足他們變態性心理的要求。
  在這種淫聲媚態的宮體詩盛行的時代,不僅建安詩人要受他們的排斥嘲笑(梁朝前期鍾嶸《詩品序》就指出許多貴族詩人“笑曹劉?古拙”),就是謝靈運的山水詩,也被有的文人認?是“酷不入情”(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變態心理和低級趣味左右著詩壇,自梁到初唐,它的影響延續了一百多年。
  但是,梁陳時代也還有少數詩人寫出了少數內容比較健康的作品。
  江淹(444—505),字文通,濟陽考城(今河南考城)人,曆仕宋、齊、梁三朝。他的詩善於類比。著名的《雜體詩三十首》分別摹擬了自漢至宋的三十個詩人的代表作。這些詩雖然缺乏藝術上的獨創性,卻頗能體會和表達不同詩人的風格的特徵。如《劉太尉傷亂》,寫出了劉琨的愛國憂憤。《陶征君田居》擬陶淵明的田園詩,其中“日暮巾柴車,路暗光已夕。歸人望煙火,稚子候簷隙”等詩句,深得陶詩的意境。因此,這首詩長期混在陶淵明詩集堙A連蘇軾這樣深愛陶詩的大詩人也沒有辨別出來。他還有《效阮公詩十五首》,不僅風格近似阮籍,而且在表現阮籍身仕亂朝的矛盾痛苦中,也寄託了他自己身世之感。
  吳均(469—520),字叔癢,吳興故鄣(今浙江安吉縣西北)人。出身貧賤,詩文有清拔之氣。如《贈王桂陽》詩:
  松生數寸時,遂?草所沒。未見籠雲心,誰知負霜骨。弱幹可摧殘,纖莖易陵忽。何當數千尺,?君複明月?
  這首詩表現寒賤之士的雄心和骨氣,構思很象左思的“鬱鬱澗底松”和陶淵明的“青松在東園”。他也學鮑照寫過《行路難》以及從軍出塞等類的七言、雜言樂府,但成就不高。
  何遜(?—518),字仲言,東海郯(今山東郯城縣西)人。他的少數山水詩和抒情小詩,頗有謝兆的風致。例如:
  曆稔共追隨,一旦辭群匹。複如東注水,未有西歸日。夜雨滴空階,曉江暗離室。相悲各罷酒,何時同促膝。
  ——《臨行與故遊贈別》
  客心已百念,孤遊重千里。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
  ——《相送》
  雖是平常留別朋友的詩,卻“情辭宛轉,淺語俱深”(沈德潛《古詩源》)。他也有一些寫景名句,如“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贈諸遊舊》),“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與胡興安夜別》),“野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慈姥磯》)等。
  陰鏗(生卒年不詳),字子堅,是陳朝著名詩人。詩的風格近似何遜。例如:
  夜江霧媮鵅A新月迥中明。溜船惟識火,驚鳧但聽聲。勞者時歌榜,愁人數問更。
  ——《五洲夜發》
  大江一浩蕩,離悲足幾重。潮落猶如蓋,雲昏不作峰。遠戍惟聞鼓,寒山但見松。九十方稱半,歸途詎有蹤?
  ——《晚出新亭》
  何遜和陰鏗都善寫新體詩,在斟酌音韻詞句上用過苦功。陰鏗新體詩,尤近唐人律詩,上引後一首就是明證。所以杜甫自述作詩甘苦時曾說“頗學陰何苦用心”。

《庾信及北朝詩人》


  第五節:庾信及北朝詩人

  南北朝時代,傳統文學的中心在南朝。北朝除樂府民歌外,文人詩壇一直是比較荒涼的。北魏末至北齊時期,出現了號稱北朝三才的溫子升、刑邵、魏收,但他們的詩文基本上是規撫齊梁的沈約、任方,沒有什?創造。直到庾信由南入北,才給北朝詩壇帶來了轉機。他一方面把南朝詩歌的豐富遺?和新的成就帶到北方,一方面又吸收北方文化中比較健康的精神,批判了南朝詩歌腐化浮豔的內容,創造了新的風格,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南北文學合流的新趨勢。
  庾信(513—581),字子山,南陽新野(今河南新野)人。父親是梁代著名宮庭文人庾肩吾。他自幼聰敏,博覽群書,尤好左傳。十五歲作昭明太子蕭統的東宮講讀,十九歲作蕭綱的東宮抄撰學士。他們父子和當時也在東宮任職的徐推、徐陵父子都深得蕭綱的寵信,並且是蕭綱所倡導的宮體詩的重要作家,當時號稱“徐庾體”。侯景之亂,他任建康令,全軍潰退,潛奔江陵。梁元帝承聖三年(554),他奉命出使西魏,當時西魏大軍正南侵江陵,他被留在長安,屈仕敵國。以後又仕北周,官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官位雖高,心堳o非常痛苦,常常想念故國。後來陳朝請求北周放他回國,北周因?愛惜他的文才,不肯放還。終於老死北方。
  庾信前期完全是一個宮庭的文學侍臣。他前期保留下來的少數詩中,象《詠舞》、《奉和示內人》等,都是色情內容的作品,其他的詩也是形式綺豔,內容空洞的奉和、應制之作,其中縱有少數佳句如“荷風驚浴鳥,橋影聚行魚”(《奉和山池》),顯示了一點清新的才思,但也看不出他比寫過“葉密鳥飛礙,風輕花落遲”(《折楊柳》)的蕭綱究竟高明多少。他到北朝以後,也寫過少數的奉和應酬、宮體色情的詩,但這些詩顯然已經不能代表他後期詩歌的面目和成就了。
  他出使被留而屈節於敵國,是他生活、思想變化的轉捩點,也是他詩賦內容風格發生變化的轉捩點。他的名作《擬詠懷二十七首》,反映了他後期的生活、思想、感情。這些詩並非一時之作,內容相當豐富深刻。在第一首堙A他自?了作詩的心情:
  步兵未飲酒,中散未彈琴。索索無真氣,昏昏有俗心。涸鮒常思水,驚飛每失林。風雲能變色,松竹且悲吟。由來不得意,何必往長岑?
  詩中涸鮒思水,驚鳥失林,風雲變色,松竹悲吟,說明了他失去故國的處境以及悲涼沈痛的心情。在第二十首堙A他更以無比沈痛的詩筆解剖了自己的痛苦:
  在死猶可忍,?辱豈不寬?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雖可熱,其心常自寒。……
  這種因?屈身事敵而感到面熱心寒的心情,經常折磨著他,在他的《擬詠懷》及其他感慨身世的詩婺g常流露出來。
  他詩媮暀炴_地傾訴了對故國的深沈懷念。這也是他《擬詠懷》的中心主題。例如第十一首:
  搖落秋?氣,淒涼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壞杞梁城。天亡遭憤戰,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壘,長星夜落營。楚歌饒恨曲,南風多死聲。眼前一杯酒,誰論身後名?
  這首詩追述了梁元帝在江陵敗亡的悲劇。三、四兩句,寫的是南朝人民在國破家亡後被西魏俘擄、屠殺的悲慘情景。《南史·元帝紀》說,江陵陷落後,西魏“乃選男女數萬口?奴婢,小弱者俱殺之”。詩人雖然不敢明言,但是從杞梁妻哭倒長城的冤痛悲愴的哭聲中,我們可以想見北朝統治者的殘酷罪行。直虹、長星兩句,寫梁元帝的兵敗情景,也有很強的暗示力量。最後兩句,感慨梁朝君臣只顧眼前享樂,不顧國家安危,心情也極?沈痛。
  庾信的《擬詠懷》中也流露了消極悲觀的心情。“一朝人事盡,身名不足親”、“獨憐生意盡,空驚槐樹哀”、“殘月如新月,新秋似舊秋”、“昏昏如坐霧,漫漫疑行海”,這些都是他在典?事敵的屈辱境遇中完全喪失生活樂趣的自白。
  庾信自悲身世的重要作品,還有《和張侍中述懷》、《傷王司徒褒》等篇,其心情也和《擬詠懷》完全一致。我們必須提到的,是幾首寄贈朋友的五言小詩,例如:
  玉關道路遠,金陵信使疏。獨下千行淚,開君萬里書。
  ——《寄王琳》
  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舊笛悲。
  ——《寄徐陵》
  這些詩在寥寥數語中寫出他懷念故國的百轉千回的痛苦。境界開闊,感慨深沈,超過了謝兆的小詩。
  總之,庾信後期的詩無論思想內容或藝術風格都具有和前期迥然不同的面貌。他後期的詩除了表現身世遭遇的痛苦外,還有北方邊塞的風沙氣息。象“陣雲平不動,秋蓬卷欲飛”;“流星夕照鏡,烽火夜燒原”;“輕雲飄馬足,明月動弓綃”(以上均見《擬詠懷》);“胡笳遙警夜,塞馬暗嘶群”(《和趙王送峽中軍》);“馬嘶山谷動,弓寒桑柘鳴”(《伏聞遊獵》)等等詩句,都是南朝詩中罕見的。生活和環境的改變,是他的詩風從豔冶轉入剛健的決定因素。
  庾信在詩歌的形式格律上也有所發展。他的五言新體詩如《對宴齊使》、《寄徐陵》、《秋日》,在聲律上已暗合後來唐代的五言律詩和五言絕句。在七言詩形式上,《燕歌行》比鮑照七言篇幅規模更大,《烏夜啼》、《秋夜望單飛雁》、《代人傷往二首》,從句數、章法、對仗看也是唐人七律、七絕的先驅。
  用典較多,是他的詩歌的重要特點。有些詩,如前面所舉的,用典很有創造性,靈活變化,自然合拍,增強了藝術表現力量。但是有的詩也由於堆砌典故過多,以致語意晦澀。
  庚信的詩,初步融合南北詩風,是南北朝最後的一個優秀詩人,也是唐詩的先驅,對唐人的影響最?直接,因此深受唐代詩人的重視。杜甫說:“庾信文章老更成,淩雲健筆意縱橫。”又說:“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正是對他後期作品的正確評價。
  庾信到北朝以後不久,王褒(約513—576)也因?江陵敗亡被西魏俘擄到了長安,受到西魏和北周統治者的優待,在北朝文壇上也頗有聲名。他的名作《渡河北》也寄寓了故國之思:
  秋風吹木葉,還似洞庭波。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心悲異方樂,腸斷隴頭歌。薄暮臨征馬,失道北山阿。
  風格的質樸剛健,和他在南朝時的作品也頗有不同。此外如《關山月》的“天寒光轉白,風多暈欲生”,刻畫北方月色也能融合關塞苦寒的心境。

