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理和的民族意識

李慕慧 

前言—

一九一五年生的鍾理和,是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建立後才誕生。鍾理和被列為台灣光復後的第一代作家,和吳濁流、鍾肇政等人同享盛名。不過,鍾理和的才華是在死後才受到肯定的。在他生前,除了處女短篇集《夾竹桃》之外,不但沒有任何作品付梓,甚至連發表作品的機會都沒有。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鍾理和晚年之時,唯一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得到「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主辦的國父誕辰紀念長篇小說第二名。一九七O年代,研究、重新評估鍾理和的風氣達到最高潮。在這個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蓬勃發展,鍾理和文學恰好趕搭上這般列車,成為鄉土文學鍾廣受評論的一環。雖然評論鍾理和文學時,主要是把他視為台灣農民文學和鄉土文學作家,但是鍾理和受到近代中國文學相當大的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從鍾理和的〈履歷〉和日記中,可以知道他讀過許多中國通俗文學,和以魯迅為始的近代文學。他不但受到這些文學的影響,甚至有一陣子想要成為中國首屈一指的作家。在青少年時期,他就立志參與中國近代文學。光復前,即使處於殖民統治之下,台灣文學仍然在當時逐漸形成近代化社會中,孕育出雛型。後來,又分別受到中國與日本的近代思潮和文學影響,而發展出各自的風格。鍾理和是傾心於中國及其近代思潮的文學家之一。

本文即透過鍾理和立志成為中國首席作家之際的作品,來探討他民族意識方面的問題.

一、民族自覺—

生於日治時代,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少年鍾理和最初接受到的教育,當然是日式教育。一九二八年,十四歲時畢業於鹽埔公學校,後和異母弟弟同時投考高雄中學,但是鍾理和名落孫山,於是進入長治公校高等科就讀。一九三O年,十六歲的鍾理和從長治公校高等科畢業之後,進入村裡的私塾念漢文。愛好文學,耽讀於新舊小說的鍾理和,也開始嘗試自己創作。在日本人的統治之下,雖然鍾理和的日文能力比中文強,卻在漢文民族教育之中獲得文學啟蒙。這正意味著在鍾理和心中,民族意識和文學啟蒙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簡言之,日本人和日本文化是來自日本的,這種文化與來自原鄉大陸的客家文化互相對立時,當然只有認同來自原鄉的客家文化,於是漢人意識始終強烈得使他堅定的要做一個台灣文化的傳播者。

鍾理和念了一年半的私塾之後,一九三二年,十八歲時隨父親從屏東縣遷移到旗山郡,協助開墾山林。他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一九五五年)就是以這段經歷為背景。在這個農場裡,他愛上一位在那兒工作的女工,可是不幸兩人同姓,在當時的台灣習俗中,同姓通婚是一種忌諱。在這篇小說中,鍾理和流露出對自我的強烈執著。而他的自我不見榮於就社會封建主義式的道德觀念,終於促使他更親近文學。不過,遠在自我的覺醒激發鍾理和的文學創作之前,更基本的原動力應是前面提到的民族意識。如此,即令純以愛情故事為主的《笠山農場》,作者沒有忘記他的先民、文化背景,與民族意識,如同台灣許多文學家一般,在創作動機背後,隱藏著對日本統治的抗拒意識。

不過,要說表現鍾理和更強烈的民族意識的作品,那該是短篇小說《原鄉人》了。此篇純就對日本人與原鄉人(大陸人)的個人體驗上,堅決表示作者的立場。首先,他回憶童年時代對日本人的印象—

經常穿著制服制帽,腰佩長刀,鼻下蓋著撮短鬚,昂頭闊步,威風凜凜。他們所到,鴉雀無聲,人遠遠避開。「日本人來了﹗日本人來了﹗」母親們這樣哄誘著哭著的孩子。孩子不哭了。日本人是會打人的,也許會把哭著的孩子帶走。

其次,一個強烈對照:原鄉人的第一印象。在此,作者便表示了對原鄉人的認同;而這認同既不是基於理智的覺醒,也不是感情的共鳴,而是基於長輩的遺訓。再者,要說對原鄉的認同是基於感情的共鳴:

六歲剛過,有一天,奶奶告訴我村裡來了個先生是很令我感到意外。他雖然是人瘦瘦的,黃臉,背有點駝,但除此之外,我看不出我們有什麼不同。這和福佬人、日本人可有點兩樣。他們和我們是不同的。放學回來時,我便和奶奶說及此事。奶奶聽罷,笑著說道:我們原來也是原鄉人,我們是由原鄉搬到這裡來的。

