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及其後殖民論述

應鳳凰

  作家鍾理和咯血去世﹐在1960年8月4日。

  由於他在1959、1960這兩年﹐已經在聯合副刊上﹐登出不少精彩的短篇小說﹐他那文字洗鍊﹐情感真摰的寫實筆法﹐很得到五零年代末 也爬著格子的小說同行之讚賞。報紙上剛刊出他貧病交迫粹然去世的消息﹐在林海音主編的聯副上﹐八月裡即出現了馬各、文心、林海音等一系列扼腕慨嘆的感性悼念文章。方以直(王鼎鈞) 刊在《徵信新聞報》的〈悼鍾理和〉﹐甚至比這三篇文章還早了幾天(1960/8/11)。

  但也就是這一些了。我們回顧副刊上的這幾篇短文﹐作家的驟逝﹐也許曾在範圍不大的文藝圈中﹐引起小小的波紋。況且﹐還不能叫「文藝圈」﹐或許把範圍縮小在當時的「寫小說圈子」較符合實情--簡單的說﹐就是同在一個副刊上寫小說的作者們﹐痛失一位傑出的同行﹐當然﹐還要包括一群喜愛小說的該刊讀者群。 他們尤其同情這位同行的貧病寂寞: 鍾至死都不能眼見自己寫的作品得以在台灣成書出版﹐死而有憾。林海音在台北文化圈登高一呼﹐幾個人成立了「鍾理和遺著出版委員會」﹐其實是她『五十、一百的捐來了幾千元款子。預約的情形很好﹐書一出版欠款就還清了 』。1

  鍾理和在臺灣的第一本書《雨》就是這樣出版的﹐趕在他「去世百日祭」當天﹐放在他的供桌上祭弔﹐以慰亡靈。五十年代末的台灣﹐雖然沒有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那麼蓬勃的文學出版市場﹐但出版一本書何至於這麼困難﹐竟到了要在遺囑上交託未某謀面的文友﹐向人捐款印刷的程度? 不說「反共文學作品」早已生產了數千萬字﹐文藝小說更是滿坑滿谷﹐當時的「大業書店」「光啟出版社」「文壇社」等﹐這些是專門出版文藝作品的﹐生產書類都在百種以上。顯現小說家鍾理和在當時文壇﹐真正是處在相當邊緣的位置﹐他的寂寞艱困﹐不難想像。 

  如果台灣文學的歷史﹐在1960年底就全部靜止﹐時間停頓﹐再沒有以後的70年代到90年代﹐則這位在戰後才從北平回到台灣﹐且五十年代的十年之間﹐寫作力最旺盛﹐因而產品也豐厚的小說家鍾理和﹐很可能默默給掩埋在大批反共小說或懷鄉散文裡﹐悄悄地消失於五十年代的台灣文學史﹐而得不到像今天這樣響亮的名字。  然而﹐到底歷史是不可能在六十年代門口就停頓的。就像時間不可能停頓一樣﹐它一步一步往前進﹐並不止息。歷史翻到七十年代的鄉土文學運動﹐八十年代的台灣意識論戰﹐甚至九十年代的後殖民論述--台灣幾次較大的文化論述﹐都把鍾理和作品﹐圈到他們的討論範圍加以檢視。鍾理和的人與作品也就在歷次論戰之後﹐一步步走過經典化的旅程。

  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子:台灣鄉土文學運動展開於七十年代﹐尤其在中後期達到頂峰。在這波重視寫實﹐召喚知識份子把眼光集中到腳下這塊泥土、身邊這個社會現實的文化環境下﹐遂有唐文標刊在《文季》的長文: 〈來喜愛鍾理和〉﹐大大肯定這位擅寫農民生活的典型「鄉土作家」。這時候﹐遠景出版社出版的黃春明小說集已頗受歡迎而能不斷再版﹐寫小說有年的王禎和、陳映真等﹐在文化圈的聲名亦日見高昇。應該是這樣的時代氛圍﹐遂有了1976年《鍾理和全集》的出版: 此時距作家去世已經十六年。也可以說﹐鍾理和作品開始普及﹐是伴隨著鄉土文學運動﹐甚至本土論述的浪潮而逐步高漲的。