《南北朝的駢文和散文》


 第六章:南北朝的駢文和散文

  南北朝時代,由於社會政治的原因,以及文學思潮的影響,形成了駢文畸形繁榮的局面。但是,在一部分歷史、地理之類的學術性著作堙A散文也還有一定的發展餘地。

《南北朝的駢文》


  第一節:南北朝的駢文

  在帝王和貴族左右著文壇的南北朝時代,作家們大多數都生活在帝王、貴族的周圍,他們的生活、思想、藝術趣味都受到很大的束縛。?了用華麗纖巧的形式來掩飾空虛貧乏的內容,駢文這種特別注意形式美的文體,便受到當時文人們普遍的歡迎,大大地繁榮起來了。
  駢文的形式技巧也比魏晉時代更加精密了。在句法上,不僅講求對偶,而且把偶句分類歸納?言對、事對、正對、反對等等類型,加以探討研究。句的字數也漸漸趨向駢四儷六,《文心雕龍·章句篇》說:“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變也。”在聲律上,駢文雖然不象詩歌那樣有“八病”的限制,但也要求平仄配合,“轆轤交往”。其他如用典、比喻、誇飾、物色等等的技巧,《文心雕龍》也各有專篇討論。
  由於文學的發展,特別是文學形式技巧的發展,南北朝作家們開始探索文學和非文學的區別。他們最初是把經、史、諸子劃在文學範圍之外,又區分文學範圍以內的作品?“有韻”的“文”和“無韻”的“筆”兩類。後來梁元帝蕭繹認?只有“綺彀紛披,宮徵靡曼。唇吻遒會,情靈搖蕩”的作品,才可以稱之?“文”,至於“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雲取義”的章表、書記等類的實用駢散文字,則只能稱之?“筆”(見蕭繹《金樓子·立言篇》)。這就表現出重文輕筆的傾向。他這種理論雖然對文學界限的劃分作了積極的嘗試,並對文學技巧的發展有一定促進作用,但他所強調的文學獨立性,實質上和他哥哥蕭綱講的“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的觀點是互?表堛滿A這就鼓勵作家走上忽視文學思想內容的形式主義歧途。同時,他過分地強調形式,重文輕筆,也使原來較多地採用散文形式的各種筆體文章,都紛紛改用“綺彀紛披,宮徵靡曼”的駢體形式,這也促成了駢文更加畸形繁榮的局面。起源於兩漢辭賦的駢文,到了南北朝,在形式上和駢賦的關係也就更?密切了。
  駢文注重形式美,當然並不等於形式主義。但是,形式主義的作家特別喜歡駢文,形式主義文風的流行促成了駢文的畸形繁榮,而駢文的畸形繁榮又進一步造成形式主義文風的泛濫,卻是非常明顯的事實。
  南北朝時代,除?生了大量的形式主義的駢賦和駢文之外,還有少數作家在不同程度上擺脫宮庭貴族生活的限制和浮豔文風的影響,寫出了一些內容比較充實深刻,具有獨創風格的駢賦和駢文。
  鮑照的《蕪城賦》,是他憑吊廣陵(今江蘇揚州)的作品。廣陵在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帝大明三年,曾經兩次遭受戰禍,後一次災禍是竟陵王劉誕割據叛亂所引起的。鮑照在賦堶犮峇F西漢時代曾在廣陵建都的吳王劉濞叛亂失敗的故事,諷刺竟陵王叛亂所帶來的災禍。這篇賦描寫了劉濞稱雄的氣焰和悲慘的結局,對比了廣陵昔盛今衰的面貌。其中描繪亂後荒涼景象,尤?動人:
  澤葵依井,荒葛捐塗。壇羅虺蜮,階鬥麂鼯。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嗥雨嘯,昏見晨趨。饑鷹厲吻,寒鴟嚇雛。伏武藏虎,浮血飧膚。崩榛塞路,崢嶸古馗。白楊早落,塞草前衰。棱棱霜氣,蔌蔌風威。孤蓬自振,驚沙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這的確是如姚鼐所說的“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辭”。他的《登大雷岸與妹書》,寫自己“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的行役生活,寫九江、廬山一帶煙雲變幻、氣象萬千的景物,在縱橫排憂之中見奇麗峭拔之致,脫盡了一般駢文中常見的華靡、平庸、萎弱的作風。
  齊朝孔稚圭(448—501)的《北山移文》,用檄移的文體,假借“鍾山之英,草堂之靈”的口吻,對一個“纓情好爵”的虛?隱士周禺加以口誅筆伐。文中寫周禺奉詔出山,給鍾山帶來了莫大的恥辱,引起了“南嶽獻嘲,北隴騰笑”。所以當周禺秩滿入京,再經鍾山的時候,就引起了山靈無比的憤怒,“於是,叢條嗔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整篇文章都用妙想天開的擬人手法,使山嶽草木都充滿嬉笑怒?的聲音和姿態。在習用於歌功頌德的駢文中,很少看到這種辛辣有力的諷刺雜文。
  江淹是南朝最優秀的駢文作家之一,向來與鮑照齊名。他的代表作《恨賦》和《別賦》是兩篇主題和題材很新穎別致的駢賦。它們既非專事體物圖貌,也不完全是寫志抒情,而是把詩歌中詠史和代言的傳統引入辭賦之中。《恨賦》寫歷史上著名的帝王將相、英雄烈士“飲恨吞聲”的死亡,取材和漢魏以來詠史詩傳統非常接近,在構思上和他擬古的《雜體詩》也有接近之處。《別賦》寫從軍邊塞的壯士、感恩報主的劍客、服食求仙的道士、桑中陌上的情人等不同身份的人們“黯然消魂”的離別,取材構思又與樂府的代言體相似。這兩篇賦有很高的藝術技巧。如《恨賦》寫秦始皇的死,著重寫他空前?赫的功業和未完成的雄圖,以突出他“一旦魂斷,宮車晚出”的無窮遺恨。寫嵇康的死,則著重刻劃他臨刑前那種從容堅定的氣度: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濁醪夕飲,素琴晨張。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鬱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揚。
  《別賦》或刻劃臨別的銜涕傷神,或描寫別後的四季相思。或慷慨悲歌,或纏綿往復。也同樣寫得參差錯落,豐富多采。文詞富麗高華,熔鑄詩經、楚辭、樂府、古詩的詞語句法,能作到渾成無?,言約意豐,音韻既鏗鏘優美,句法又錯綜變化。而且善於在篇中插入富有詩意的白描,使全文映照生姿。例如:
  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歌。桑中衛女,上宮陳娥。春草碧色,春水綠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圭。明月白露,光陰往來。與子之別,思心徘徊。
  這一段寫情人離別的文字,幾乎完全採取民歌抒情獨白的形式;明轉天然的語言,珠圓玉潤的音調,也說明作者對南朝民歌有深細的體會。
  梁代陶宏景(452—536)、吳均的幾篇短劄也是歷來傳誦的寫景名作: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頹,沈鱗競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來,未複有能與其奇者。
  ——陶宏景《答謝中書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堙A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遊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穀忘返。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與宋元思書》
  這些書劄雖用駢體,但直敘白描的散行句子頗多。風格簡淡清新,沒有浮豔氣息,可以和二謝山水詩比美。吳均還有《與施從事書》、《與顧章書》,也都是以善寫山水?其特色。
  庾信是南北朝駢賦、駢文成就最高的作家。《哀江南賦》是代表他的駢文最高成就的名作。這篇賦是他晚年在北周懷念故國、自悲身世的作品。其內容與他的《擬詠懷》詩是相?表堛滿C賦的序文說:
  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懷之用。追?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主。
  這篇賦以?事體的長篇結構,追?了他的家世和他前半生的經歷。追?了梁武帝統治下“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的時代,詳述了從侯景之亂、梁元帝偏安江陵、?西魏所滅、以及梁敬帝被陳霸先篡位等一系列的梁朝衰亡的史實。其中描寫江陵亡後,百姓被俘擄到北方途中的景象,尤其動人:
  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堣哩堙A長亭短亭。饑隨蟄燕,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
  在駢體的辭賦堙A出現這樣描寫人民流亡的血淚淋漓的現實生活圖景,是前無古人的。賦中對梁朝君臣的昏庸、苟安、猜忌、內哄,也作了沈痛的指責。至於懷念故國的深沈感情,更是時時流露,舉不勝舉。他的《小園賦》,在寫對故國的懷念中,更突出地表現了他屈仕異國願?隱士而不得的痛苦心情,賦中寫他幻想的“數畝敝廬,寂寞人外”的生活,特多白描名句,如“鳥多閒暇,花隨四時”、“一寸二寸之魚,三竿兩竿之竹”、“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礁麥兩甕,寒菜一畦。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而雲低”。這些片斷,特別顯出了他善於在駢文中運用白描的傑出技巧。徐陵的駢文在梁時曾和他齊名,但最後的成就卻遠不及他。