而後由於二哥一連串的行動啟發,基於理智的覺醒,促成作者認同原鄉的契機。「二哥」從少年時代就傾心於祖國大陸,念高雄中學時曾因反抗日本老師,以及閱讀「不良書刊」《三民主義》,而二度遭處分。七七事變之後又和抗日運動扯上關係,最後終於渡海到大陸加入抗日戰爭。「二哥」離去之後,「我」覺得自己的生活十分空虛。尤其是成為防衛隊的一員,為日本警察效命,更令人無法忍受,於是「我」也追隨「二哥」前往大陸。

大致說來,《原鄉人》所刻劃的日本人面目是「可怕的」,而原鄉人的面目是「殘忍的」、「骯髒的」、「靈巧的」、「勤勉的」、「神祕的」、「堅忍的」等等複雜因素。最後的結局是「我」投奔大陸。「我不是愛國主義者,但是原鄉人的血,必須流返原鄉,才會停止沸騰﹗」由此可知,「我」的民族意識已超越所謂「漢人意識」。換言之,「我」的民族意識是一種抗日意識,也是經過中日戰爭洗禮,而形成的(思想上的)抽象的近代「中國意識」。

二、旅居大陸時期的作品—

一九三八年六月,鍾理和經由日本渡海到中國大陸,一九四六年返台,前後約八年之久。這段期間,他先後住過奉天(一九三八 ~ 四一年)和北京(一九四一 ~ 四六年)。而在一九四五年時,鍾理和以「江流」的筆名發表處女作小說集《夾竹桃》。文中作者先提出問題意識,內容表現採說明方式,議論冗長,以至於許多部份都很不自然,不像小說。不過,這篇作品中所描述的人生百態十分逼真,令讀者為之動容。這大概要歸功於鍾理和的親身體驗,因為他也曾在類似的大雜院中,渡過貧苦歲月。這篇作品相當真實地寫出,當時稱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淪陷(被佔領區)內的腐敗、貧困、醜惡和悲慘的情況。

作者在《夾竹桃》中,不僅忠實地反應了當時中國社會的現實面,而且也企圖探討病根之所在。不過,《夾竹桃》中也有若干令人非議之處。汪景壽指出:作品中對民族的描述已經不是批評,而是謾罵了。陳映真在評論中亦指出,鍾理和沒有民族認同感,他的思想下限和殖民地知識人一樣:在殖民地內經過某種程度近代化洗禮的知識人,會輕視同胞的落魄。

在此我們只能說鍾理和的民族意識識一種對殖民統治的抗拒意識,並不相等於近代的「中國意識」(中國的國家意識)。即使他的終極目標是近代的「中國意識」,也是在沒有直接接觸中國的情況下,所形成的一種思想理念而已。這種思想理念多少被理想化了,以致於在鍾理和懷抱著熱烈的民族意識,踏上中國土地,卻看到一片停滯不前的落後景象,他始終找不到積極進取的民族圖像,於是他在自己心中描繪的「中國意識」破滅了。

三、民族意識與台灣意識—

日本戰敗、中國光復後,台灣重回祖國,在這一連串變化中,鍾理和封閉的自我,終於找到一線生機。然而,這份勝利的喜悅瞬間即逝。因為勝利並沒有改變中國社會,台灣重回中國,就應該是中國的一部分,卻仍然被劃分成「台灣人」,必須忍受被統治的地位,一如鍾理和在散文〈白薯的悲哀〉中所述:

台灣人—祖國說。並且它常是和朝鮮人什麼的被排在一起。朝鮮人怎麼樣,台灣人又怎麼樣,———報上常常登著。這樣的話,我們已經聽得太多了。我們能由這裡感到少許的親熱嗎?從前,我們的支配者也同樣叫我們—台灣人﹗這裡,我們讀到了很多的意味、差別、輕視、侮辱等等。

鍾理和的「中國意識」混淆了,置身於大陸輕視台灣,甚至蔑視台灣的處境下,他的思想有了侷限而無法超脫。充其量我們只能說,鍾理和的民族自覺只是他處在殖民統治下的台灣,而且又處在中日戰爭的極端狀況下的思想選擇而已,是在「中國意識」之外的。

參考資料—

1.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與祖國經驗 張良澤 中外文學2卷11期 民63.04 頁32

2.鍾理和文學中所展現的人性尊嚴 鍾鐵民 台灣文藝8期 民80.12 頁42—61

3.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鍾理和 葉石濤 聯合文學11卷2期 民83.12 頁93—94

4.台灣作家鍾理和的民族意識 澤井律之著 涂翠花譯 台灣文藝8期 民80.12 頁22—41

 

回首頁古雅臺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