  八十年代以來﹐由於兩岸各文學史書﹐總是將台灣文學史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標成「反共」「現代」「鄉土」文學等﹐以十年為一斷(段) 的機械式分類﹐造成許多人不清楚鍾理和這位「鄉土作家」到底該放在文學史哪個年代較為正確﹐此其一。 其二是他特殊的「中國經驗」--日據時代台灣如火如荼的皇民化階段(亦即1937 至1945年之間) ﹐這位整個在殖民地時代長大的鍾理和﹐正好缺席。由於他爭取同姓婚姻的特殊個人際遇﹐加上他熱愛寫作﹐使他與同輩作家如呂赫若(1914)、張文環(1909)等有極大的區別--他在那八年間浪跡中國大陸﹐並且早在1945年的時候﹐就於北平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中文小說集《夾竹桃》。

  換句話說﹐他比戰後其他忙著從頭學習中文的台灣作家如陳火泉、楊逵、鍾肇政等﹐更早「跨越語言的障礙」。他這項提早掌握中文的能力﹐不止使他在五十年代小說界有一枝獨秀表現﹐他的中國經驗及觀點﹐包括書簡與日記﹐由於早早形諸文字﹐就像吳濁流作品一樣﹐到了八十年代﹐亦成為文化界熱烈討論「文化認同」「民族意識」「中國結」時﹐拿來舉例、辯論的焦點。當然他的「中國經驗」在這些論述中﹐歷經不同的詮釋與運用﹐例如以他的傳記拍成電影時﹐取名為「原鄉人」﹐還是由國民黨中央電影公司出品的。這個「原鄉」形象﹐在陳映真的書評: 〈試評夾竹桃〉裡﹐意義則完全顛倒過來;單看陳映真的題目: 〈原鄉的失落〉﹐就不難明白。但也因為陳映真認真批判了鍾理和的「認同危機」與「殖民地作家性格」﹐使得鍾理和在九十年代新一波的後殖民論述上﹐依然炙手可熱。

  固然這幾場論爭不論內容如何﹐一直被稱作是「意識形態」的紛爭。但如果它們真造成鍾理和文學的逐步經典化﹐到底這些論述與鍾理和作品有什麼關係﹐又是怎樣的關係?  本文的範圍正是把焦距對準鍾理和的人與作品﹐並以這二十年間 (即七十年代以來)幾場較大的相關論述為半徑﹐藉此回顧自唐文標、林載爵、張良澤、葉石濤、陳映真、古添洪以降﹐各評論家對鍾理和作品所反應的不同觀點與爭論。透過這些不同論點的互相對話﹐一來呈現台灣文學思潮具體的發展過程--巧合的﹐幾場重要文學論戰的內容﹐從「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到「後殖民論述」﹐正好可以依序對照鍾理和文學最重要的三個面向。故而我們在重新閱讀鍾理和作品的同時﹐可據以探索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歷史位置。特別是時序已到「後殖民論述」興盛的九十年代末﹐鍾理和文學的「後殖民特性」既未充分開發﹐本文將在這方面多所發揮。正是在這個「後殖民」論點上﹐也順便讓作家鍾理和﹐「回歸」到他所該佔據的歷史位置--他固然是鄉土作家﹐但他更是一位身處「日本殖民時代」以及「之後」的台灣五十年代重要作家。

 