《南北朝的散文》


  第二節:南北朝的散文

  當駢文畸形發展的南北朝時代,在史傳、地理等學術著作中,還可以看到一些比較質樸的?事、抒情、寫景的散文作品。但是,這些作品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駢文的影響,和魏晉以前的散文,風格頗有不同。
  範曄(397—445),字蔚宗,順陽(今河南淅川)人。博涉經史,好?文章,通曉音律,官至太子詹事,後因事被殺。他刪削整理自東漢至宋初十幾家東漢史籍,寫成了《後漢書》九十卷。這部書從創作價值來說,遠不及《史記》、《漢書》,但是整理剪裁的功績,並不在班固之下。他第一次在史書堨腄m文苑列傳》,既表現當時重視文學的新風氣,也對後來的史家有一定的影響,對文學研究也是有利的。書中有一些人物傳記,寫得真切動人。例如《範滂傳》堙A他對這個幸直剛介的人物深表同情,寫範滂被殺以前訣別母親和兒子的對話,慷慨悲涼,頗有悲劇的色彩:
  ……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複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惡,則惡不可?;使汝?善,則我不?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這篇傳記使青年時代的蘇軾深深感動,並不是偶然的。在《逸民列傳》的“漢陰老父”一節中,寫“老父”對尚書郎張溫當面痛斥昏君的言論,也很可以看出范曄的進步觀點。範曄對書中一些列傳的序論,頗?自負。今天看來,雖然超越前人的精闢見解並不多,但是他讚揚賢明、指斥昏佞的進步傾向,還比較鮮明。論述政局世風的變化,思致也相當周詳。筆勢之擒縱開合、詞句之麗密精煉,和史、漢相比,也有不同的特色。清代史學家王鳴盛稱讚他的《黨錮列傳序》:“說兩漢風俗之變,上下四百年間,了如指掌。下之風俗,成於上之好尚。此可?百世之龜鏡。蔚宗言之切至如此,讀之能激發人。”(《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八)他的《宦者列傳序》不僅細緻地分析了宦官易於得寵的種種原因,而且憤怒地指斥了宦官炙手可熱的氣焰:“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痛快淋漓的氣勢,往往寓於整齊麗密的駢文句法之中。他的《獄中與諸甥侄書》也是自述寫作甘苦的論文名作,從這堨i以看到他是南朝時代最早注意聲律、文筆問題的作家之一。
  南朝自齊梁以後,散文已日就衰微。北朝這時卻出現了兩部頗有文學價值的學術著作,這就是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銜之的《洛陽伽藍記》。
  酈道元(?—527),字善長,范陽涿鹿(今河北涿縣)人。他很好學,曆覽奇書,作過州剌史、禦史中尉等官職。他的《水經注》是?魏晉時代無名氏所著的《水經》一書所作的注釋。但他的注釋,實際是一部“別開生面”的著作。他博采了漢魏以來許多山川土風、歷史掌故的文獻,並根據自己隨北魏文帝巡幸長城、陰山,以及自己作冀州、魯陽、潁川、東荊州等地太守、刺史時“訪瀆搜渠”的調查記錄,?述了大小一千多條水道的源流經歷,以及沿岸的山川景物和故事傳說。書中對五胡十六國的君主都直用其名,對劉裕則稱?“劉公”、“宋武王”,對晉軍則稱?“王師”,表現了作者的愛國思想。從《江水注》中對秦代李冰的各種水利建設的歌頌,《河水注》中對秦始皇築長城造成的人民“冤痛”的同情,也可以看出他對人民利益有一定的關懷。從文學上來看,這部書在描寫山川景物上,取得了值得珍視的成就。《江水注》中“巫峽”一節,就是自古傳誦的名篇:
  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重岩?嶂,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曦月。至於夏水襄陵,沿坼阻絕。或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禦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素湍綠潭,回清倒影。絕獻多生怪柏,懸泉瀑布,飛漱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潤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淒異。空穀傳響,哀轉久絕。故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這一節不到兩百字的文章,寫了巫峽兩岸高峻的山勢,夏天奔流的江水,以及峽中四季景色氣氛的變化,而且寫得這樣雋永傳神。我們可以引作者自己的話說:“山水有靈,亦將驚知己于千古矣!”《江水注》中“黃牛灘”一節,寫“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的岩石,寫“三朝三暮,黃牛如故”的江水紆回的形勢,也非常樸素生動。此外,《河水注》“孟門山”一段,寫黃河的“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憤怒,鼓若山騰”,具有非常宏偉的氣勢。《濟水注》中寫大明湖上“左右楸桐,負日俯仰。目對魚鳥,水木明瑟”的風光,又令人心曠神怡。《寇水注》中“陽城澱”一節,寫農村兒童們乘舟采菱折芰的生活,“長歌陽春,愛深綠水。掇拾者不言疲,謠詠者自流響”,又別有一番田園水鄉的勞動生活氣氛。這些雖然都是片段的文字,但可以看出書中所寫的景物是豐富多樣的。他的散文,或用白描,或施彩筆,也不拘一格。總的來說,都能在比較簡潔生動的文字中兼有駢文修辭精細的特色。例如寫水的清澈,便有“漏石分沙”、“淵無潛甲”、“俯視遊魚,類若乘空”、“下見底石,如樗蒲矣”等各種不同的形容,的確是“片語只字,妙絕古今”!唐代柳宗元、宋代蘇軾等人的山水散文,都曾經受過他的影響。蘇軾《寄周安孺茶詩》說:“今我樂何深,水經亦屢讀。”可以想見此書吸引人的藝術魅力。
  酈道元死後二十多年,楊銜之寫出了他的具有文學價值的歷史文獻《洛陽伽藍記》。
  楊銜之(生卒年不詳),北平(今河北完縣)人。曾作過北魏的撫軍府司馬,北齊的期城郡守等官職。北魏自西元四九五年遷都洛陽以後,統治階級崇信佛教,大量修建佛寺。當極盛時代,“京城表堙A凡一千餘寺”。西元五三四年孝靜帝被高歡逼迫遷都鄴城以後,這些佛寺大半都在兵火中毀滅了。西元五四七年,楊銜之因行役重過洛陽,見“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恐後世無聞,故撰斯記”。但是,他寫這部書的目的,主要不是?佛教作宣傳,而是通過這些佛寺歷史的追?,揭露“王公相競侵漁百姓”(《廣弘明集》卷六)的罪惡。例如本書《高陽王寺》及《壽丘堙n兩節中,他以諷刺的文筆描述了北魏幾個王侯窮奢極欲的生活,以及他們的特權思想和貪鄙性格。河間王元琛公開對人說:“晉世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畫卵雕薪。況我大魏天王,不?華侈!”章武王元融看見元琛的豪富氣派以後,更氣得“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尤其突出的,是胡太后有一次把宮中絹帛賜給百官,任他們自取。別的官僚都是拿得起多少就取多少,而元融和另一個豪富陳留侯李崇卻貪心不足,“負絹過任,蹶倒傷踝”。其他寫窮奢極侈的王侯邸第的建築,也頗寓諷刺之意。本書善於用簡短文字?述故事和人物。《法雲寺》一節,寫善吹壯士歌的軍樂家田僧超,他追隨征西將軍崔延伯作戰,每次臨陣,“僧超?壯士聲,甲胄之士,莫不踴躍。延伯單馬入陣,旁若無人”。用語不多,頗能顯示這個民間音樂家所吹軍樂的動人力量。同篇中寫劉白墮的釀酒,烘托尤?神妙:
  河東人劉白墮善能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希,以罌貯酒,暴于日中,經一旬,其酒味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多出郡登藩,遠相餉饋,逾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亦名“騎驢酒”。永熙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藩,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獲,因此複名“擒奸酒”。遊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書中寫建築物也相當精彩。如寫永寧寺的九級浮圖,“金盤炫日,光照雲表;寶鐸含風,響出天外”,使我們驚訝於當時勞動人民建築藝術的高度水平。從波斯國僧人達摩對此寺及浮圖的讚歎中,可以看到這在當時是“極佛境界亦未有此”的偉大建築。書中還記載了許多類似南朝志怪小說的宗教神怪故事。這部書文字基本是散文,但比《水經注》更多駢儷成分。
  ?之推(約529—591),字介,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初仕梁,梁元帝江陵敗亡後,由南朝輾轉奔竄北齊,官至平原太守。後仕周、隋。學識淵博,閱曆深廣。所著《?氏家訓》,雖多是用儒家思想教訓子弟,但往往插?他親身的見聞,從中可以窺見南北士族風尚的不同。文詞雖時有駢體,但風格平易親切。間用諷刺之筆,亦能引人注目。如《教子篇》舉北齊一個士大夫公然對人說:“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名實篇》敘一個“近世大貴”在居喪服禮時,竟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著墨不多,人物的無恥、虛?的面目已躍然紙上。在《文章篇》中,他紀錄了一些南北朝作家論文的見解,也發表了他自己對文章的看法,觀點頗近劉勰。
  總的來說,南北朝是散文中衰的時代,要徹底改變這個局面,還有待于唐代的古文運動。

《中國古代小說溯源》


  第一節:中國古代小說溯源

  我國小說雖然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粗具規模,卻有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最早可以溯源到古代的神話和歷史傳說。神話故事以神為中心,歷史傳說雖然有現實人物為根據,也往往被塗上神異的色彩。它們是我國志怪小說的源頭。我國先秦古籍中保存神話最多的是《山海經》,《穆天子傳》中也有一些。魏晉志怪小說《神異經》、《十洲記》固是摹仿《山海經》,但如《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講武帝與西王母故事,則顯然是從《穆天子傳》中穆王“賓於西王母”的情節發展而來,這些都說明了這種淵源關係。另外,我國先秦史書如《左傳》、《國語》、《戰國策》等,都具體記述人物的言行,先秦子書如《論語》、《孟子》、《莊子》等,也雜有不少記事成分,寫出了一些思想家及其門徒的言論行動。它們都對魏晉以後記錄人物瑣事的小說有直接的為發和影響。
  《莊子·外物篇》說:“飾小說以幹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最早提到“小說”的,但這指的是一些不合大道的瑣屑之談,不是後來所說的小說。班固《漢書·藝文志》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此所指始近於小說。《漢書》曾著錄小說家書十五種,一千三百八十篇,這是我國文學史上最早見於著錄的小說作品。這些書已大都散佚,只《青史子》還殘存幾條遺文。十五家書中《封禪文說》以下六家據注文和著錄次序可以斷定是漢人作品,《伊尹說》以下九家雖然皆稱古人,但班固已多目為依託,大約也是漢人或其稍前時代人的作品。這些書中的一部分也不是小說,如《青史子》所存遺文便全是講禮的;不過其中一部分據注文推測,可能接近小說。如《虞初周說》的作者虞初是漢武帝時的方士,《待詔臣安成未央術》注引應劭曰:“道家也,好養生事,為未央之術。”方士好稱道方術靈異,未央術乃是神仙長生術。魏晉志怪小說多記方術、神仙之事,它們可能與之相近。除上述諸書外,漢代近似於小說的作品還有“雜史”一類。“雜史”中記載的人物、故事大都有史實作根據,寫法也與史傳相似,但往往加入了許多想象和附會成分,情節更為曲折,有此描寫也更細緻,頗富小說意味。如《吳越春秋》、《越絕書》記載伍子胥以及越王勾踐的故事,都很生動有趣。
  小說發展到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繁盛。這時,寫作小說幾乎成一種風氣,不僅作品的數量多,而且內容豐富,出現了前代所沒有的盛況。這個時期的小說,就其內容說,大體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談鬼神怪異的“志怪小說”,一類是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軼事小說”。

《志怪小說》


  第二節:志怪小說

  魏晉南北朝時期志怪小說的大量?生,是有其現實社會原因的。這首先是和當時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密切相關。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說:“中國本信巫,秦漢以來,神仙之說盛行,漢末又大暢巫風,而鬼道愈熾;會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漸見流傳,凡此,皆張皇鬼神,稱道靈異,故自晉迄隋,特多鬼神志怪之書。”這段論述很簡明扼要。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動蕩不安,戰亂頻仍,宗教迷信思想最易傳播。腐朽的士族階級不敢正視現實,妄想羽化登仙,永世享樂,多信神仙道術之事;有的則信仰佛教,尋求精神的麻醉;而勞動人民渴求擺脫貧困、饑餓和死亡,在統治階級的愚弄下,也往往把尋求安寧、幸福的希望寄託于不現實的空中樓閣。社會上宗教迷信思想因之盛行,神鬼故事也就不斷?生。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廣大人民在極端困迫的生活堙A也運用各種方式向壓迫、剝削他們的反動統治階級展開了英勇的鬥爭。他們常常把強烈的反抗意志和對理想的追求,通過大膽的幻想,借助於神鬼故事曲折地表現出來。志怪小說中有不少思想內容積極健康的作品,就是這些故事的記錄和加工。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數量很多。現在保存下來的完整與不完整的尚有三十餘種。其中比較重要的有託名漢東方朔的《神異經》、《十洲記》,託名郭憲的《漢武洞冥記》,託名班固的《漢武帝故事》、《漢武帝內傳》,託名魏曹丕(一作張華)的《列異傳》,晉張華的《博物志》,王嘉的《拾遺記》,荀氏的《靈鬼志》,幹寶的《搜神記》,託名陶潛的《搜神後記》,宋王琰的《冥祥記》,劉義慶的《幽明錄》,梁吳均的《續齊諧記》,北齊?之推的《冤魂志》等。幹寶《搜神記》成就最高,是這類小說的代表。
  志怪小說中有不小一部分是道士、佛徒自神其教的作品,即或是文人史家的著述也幾乎是抱著同樣的目的,如幹寶著《搜神記》便自言是?了“發明神道之不誣”。因之,其中不少作品或講神仙道術,或談巫鬼妖怪,或誇殊方異物,或言佛教靈異,目的都在證明神仙及幽冥世界的實有和神鬼的威靈,宣揚宗教迷信思想。如《搜神記》中《阮瞻》一篇,?述“素執無鬼論”的阮瞻被鬼嚇壞的故事,顯然是在證明鬼神的存在。《蔣濟亡兒》一篇,寫蔣濟亡兒死後在陰間衙門媟礄t,也很明顯是?宗教的迷信思想作宣傳。這類作品的作用是把人民帶到宗教迷信的幻境堙A麻痹人民的鬥志,使之屈從命運的安排,?鞏固現實的統治服務。它們是志怪小說中的糟粕,對後世影響也很壞。
  志怪小說中的優秀作品,可能是民間故事。它們雖然也染上了神異的色彩,襲用了迷信落後的形式,但思想傾向卻是與前者根本對立的。它們是借助神怪的題材,反映廣大人民的思想和願望。其中有直接暴露封建統治者的兇殘、表現人民對統治者堅決鬥爭的,如《搜神記》中的《幹將莫邪》,記巧匠莫邪給楚王鑄成雄雌二劍後被楚王殺死,其子赤?父報仇的故事。不僅揭露了封建暴君殘害人民的血腥罪行,而且突出地表現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反抗壓迫的英雄行?。山中行客見義勇?、自我犧牲?子赤復仇的豪俠氣概,也體現了勞動人民在反抗壓迫的鬥爭中的團結友愛。書中寫行客持子赤頭見楚王一段,尤其驚心動魄:
  客持頭往見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頭也,當于湯鑊煮之。”王如其言煮頭,三日三夕不爛。頭踔出湯中,真目大怒。客曰:“此兒頭不爛,願王自往臨視之,是必爛也。”王即臨之,客以劍擬王,王頭隨墮湯中,客亦自擬己頭,頭複墮湯中。三首俱爛,不可識別,乃分其湯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這種情節看來雖似離奇荒誕,卻深刻地表現了在暴君統治下被迫害人民反抗的決心。又如《韓憑夫婦》,?述宋康王霸佔韓憑的妻子何氏,韓憑夫婦先後自殺的悲劇,暴露了封建統治者荒淫和兇殘的本性,歌頌了韓憑夫婦生死不渝的愛情,尤其是何氏不慕富貴,不畏強暴的剛強意志。體現了勞動人民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的高尚品質。
  勞動人民的善良、勇敢、樂於助人、勇於自我犧牲的精神,在志怪小說中也有動人的表現。如《李寄斬蛇》,寫窮苦的女孩李寄,冒著生命危險,砍死大蛇的故事。李寄的形象反映出勞動人民?民除害的勇敢和智慧,同時也說明了官吏的殘酷和無能。
  反映封建婚姻制度下青年男女?爭取愛情幸福而鬥爭的故事,可以《紫玉韓重》?代表。作品?述吳王的小女紫玉和童子韓重相愛,私訂終身,吳王不許,紫玉憤恨而死。後來韓重在墓前痛哭,紫玉魂靈出現,和他在墓中結?夫婦。這個故事歌頌了他們愛情的堅貞,寫出了封建時代青年男女愛情生活的不自由。《王道平》和《河間男女》也是這一類型的故事。其他如《列異傳》中的《望夫石》,《搜神後記》中的《白水素女》,《幽明錄》中的《龐阿》和《賣胡粉女子》,寫的都是封建社會中青年男女婚姻不自由的悲劇故事,讚揚了要求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禮教的罪惡,具有反封建的意義。此外,《幽明錄》中《劉晨阮肇共入天臺山》一則,記載一個人仙戀愛的神話故事。唐傳奇《遊仙窟》在構思上顯然是受了它的影響。任方《述異記》中《園客》一則,還在勞動背景中描寫了一個動人的人仙的愛情故事。
  值得注意的是當道教、佛教大量編造鬼故事,宣傳鬼的魔力以恐嚇人民的時候,在民間卻針鋒相對地?生了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搜神記》和《列異傳》都收錄的“宋定伯捉鬼”,不僅宣傳了鬼魅不可怕,而且還借捉鬼的有趣故事,反映出人民的機智。《搜神記》還有好幾篇類似這樣的故事。如宋大賢對狐魅的一切恐怖手段都持勇敢無畏態度,終於伺機捉殺了狐鬼。安陽城南一書生,鎮靜而耐心地探詢清楚各個鬼魅的來歷,待天明以後才逐一鋤殺。這類故事正反映了人民在現實生活中對待壞人壞事的勇敢和智慧。此外如《拾遺記》的《怨碑》、《冤魂志》的《弘氏》等篇,揭露了統治者的罪惡,表達了人民的抗議,也都是較好的作品。
  魏晉南北朝的志怪小說大都採用非現實的故事題材,顯示出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但宣傳宗教神怪的小說和進步的民間傳說故事在本質上是絕不相同的。前者大力渲染神鬼怪異的靈驗,麻痹人們的思想,削弱人們的鬥志,是消極的浪漫主義。後者植根於黑暗社會人民的現實生活,以幻想的形式,表現了人民反抗強暴的意志和爭取美好生活的願望,它鼓舞人們熱愛生活,激勵人民?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堅決鬥爭,因此是積極的浪漫主義。
  處於小說發展初期的志怪小說,在藝術形式方面,一般還只是粗陳梗概。然而也有一些結構較完整,描寫較細緻生動,粗具短篇小說規模的作品。如《韓憑夫婦》、《李寄斬蛇》等篇中的人物形象已比較鮮明。又如《幹將莫邪》,雖篇幅很短,情節卻富於變化。在古代小說形成的初期已能達到這樣的水平,是非常可喜的。
  志怪小說對後世有很大影響。唐代傳奇就是在它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沈既濟的《枕中記》,李公佐的《南柯太守傳》,就淵源于劉義慶《幽明錄》的《焦湖廟祝》以及《搜神記》中“盧汾夢入蟻穴”的故事。在中國小說史上,說狐道鬼這一流派的形成,就肇始於這時的志怪小說。如宋洪邁的《夷堅志》、明瞿佑的《剪燈新話》、清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等,都和它有一脈相承的關係。宋人平話中的“煙粉靈怪”故事也都受到它的影響。如《生死交范張雞黍》、《西湖三塔記》等,就出自《搜神記》相同題材的故事。志怪小說還給後世的戲曲和小說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羅貫中的《三國演義》、馮夢龍的《三言》,都吸收了《搜神記》的若干材料;關漢卿的《竇娥冤》、湯顯祖的《邯鄲夢》,是《東海孝婦》和《焦湖廟祝》的進一步發展;至於如《幹將莫邪》被魯迅改?歷史小說《鑄劍》,《董永》?今天黃梅戲《天仙配》的最早藍本,這更是大家所熟知的。

《軼事小說》


  軼事小說

  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小說在魏晉南北朝也很盛行,這和當時社會品評人物的清談風尚有密切關係,魯迅說:“漢末士流,已重品目,聲名成毀,決於片言。魏晉以來,乃彌以標格語言相尚,惟吐屬則流於玄虛,舉止則故?疏放。……世之所尚,因有撰集,或者掇拾舊聞,或者記述近事,雖不過叢殘小語,而具?人間言動,遂脫志怪之牢籠也。”(《中國小說史略》)這一段話,扼要地說明了軼事小說?生和興盛的原因。
  魏晉的軼事小說,較早的有託名漢劉歆的《西京雜記》,據《唐書·經籍志》著錄,實?晉葛洪所撰。這部書內容很龐雜,記述了西漢的宮室制度、風俗習慣、怪異傳說等多方面內容,人物軼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確有一些“意緒秀異,文筆可觀”的隹作。如《肅霜裘》描寫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當壚賣酒捉弄卓王孫的故事,就很生動。《王嬙》一則,反映了宮庭生活的腐敗和奸臣的弄權納賄,顛倒黑白,有強烈的批判意義。純粹記錄人物軼事的小說,最早的作品是東晉裴?的《語林》,後來有郭澄之的《郭子》,宋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梁沈約的《俗說》,殷芸的《小說》等。這些書已大都散佚,只在類書中還保有一些遺文。比較完整流傳至今的只有《世說新語》,它是魏晉軼事小說的集大成之作,是這類小說的代表作品。
  《世說新語》的編撰人劉義慶(403—444),是劉宋王朝的宗室,襲封臨川王。《宋書·劉道規傳》說他“性簡素”,“愛好文義”,“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世說新語》可能就是他和手下文人雜采?書編纂潤色而成。梁時劉孝標?此書作注,引用古書四百餘種,更加豐富了本書的內容。
  《世說新語》主要是掇拾漢末至東晉的士族階層人物的遺聞軼事,尤詳於東晉。全書按內容分類系事,計有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等三十六篇。作者顯然是從士族階級的觀點來搜集記錄這些人物軼事的,因此它的褒貶也就不能不帶有嚴重的階級局限性,許多是應該嚴格批判的東西,作者卻持著欣賞讚揚的態度,這大大影響了本書的思想性。但從其內容的客觀意義來說,仍然比較清楚地反映了士族階級的精神面貌與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暴露和認識意義。
  《世說新語》的大部分篇幅是描寫“魏晉風度”“名士風流”,我們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士族名士有意玩弄風度、風流自賞的情態。他們崇尚“自然”,主張適意而行,不受任何拘束。如《任誕篇》記王子猷居山陰,逢夜雪,忽憶剡縣戴安道,即時登舟往訪,經宿始至,及門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同篇又載劉伶縱酒放達,甚至脫衣裸形在室中,有人看見譏笑他,他卻說:“我以天地?棟宇,屋室?惲衣,諸君何?入我惲中?”有一些放誕行?實際已流於縱欲享樂。如同篇記畢卓,他認?“一手持蟹鼇,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他們又以喜怒憂懼不形於色,?不失名士風度。如《雅量篇》載謝安與人圍棋,適得謝玄淮上大捷消息,他看信畢,竟“默然無言”,直到有人問是何事,他才毫不在意地答道:“小兒輩大破賊。”而“意色舉止,不異于常”。又如同篇載顧雍集僚屬圍棋,得到兒子死訊,他雖“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卻“神氣不變”,直至客散。能欣賞山水也被視?名士風雅。許詢“好遊山水”,又“體便登陟”,時人便稱許他說:“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棲逸篇》)衛永不諳山水,孫綽便譏議他說:“此子甲情都不關山水。”(《賞譽篇》)這些名士又以隱逸?高。《排調篇》載,謝安始隱東山,後出仕?桓公司馬,有人贈桓公藥草遠志,桓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郝隆便借機譏諷謝說:“此甚易解,處則?遠志,出則?小草。”謝亦有愧色。士族即或身擔要職,也要“不以物務嬰心”,做個“朝隱”名士。所以《言語篇》記謝太傅登冶城,“悠然遠想,有高世之志”。他們大都“托懷玄勝,遠詠老莊”,終日“以清談?經濟”。如《文學篇》載:
  殷中軍?庾公長史,下都,王丞相?之集。桓公、王長史、王藍田、謝鎮西並在。丞相自起解帳,帶麈尾,語殷曰:“身今日當與君共談析理。”既共清言,遂達三更。丞相與殷共相往反,其餘諸賢,略無所關。既彼我相盡,丞相乃歎曰:“向來語,乃竟未知理源所歸;至於辭喻不相負,正始之音,正當爾耳。”明旦,桓宣武語人曰:“昨夜聽殷、王清言,甚佳,仁祖亦不寂寞,我亦時複造心,顧看兩王掾,輒妾如生母狗馨。”
  這正是大官僚名士生活的真實寫照。此外,在《言語》、《賞譽》、《品藻》、《任誕》、《排調》等篇中,還記載了士族名士講究儀容修飾,神態超逸,注意語言“機警多鋒”,簡約有味,以及好尚服藥飲酒等,這些也都是魏晉風流的內容。
  兩晉是士族門閥社會。士族階級依據門閥制度壟斷了政治和經濟,他們又襲取了漢末清議的形式,換上士族階級的內容,製造一個精神的象牙之塔。一方面以此逃避充滿矛盾的現實,一方面以此自命風雅,使士族階級的壁壘更加森嚴。但是只要我們瞭解到這是一個“四郊多壘,宜人人自效”的時代,而士族階級卻一味風流自賞,“虛談廢務,浮文妨要”,也就可以清楚地認識到這個階級的腐朽本質,看清所謂“名士風流”究竟是怎樣一種貨色了。
  《世說新語》的一些記載還暴露了晉司馬氏統治的黑暗恐怖。如《尤悔篇》載王導?晉明帝陳說晉得天下之由,“具敘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以致明帝聽了也覆面著床說:“若如公言,祚安得長?”又《德行篇》載阮籍“言皆玄遠,未嘗臧否人物”,連司馬昭都說他言語“至慎”;此外,《言語篇》載司馬景王取上党李喜?從事中郎,問他:“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也都透露了司馬氏統治的殘酷。
  《世說新語》另一些記載則暴露了豪門士族窮奢極欲的生活。如《汰侈篇》記石崇和王愷鬥富的情形,一個“以台備澳釜”,一個“用蠟燭作炊”;一個“作紫絲布步障碧綾堨|十堙芋A一個“作錦步障五十堙芋C這種對民脂民膏的大肆揮霍,真是駭人聽聞。又載: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羅,以手擎飲食。丞屯肥美,異于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屯。”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
  連皇帝都意不能平,王武子家的奢華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還有一些記載暴露了士族階級兇殘暴虐、貪婪慳吝等醜惡本性。如《汰侈篇》載石崇每燕客,常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即斬美人。一次大將軍王敦去作客,竟“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色如故,尚不肯飲”,當丞相王導責讓他時,他卻說:“自殺伊家人,何預卿事!”石崇的兇暴,王敦的殘忍,都令人吃驚。又《儉嗇篇》記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很能說明士族貪得無厭的本色。可是這位“既貴且富”的司徒,卻吝嗇異常。女兒出嫁時,向他借了數萬錢,此後,女兒每次歸家,他都?色不悅,直到“女還錢,乃釋然”。他家有好李,怕別人得到種子,竟先“鑽其核”而後出售。
  除了上述內容之外,《世說新語》也記載和稱頌了一些好人好事。《言語篇》“新亭對泣”一則表現了愛國思想: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借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河山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在當時的士族中,能夠對北方國土淪陷發發感慨,並表示恢復的心願,已是很難得的了。
  《簡傲》、《方正》、《規箴》等篇還記載了一些不阿附權勢的事例。《簡傲篇》載,鍾會往訪嵇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聽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魏晉易代之際,政治險惡,士族中人即使不是趨附司馬氏,也要竭力韜晦,全身遠害。嵇康卻敢於對司馬氏的心腹鍾會直言相譏,表現了他的鬥爭性和鋒芒外露的性格。又如《方正篇》載王敦兄王含作廬江郡,貪污狼藉,敦護其兄,于?坐稱其兄“在郡定佳”,當時廬江人士都附和稱讚,主簿何充卻正色說:“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以致使“敦默然,旁人?之反側”。
  在士族崇尚清談遺落世事的風氣堙A《世說新語》也記錄了一些看重事功、反對清言的事例。如《政事篇》載,王導夏月至石頭看庾冰,冰正料事,導曰:“暑,可小簡之。”庾答曰:“公之遺事,天下亦未以?允。”《輕詆篇》“桓公入洛”一則,記桓溫把清談誤國的名士斥?“敢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字”的大牛,也很能揭示出清談名士的本質。
  此外,《德行篇》寫荀巨伯忠於友情,不肯“敗義以求生”;《識鑒篇》寫郗超不計小怨,顧全大局;《自新篇》寫周處勇於改過?民除害等,也都有一定教育意義。
  《世說新語》有著很大的局限性。由於作者的階級地位和生活、思想的局限,以及當時士族文人風尚的影響,它不但沒有接觸到廣大人民與統治階級的尖銳矛盾,而且對統治階級生活的記載也缺乏批判的態度,這不能不大大降低了本書的思想性,並給後世讀者帶來消極的影響。
  《世說新語》在藝術上具有較高的成就。魯迅說它“記言則玄遠冷俊,記行則高簡瑰奇”,可以視作本書在藝術上的總的特色。
  《世說新語》善於通過富有特徵性的細節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如《忿捐篇》描寫王藍田性急,吃雞子時“以助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展之,又不得。真甚,複於地取內(納)口中,齧破即吐之”。通過幾個小動作就把王藍田的性急,繪聲繪色地刻劃出來了。《世說新語》還善於用對比的手法,突出人物的性格。如《德行篇》記管甯割席的故事:
  管甯、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甯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通過管甯、華歆對金錢、對權貴的不同態度,揭示了兩人品格的優劣。僅僅六十一個字,卻是有情節,有動作,十分緊湊精采。
  善於把記言記事結合,也是《世說新語》在藝術上的重要特色。如《雅量篇》描寫晉孝武帝見了彗星後的心情,他深夜入園中對星空舉杯祝酒說:“長星勸爾一杯酒,自古何時有萬歲天子!”這種行動和說話,把他在見到彗星後故作達觀的心理完全表露出來了。又如《賢媛篇》記李勢妹在南康公主威脅之下所表現的神態和對話,反映了一個婦女不忘故國的悲痛心情。
  《世說新語》的語言精煉含蓄,雋永傳神。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說:“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然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就其中一些優秀篇章的藝術成就說,這評語是確切的。
  《世說新語》是記?軼聞雋語的筆記小說的先驅,也是後來小品文的典範,它對後世文學有深遠的影響。唐王方慶的《續世說新語》,宋王讜的《唐語林》,孔平仲的《續世說》,明何良俊的《何氏語林》,馮夢龍的《古今譚概》和清王淖的《今世說》等,都深受這部書的影響。《世說新語》中有許多故事或成?詩文中的典故,或成?戲劇家小說家創作的素材。如《玉鏡臺》(元關漢卿作)、《剪發待賓》(元秦簡夫作)、《蘭亭會》(明楊慎作,或題許時泉)等戲,就都是從《世說新語》的故事發展出來的;禰衡擊鼓罵曹、周處除三害的故事,至今還出現在舞臺上。而楊修解“黃絹幼婦”之辭、曹操叫士兵“望梅止渴”和曹植七步成詩等故事,也都?羅貫中寫進《三國演義》而成?生動的情節。它如“謝女詠雪”、“子猷訪戴”等故事,都成了後世詩文常用的典故。至於後來的許多成語,如“登龍門”、“枕流漱石”、“一往情深”等,也都出於此書。足見《世說新語》在我國文學史上地位的重要。
  在魏晉南北朝的軼事小說中,還有記述詼諧言行而富有諷刺意味的《笑林》、《解頤》、《??錄》等,是後來《笑林廣記》一類的淵源。可惜原書失傳,只有少數遺文保留下來。

《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


  第一節:曹丕的典論論文和陸機的文賦

  建安以前,中國沒有文學批評的專著。但是,先秦的《論語》、《孟子》、《莊子》、《荀子》,兩漢的《史記》、《漢書》、《法言》、《論衡》以及解釋《詩經》、《楚辭》的著作堻ㄣ畢s著一些有關文學的言論,這些言論或提出了一些文學批評的根本原則,或評述古代及當代的文學作品,雖然只是一些片段,對後代的文學批評卻起了很大的開創、為發、引導的作用。
  建安時代,由於政治社會狀況及時代思潮的變化,文學創作非常活躍,文學創作的自覺精神有顯著的提高,再加東漢桓靈之世品評人物的清議風氣的影響,品評文章的風氣也逐漸形成。曹丕的《典論·論文》正是在這種風氣中為生的比較系統的文學批評論著。他還有一篇《與吳質書》也是有關文學批評的名作。
  曹丕在《論文》中首先反對自古以來的“文人相輕”的積習。並用“審己以度人”的態度分別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體文章創作上的長處和短處。
  為什為這些作家會互有長短呢為曹丕也作了進一步的探索。他認為一方面是因為文體各有特點,一方面是作家的才性不齊。
  在論文體上,他指出:“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各種文體所“同”的“本”是什為,他沒有說明。但是他指出了文體四科互相區別的特點,也就為各體文章的創作和批評找到了一個初步的客觀的標準。而“詩賦欲麗”一點,更顯示了建安文學漸向詞采華麗發展的新風尚。
  為什為作家在文體上會“能之者偏”呢為他說:“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堜珨〞漱摰臐A是一個古人的不確切的詞語,很難下一個準確的定義。但是從他以清濁為形容,以音樂的引氣巧拙為比喻來看,“氣”大致是指作家的才性在文章中的反映。東漢清議論人的品性有清濁之分,所以論文也就“清濁有體”了。才有巧拙,性有清濁,所謂“孔融體氣高妙”,“公斡時有逸氣”(《與吳質書》),就是指他們的文章中表現了清高、俊逸的才性。他講文氣重視清高、俊逸,和後代批評家所說的“建安風骨”的觀念正是相通的。氣的概念雖然不確切,但是他所探索的問題卻接近我們所說的作家個性和風格的問題。文氣觀點的提出正反映了建安文學向個性化發展的新趨勢。
  曹丕在《論文》媮棱q統治階級立場有意識地提高文學的地位。他不象漢朝的帝王把作家當作“倡優”,把辭賦比為“博弈”,而是把文章看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並且鼓勵文人們更積極地創作,希望他們不要“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這是很有遠見的。他這一論點集中而鮮明地表現了建安時代作家的創作自覺精神,對文學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曹丕這篇《論文》,標誌著我國古代的文學批評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他不是單純根據個人主觀愛憎來評論文章,而是有意識地去探索並企圖解決文學發展中的一些共同的問題。儘管他對這些問題所作的答案還比較簡單,但是他為發後來的作家批評家們繼續探索解答這些問題的先驅功績是應該肯定的。後來的陸機、劉勰、鍾嶸正是沿著他所開拓的道路繼續前進的。
  
  從建安到西晉,文學創作有了很大的變化,文學批評也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陸機《文賦》論十種文體的風格特徵,顯然比曹丕的文體四科區分更細密,標準也有所不同了。他說“詩緣情而綺靡”,明確地肯定了建安以來詩歌向抒情化發展的方向,比曹丕“詩賦欲麗”的提法更進了一步。“賦體物而瀏亮”,也是離開漢賦典重宏麗的傳統而標舉了魏晉小賦的新風格。“論精微而朗暢”,也反映了太康時代玄學盛行的新風氣。總的來說,陸機論文體比曹丕更重形式的輕巧綺靡,這鮮明地標誌了西晉文風和建安的不同。
  陸機《文賦》的序言說:“餘每觀才士之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遣辭,良多變矣。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痡w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利害之所由。”這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他創作《文賦》的動機和目的,主要在於探索才士創作的“用心”,“論作文利害之所由”。
  在《文賦》堙A陸機生動地描述了作家創作的過程。當作家“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為生了創作動機以後,就進入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鶩八極,心遊萬仞”的構思的過程。直到“情童龍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沈辭浮藻,聯翩而來,算是作到“意”能“稱物”了,這才進入“選義按部,考辭就班”的階段。“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說明選義考辭工作的複雜和曲折。“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而結繁”,又指出立意和選辭之間有先後主從的關係,不能本末倒置。所謂選義考辭,正是為了作到“文”能“逮意”。從這些生動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陸機的確是窺見了才士們創作上用心的甘苦。這是曹丕所沒有論到的。可惜他沒有指出決定創作成敗的利害關鍵。
  除了上述創作過程的一般描述之外,他又詳細地研究了立意、修辭的問題。他從積極的方面指出了在“文繁理富”情況下“立片言”為“警策”的必要;指出了立意和遣言,應該“謝朝華於已披,為夕秀於未振”,努力創新,反對“傷廉”、“愆義”的因陳鈔襲。從消極方面,他也指出了創作中常見的“唱而靡應”,“應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雅而不豔”等等的毛病。這些論述中雖不免有瑣碎枝節的地方,但是他的確也總結了自建安(特別是曹植)以來創作中積累的一些新的經驗,這也是曹丕《論文》中沒有涉及的問題,很有積極意義。但是他的立意修辭總的主張是“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又說明他恰恰忽視了“建安風骨”這個更寶貴的傳統。應該說明,他所謂的“會意尚巧”,是指如何巧妙地表達內容,而不是追求內容的高尚、深刻、豐富、充實,因為求內容的高尚深刻,絕不是一個巧不巧的問題。
  陸機第一個把創作過程、方法、形式、技巧的問題提上文學批評的議程,功績是不可磨滅的,但是他忽略文學的思想內容而片面地談表現的方法技巧,也是不容諱言的。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說:“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泛論纖悉,而實體未該。”《序志篇》又說:“陸賦巧而碎亂”,都相當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缺點。他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當時及後來的文學創作中的形式主義傾向。
  西晉末年葛洪《抱樸子·外篇》中論文章的觀點,正是陸機這些觀點的發揮。他努力反對正統文人以文章為末事的輿論。他認為文章以雕飾為上,近代之文優於古代。又讚美陸機的文章“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這同樣反映了西晉專重形式華美的文壇風氣。

《劉勰的文心雕龍》


 第二節:劉勰的文心雕龍

  從西晉到宋齊,文學創作又經歷了幾次較大的變革,創作的經驗和教訓更加豐富了。在文學批評方面也增加不少的著作,所有這些,都?劉勰《文心雕龍》這部總結性的文學批評巨著打下了更充實的基礎。
  劉勰(466?—520?),字彥和,祖籍東莞莒(今山東莒縣),世居京口(今江蘇鎮江)。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能婚娶,依當時著名的和尚僧佑十餘年,博通佛教經論,還參加整理佛經工作。梁以後作過記室、參軍等小官,並兼東宮通事舍人,深得太子蕭統的器重。晚年出家,更名慧地,不久就死了。
  《文心雕龍》是劉勰三十幾歲時的作品,創作于齊代。他雖然早年就博通佛教經論,但從這部書來看,他前期的思想基本是儒家,他在《序志》、《諸子》、《程器》等篇中表述自己的人生觀,也是“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奉時以騁績”的儒家觀點。在《序志篇》堨L說:“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文,六典因之以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般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這堙A他說明了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也說明了他寫這部書的動機是?了糾正離開了經典本源的南朝的“浮詭”、“訛濫”的文風。他認?魏晉以來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人的文學批評論著,都是“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糾正這個根本性的缺點。但是他並沒有一筆抹煞前人著作,他說:“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這正說明他對前人言論的批判吸收的態度。
  《文心雕龍》五十篇,包括總論、文體論、創作論、批評論四個主要部分。總論五篇,論“文之樞紐”,是全書理論的基礎。文體論二十篇,每篇分論一種或兩三種文體,對主要文體都作到“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其分體的詳細,論述的系統周密,遠遠超過曹丕和陸機。創作論十九篇,分論創作過程,作家個性風格,文質關係,寫作技巧,文辭聲律等類的問題。其詳密深刻,也遠遠超過陸機。批評論五篇,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時代的文風,作家的成就提出批評,並對批評方法作了專門探討,也是全書的精彩部分。最後一篇《序志》說明自己的創作目的和全書的部署意圖。這部書內容雖然分?四個方面,但理論觀點,首尾一貫,各部分之間又互相照應。正象他《附會篇》說的:“?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群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其體大思精,在古代文學批評著作中是空前絕後的。
  在總論五篇中,他闡明了全書理論的基礎。《原道篇》根據《易經·系辭》的天道自然觀念來說明文章“與天地並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是合乎“自然之道”的。“有心之器”所創作的美麗的文章,是龍鳳、虎豹、雲霞、草木等“鬱然有彩”的“無識之物”的合乎自然的反映(在以後的《明詩》、《情采》、《物色》等篇堙A他也繼續發揮了這個道理)。但他所說的“道”,就是“形而上者”的“道”,是先天地、日月、山川而生的,生宰一切的客觀唯心主義的神秘的最高觀念。這個“道”,又是只有聖人才能領會的,聖人們“原道心”、“研神理”之後,就?人類寫出了“琱[之至道,不刊之鴻教”的經典,這就是所謂“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如果說他還有一點可取的話,那就是他還相信天道可以從聖人文章中得到闡明,沒有走到“道”不可知的絕路上去。而且他這部書究意是以論文?主,不是一部儒家唯心主義的哲學講義。就全書的理論觀點來看,《宗經篇》的意義顯然比《原道篇》更?重要。他之所以強調宗經,有兩重意義:第一,強調五經是後代一切文體的本源,例如賦、頌、歌、贊,都源於詩經。作家如能認識這個本源,就可以“稟經以制式,酌理以富言”。這種以五經?文章本源的觀點雖然錯誤,但在論文體形式流變方面,也有其值得重視的地方。第二,是體會五經文章的精神風貌的特色,從其中引伸出自己的文學批評的原則標準。他說:“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六義,包括文章從內容到形式的六點要求,每點要求他都指出了合乎經和不合乎經的兩個方面,這就是他貫穿在全書中的對文章肯定和否定的最根本的準則。他認?文章只要符合以上六點要求,就算宗經了,可見他的尺度還是比較靈活寬廣的。從這兩重意義看,他的宗經是要求作家體會經典文章的精神和風格,不是叫他們呆板地類比經典的形式腔調,更不是簡單地抄襲經典的詞句。所以他《辨騷篇》極力稱讚屈原能“取熔經意,自鑄偉辭”。《封禪篇》主張“樹骨於訓典之區,選言于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于深,文今而不墜於淺”。《通變篇》主張“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換句話說,他是用“經”來指導“文”,不是用“經”來代替“文”。當然,從我們今天的觀點來看,《文心雕龍》的價值決不在於他的宗經,而在於他在宗經的神聖外衣下所獨立創造發展的一系列的文學批評的觀點。他的觀點,主要的有以下幾方面:
  (一)他初步地建立了用歷史眼光來分析、評論文學的觀念。用他的話說,就是“振葉以尋根,觀瀾而溯源”。在《時序篇》堙A他首先注意從歷代朝政世風的盛衰來系統地探索文學盛衰變化的歷史根源。例如他論建安文學“雅好慷慨”的風格出於“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現實環境。論西晉時代,指出當時作家很多,但因?“運涉季世”,所以“人未盡才”。他最後的結論是“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代可知也”。當然,他對社會歷史發展的解釋不可能不抱著唯心主義的觀點,對文學興衰原因的探索,也過分注意帝王和朝政的因素。但是在文學理論上他強調要從文學以外的歷史現實的變化中來理解文學的變化,仍然合乎樸素的唯物主義的精神。在《通變篇》堨L又系統地論到歷代文風的先後繼承變革的關係。他說:“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榷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淡。何則,競今疏古,風末力衰也。”把《時序》、《通變》兩篇結合起來,可以看出劉勰對文學史的發展過程是具有相當簡要清晰的概念的。就每一種文體來說,他也很重視歷史發展的追索。《明詩篇》對建安、西晉、宋初詩風面貌的變化,概括相當準確。《詮賦篇》對兩漢、魏晉辭賦的盛況,也有相當充分的描繪。這兩篇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和賦史的提綱。甚至在《麗辭》、《事類》、《比興》等論語言修辭的專篇中也有文學語言修辭的歷史發展觀念。由於他對歷史事實有廣泛觀察和深入追溯,他對南朝文風的批判也就顯得比較深刻有力,不讓人感到是儒家觀點的片面說教。這是他超過前代批評家的主要成就。
  (二)他從不同角度闡發了質先于文、質文並重的文學主張,比較全面地說明文學內容和形式的關係。在《情采篇》中,他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兮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因此,他認?創作應該“?情造文”,反對“?文造情”,並且一針見血地揭露了晉宋以來許多作家“志深軒冕,而泛詠?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的虛?清高的面目。在《風骨篇》堙A他更強調文章要有風有骨。所謂風,是指高尚的思想和真摯的感情。所謂骨,是指堅實的事理內容及清晰的結構條理。他說:“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就是反復地說明必須先有思想然後可以述情,必須先有事義然後可以鋪辭。他還引用了曹丕的文氣說來闡明文章的風骨正是作家個性風格的主要標誌,可見他的風骨論正是曹丕文氣說的進一步的發展。在《定勢篇》堙A他指出要“因情立體,即體成勢”,要適應不同的內容來選擇文體形式,並適應不同的文體來確定文章的風格面目。在論風格上,他並不一般地反對華美形式,他說“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又說“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在文體論各篇中他還具體指出寫作的時候應該考慮到文章的政治社會作用和客觀效果。例如《檄移篇》指出寫戰爭中的檄文,?了達到“振此威風,暴彼昏亂”的政治目的,就應該寫得“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在《論說篇》他反對陸機“說煒燁而譎誑”的觀點,認?“說”並非對待敵人,就應該講忠信。總之,宗經六義是他對質文關係的基本看法。
  (三)他從創作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總結了創作的經驗。在《神思篇》婼袕虴@構思過程,發展了陸機的觀點。他不僅有非常簡練生動的描繪,而且對作家構思過程中主觀的“神”和客觀的“物”之間的關係有比較準確的概括:“神居胸臆,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同時指出要使“關鍵”、“樞機”活躍疏通,一方面要“虛靜”。另一方面更要注意“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繹辭”,認?這些平時的學識才能修養和生活閱曆的準備,是“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在《熔裁篇》堨L對寫作過程指示更明確具體:“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余於終,則撮辭以舉要。”在《附會篇》中他用非常生動的比喻說明了文章體制的有機的完整性:“夫才童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神明,事義?骨鯁,辭采?肌膚,宮商?聲氣。”這些都是針對南朝形式主義文風而有意識發揮的議論。他關於文章風格的論述,也非常精采。他認?形成風格的因素,有才(藝術才能)、氣(性格氣質)、學(學識修養)、習(生活習染)四個基本方面,而典雅、遠奧、精約、顯附、繁縟、壯麗、新奇、輕靡八種風格的不同,正由於作家在才、氣、學、習四個方面存在著差別。這就把人們認?玄虛奧妙的風格問題,作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說明。在這方面,他也大大地發展了曹丕文氣的理論。在有關形式修辭方面,他也往往針對關鍵問題立論,在《比興篇》堨L指出了兩漢以來的作品中存在“日用乎比,月忘乎興”,只講形容,不講寄託的不健康傾向。在《誇飾篇》堳出運用誇飾手法應該準確得當:“飾窮其要,則心聲並起;誇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諸如此類的論述至今還有值得借鑒的地方。至於那些進用典、對仗、聲律等方法技巧的言論,對我們欣賞古典作品也有很大的幫助。
  (四)他初步建立了文學批評的方法論。在《知音篇》堙A他發展了曹丕的觀點,反對了“貴古賤今”、“崇己抑人”、“信?迷真”等等的錯誤批評態度。他認?正確的批評態度,應該“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他還正面指出批評家應該有深廣的學識修養,“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他又提出了六觀的方法:“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這六方面雖然更多是從形式上著眼,但是他認?只有“披文”才能“入情”,只有“沿波”才能“討源”,只有全面地觀察形式才能深入內容。最後他還指出任何文章都是可以理解,可以批評的,“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這堣]可以看到他在文學批評上並沒有什?神秘的不可知論的觀點。
  他在評論作家作品上也有不少獨立的見解。對南朝文人非常推崇的曹植、陸機等作家,他就有一些不大相同的看法。他在肯定曹植、陸機的成就外,還指出他們文章中不少的疵病。
  但是,也應該指出,他受儒家觀點的束縛過深,對文學史上那些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作家作品評價往往不夠正確。在《辨騷篇》中,他一方面對屈原的成就有很高的評價,另一方面,由於拘守宗經六義的尺度,對屈原作品中利用神話故事、大膽想象的地方又有不正確的批評。《諸子篇》對《莊子》等書中某些大膽想象的寓言故事也斥?“春駁之類”。他的文體論中,?了求全,甚至把和文學關係很遠的註疏、譜籍、簿錄等文體也收容進來,顯得有些蕪雜瑣碎。相形之下,他對漢魏以來的樂府民歌和小說又幾乎沒有論述,偶爾提到一兩句,也是抱輕視的態度。這些都是比較明顯的缺點。
  《文心雕龍》的理論對唐以後的作家批評家有相當大的影響。陳子昂革新詩歌標舉“風骨”“興寄”,杜甫、白居易論詩重視“比興”,韓愈論文主張尊儒、復古,論學習古人應該“師其意不師其辭”,都是直接或間接受到他的理論的?發。清章學誠倡導“戰國文體最備”的著名議論,實質上也是繼承和發展了他《宗經》等篇的看法。至於劉知幾、黃庭堅、胡應麟等著名作家、批評家的一般讚揚,就更難於列舉了。

《鍾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第三節:鍾嶸詩品及蕭統文選

  鍾嶸《詩品》是在劉勰《文心雕龍》以後出現的一部品評詩歌的文學批評名著。這兩部著作相繼出現在齊梁時代不是偶然的,因?它們都是在反對齊梁形式主義文風的鬥爭中的?物。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今河南長葛)人,生卒年不詳。他在齊梁時代曾作過參軍、記室等小官。他的《詩品》是梁武帝天監十二年(513)以後寫成的。
  鍾嶸的時代,詩風的衰落已經相當嚴重。據《詩品序》描寫,當時士族社會已經形成一種以寫詩?時髦的風氣,甚至那些“才能勝衣,甫就小學”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著寫詩,因而造成了“庸音雜體,人各?容”的詩壇混亂情況。王公縉紳之士談論詩歌,更是“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並起,准的無依”。所以鍾嶸就仿漢代“九品論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寫成這部品評詩人的著作,想借此糾正當時詩壇的混亂局面。
  《詩品》所論的範圍主要是五言詩。全書共品評了兩漢至梁代的詩人一百二十二人,計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詩品序》堙A他談到自己對詩的一般看法:“故詩有三義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從這一段話來看,他對詩的看法一是強調賦和比興的相濟?用,一是強調內在的風力與外在的丹采應同等重視。這和劉勰的看法大體接近,僅僅在對比興的解釋和重視程度上略有不同。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用典。他在序婸﹛G“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並舉出許多詩歌的名句說明“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他並尖銳地斥責了宋末詩壇受?延年、謝莊影響而形成的“文章殆同書抄”的風氣。劉勰並不一般地反對用典,在《事類篇》中他只是主張創作應該以“才?盟主,學?輔佐”,典故要用得準確扼要。不過鍾嶸是論詩,劉勰是兼論文筆,包括鍾嶸所說的“經國文符”、“撰德駁奏”各種文體,因此很難說劉鍾兩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鍾嶸論詩還堅決反對沈約等人四聲八病的主張。他說:“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要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足矣。至平上去入,餘病未能;蜂腰鶴膝,閭堣w具。”沈約等提出的四聲八病的詩律,人?的限制過於嚴格,連他們自己也無法遵守,鍾嶸批評他們“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鍾嶸看到這種過分拘忌聲病的害處就籠統地反對講四聲、講格律,就未免有點“因噎廢食”了。劉勰在《聲律篇》堿O積極主張文章要講究聲律的,他並且對應用聲律的一些基本原則和難易的關鍵作了扼要的分析。
  鍾嶸論詩有一個重大特色,這就是他善於概括詩人獨特的藝術風格。他概括詩歌風格主要是從以下幾方面著眼:一是論賦比興,例如說阮籍的詩“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說左思詩“得諷諭之致”;說張華詩“興托不奇”,都是著眼於比興寄託的。二是論風骨和詞采,例如說曹植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說劉楨詩“真骨淩霜,高風跨俗,但氣過其文,雕潤恨少”;說張協詩“雄于潘岳,靡於太沖”,“詞采蔥倩,音韻鏗鏘”;都是風骨和詞采相提並論。三是重視詩味,在序堨L已經說五言詩“是?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說詩應該使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反對東晉玄言詩的“淡乎寡味”。論詩人的時候,他又說張協詩“使人味之委委不倦”;應璩詩“華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稱道詩中佳句,在序堨L曾經摘引“思君如流水”,“高臺多悲風”等名句,稱?“勝語”;論謝靈運詩,稱其“名章迥句,處處間起”;論謝兆詩,稱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論曹操詩也說他“甚有悲涼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詩句的例子。除以上四點以外,他還善於運用形容比喻的詞語來描繪詩歌的風格特徵,例如評範雲、丘遲詩說:“範詩清便宛轉,如流風回雪;丘詩點綴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語非常新鮮貼切。
  鍾嶸論詩也有一定的歷史觀念。他的序媢鴾郃斥眭?生和發展也有概括的論述,這也可以說是他心目中的詩史的提綱,不過他著重?述各代詩人的陣容,與劉勰《明詩篇》著重論述各代詩歌的共同風貌及時代背景有所不同。鍾嶸論每個詩人風格,總是指出其“源出”某人,雖然有認流?源的原則錯誤,但前人的影響也不容否認。在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論點。例如他認?陸機、謝靈運“其源出於陳思”,?延年“其源出於陸機”;認?左思詩出於劉楨,陶潛詩“又協左思風力”等等,不僅抓住了這些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人的某些比較重要的特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示了我們劃分詩歌流派的線索。但是,詩人在風格上繼承前代作家,關係是比較錯綜複雜的。鍾嶸卻常常把這個問題簡單化。他說曹植詩出於國風,阮籍詩出於小雅,就是很顯明的例子。他說王粲、曹丕詩出於李陵,嵇康詩出於曹丕,陶潛詩出於應璩,我們幾乎看不出有什?根據。至於說“仗清剛之氣”的劉琨的詩出於“文秀而質羸”的王粲,更顯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論詩抹殺兩漢南北朝樂府民歌,更是存在明顯的偏見。他對建安詩人所繼承的傳統缺乏正確判斷,正和這一點有密切關係。
  鍾嶸論詩一方面是反對某些形式主義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義潮流的影響。他品評詩人,往往把詞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們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詞贍,舉體華美”的陸機稱?“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詞盛,富豔難蹤”的謝靈運稱?“元嘉之雄”,放在陶潛、鮑照之上。在劃分等級的時候,甚至把開建安詩風的曹操列?下品,把陶潛、鮑照列?中品。這些地方,顯然和他序中所說的風力與丹采並重的觀點並不符合。他摘句論詩的批評方式,雖然反映了當時創作上“爭價一句之奇”的傾向,也開了後代摘句批評的不良風氣。
  鍾嶸《詩品》是第一部論詩的著作,對後代詩歌的批評有很大的影響。唐司空圖,宋嚴羽、敖陶孫,明胡應麟,清王士禎、袁枚、洪亮吉等人論詩都在觀點上、方法上、或詞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發和影響。
  
  魏晉以後,由於文學創作的發展,文人們也開始注意文章總集的編選,這些選家往往通過文體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論述,通過文章的去取體現他們的文學觀點,因此這些總集同樣具有文學批評著作的價值。現在已經佚失的西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和東晉初李充的《翰林論》就是魏晉南北朝時代著名的總集。
  現存的文章總集,以蕭統的《文選》?最早。這部總集是梁昭明太子蕭統(501—531)在東宮時延集文人們共同編訂的。蕭統在文學上主張文質並重,認?文章應該“麗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他曾經?陶淵明作傳和編集,可見他的觀點和蕭綱等人的形式主義觀點並不一致。他在《文選序》婼籵鴠L選文的標準,認?經史諸子等都以立意紀事?本,不屬於詞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藻”的標準的文章,才能入選,這也就是說只有善用典故成辭,善用形容比喻,辭采精巧華麗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標準。可見他編《文選》正是企圖用南朝文筆之辨的理論來劃分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儘管他立的標準並不符合我們的關於文學的科學概念,但也可以說是一個很有積極意義的嘗試。《文選》中選錄了自先秦到齊梁時期的許多詩文作品,所包括的時代雖然很長,但是由於他選文的標準著重辭采,所以選錄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詳近,很重視南朝作品的。可見蕭統雖然也主張文質並重,但他對文質觀念的理解以及對文章的實際看法,和劉勰不滿南朝文風浮詭、訛濫的觀點是頗有差別的。此外,我們也應該看到,蕭統所選的文章如孔安國《尚書序》、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及範曄《後漢書》中的一些序論等,也不盡符合他自訂的體例。他分析文體過於繁瑣,也有形式主義的傾向。
  蕭統選文時,選入了《飲馬長城窟行》等漢代樂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選的篇章畢竟太少,南北朝樂府民歌更一首也沒有選。有一些優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遺漏,如陶淵明的詩只選錄了八首,這不能不說是缺憾。但是,他選入的多數作品仍然是經過精挑細揀的佳作,因此,他這部書不失?一部代表當時文學觀點的好文學選本。
  此書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釋後,就得到廣泛的流傳,唐以後的文人們往往把它當作學習文學的教科書。杜甫教育他的兒子要“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宋人諺語也說:“文選爛,秀才半”(陸遊《老學庵筆記》),可以看出它在後代的廣泛影響。後代文人研究《文選》及李善等人的注釋,形成“選學”,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編成的《玉台新詠》,是一部現存的較早的詩歌總集。雖然所收的詩只限於“豔歌”,有明顯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詩?焦仲卿妻作》(即《孔雀東南飛》)及其他的一些民歌,還是值得我們重視的。

《小  結》


  
 小  結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最有成就的方面是詩歌,五言古詩的發展尤?突出。它從建安時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再經過阮籍、左思、陶淵明等一系列詩人的努力,不僅作家、作品日益增多,而且藝術表現也不斷提高,並創造出多種多樣的風格,形成了五言古詩興盛的時期。七言詩也在這一時期確立下來。魏曹丕已有完整的七言詩。到了宋鮑照,更採用這種形式多方面反映現實生活,並改變曹丕的連句韻?隔句韻,在藝術上作了多方面的探索,從而確立了它在詩壇的地位,對後來詩歌有廣泛的影響。建安詩人已重視文采,晉宋詩人更發展了對偶,齊梁時沈約等人進一步提出了四聲八病的規格,?生了“永明體”這種新體詩。它是我國律詩的開端,經過庾信等人的努力,便具備了後來各體律詩的雛型。所有這些詩歌上的成就都?唐詩的發展和繁榮準備了充分的條件。
  從西晉以來,由於門閥士族壟斷了文化,一般說來,文學離開人民生活較遠,這就特別顯出了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可貴。它繼承了詩經國風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傳統,表現了人民自己的思想感情和愛憎。南朝民歌清麗婉轉,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的純潔真摯的愛情生活,具有反封建禮教的精神。北朝民歌粗獷剛健,廣泛地反映了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深重的苦難。《木蘭詩》更是一首傑出的?事詩。它在創作方法上體現了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它的出現充分顯示了人民的高度的藝術天才。在詩體方面,南北朝民歌還開創了五、七言絕句體,成?後來唐詩的主要形式之一。
  賦在這一時期,雖然數量不少,但已失去了漢賦那樣統治文壇的地位。在?多抒情詩人的影響下,抒情小賦跟著發展。它擺脫了漢代大賦鋪張堆砌的習氣,以短小的篇幅表現作家的思想感情,大大提高了賦的藝術感染力,在賦的發展上是一個進步。這一時期出現了王粲、鮑照、江淹等人一些有名的小賦作品。但在駢文不斷發展的情況下,賦逐漸發展?駢賦,已與駢文十分接近。多數的駢賦作品只追求形式美,缺乏思想內容,表現了嚴重的形式主義傾向。
  散文是這一時期最不發達的文體。只有魏晉散文,自然通脫,清新雋永,雖然數量不多,卻具有自己的特色,對後代也發生過一定的影響。在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的影響下,散文漸?駢文所代替,除小說及歷史、地理等著作外,駢文幾乎統治了整個文壇。駢文雖也有少數篇章具有一定思想意義和較高的藝術水平,但主流卻是形式主義的。直到中唐古文運動興起後,駢文的統治才被打垮。
  這個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志怪小說和記錄人物軼聞瑣事的小說。它們雖然只是隨筆雜記,並非有意識的創作活動,但也有較完整的故事和一些生動的描寫,反映了一定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志怪小說中的民間故事,具有更深刻的社會意義,藝術成就也更高。這就使我國小說粗具規模,對後來的小說、戲曲?生很大的影響。
  《典論·論文》、《文賦》、《文心雕龍》、《詩品》等專著的出現,體現了這時期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的成就。在我國古代文學中,它不僅是空前的,後來也難與媲美。它們由單篇而發展到整部的著作,由一般的文學批評發展到系統的理論的建樹。《文心雕龍》和《詩品》尤其標誌著我國古代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發展的高峰。特別是《文心雕龍》,其理論內容不僅對後代作家有深刻影響,而且某些觀點在今天看來也仍有它的正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