(二)鍾理和文學及其社會意識

  鍾理和文學中的社會意識開始被提出來,並加以強調,時空背景已到台灣七十年代初期。 七十年代作為一個「文學時期」,論者認為是相當「完整的十年」2,因它始於1970年釣魚台事件﹕彌漫於台灣社會的西化意識,逐漸被因此而起的一股強烈「中國民族意識」所取代;加上一連串國際外交上的重大衝擊: 中美建交﹐台灣退出聯合國,促使知識份子紛紛要求立足台灣,參與社會改革。直發展到1979年底的「美麗島事件」劃下句點。兩個事件,正好一頭一尾,很好的說明了七十年代台灣所處的國際局勢與社會背景。就在這樣的環境下,台灣文壇也正好一前一後,產生了兩場規模不小的文學論戰。

  前面一個論戰發生於1972年,由關傑明、唐文標等,分別從《中國時報》《文季》《中外文學》上開打,打擊的對象是台灣現代詩,指責現代詩的逃避現實、虛無、敗德,沒有社會意義。這場中心思想明顯在批判盛行於六十年代「現代主義」西化思潮,一般簡稱為「現代詩論戰」。後一個規模更大,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從陳映真、王拓、尉天驄,到葉石濤、彭歌、余光中、朱西寧,因許多人加入而形成幾個不同的論戰陣營。施淑說得好,這是台灣文學史上一場「文學與現實及歷史大規模對話」3。

  1972年的現代詩論戰乍看似與鄉土文學論戰不相干,其實不然。這場論戰就其思想內容來看,其實正是鄉土文學論戰的先鋒,像是為第二場打頭陣的,可算是七十年代整個文學論戰的上半場。例如關傑明批評台灣現代詩一味生吞活剝西方技巧的皮毛,「是文學殖民地主義的產品…永遠只有模仿、抄襲、學舌」。而唐文標一系列論文,從〈詩的沒落〉到〈僵斃的現代詩〉,產量雖多且長,火力旺盛,中心思想其實簡單﹕他就是以文學的社會功能論,批判「腐爛的藝術至上論」﹕

『(詩人)他們生於斯,長於斯,而所表現的文學竟全沒有社會的意識,歷史方向,沒有表現出人的絕望和希望。每篇作品只會用存在主義掩飾,在永恆的人性、雪啦夜啦、死啦血啦,幾個無意義的習用語中自瀆』4。

  另一個例子也頗能證明「現代詩論戰」只是七十年代「上半場」的,是唐文標在這一系列痛打台灣現代詩的過程中,並非光是破壞而沒有建設--他儘管罵盡現代詩的不是,卻於論戰中間找來一個本省小說家鍾理和,用他的話,「是南台灣一個草地郎」,敲鑼打鼓推崇其作品的好處,這就是刊登在《文季》第二期(1973年11月)的〈來喜愛鍾理和〉:

『由於中國文學一向都是由士大夫以至於「都市才子」的拿手好戲, 文學的偏食症侯極為嚴重,鍾理和的「農民文學」因此顯得特別珍貴,通過鍾理和,我們希望了解五十年代的台灣農村生活,他的小說也 必然有一定的文學以外的社會價值吧』5。

  這樣的意見可說是他批評現代詩「沒有社會意識」的翻版。 作為台灣七十年代一個左翼文藝理論的提倡者,就當時的整個文化環境來說,唐文標扮演了「旗手」的角色,成績自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單就鍾理和文學發展史這條孤立的脈絡來看,這篇文章從文字到文學理論,比較上顯得粗糙,嚴格的說,算不上一篇夠水準的文學批評,以下試引該文兩小段文字:

『鍾理和小說中有一些愛情生活,以至離家出走的故事。這些「反抗傳 統」,「爭取婚姻自由」,是有時代意義的。但是在五十年代,這些畢 竟已是過時了』。

『在當時日本欺凌中國人,以及偉大的民族抗日戰爭,他沒有採取更積極的立場,沒有參與更建設的行動,更很少看他提及,這一點不能不說他的世界觀太狹隘,只能在個人的愛情生活轉迷宮之故了』。6

  撇開「時代意義」之類典型的左翼八股不談,但既有「時代意義」怎麼又產生「過時」的問題? 另一個矛盾是:「民族抗日戰爭」偉大不偉大,跟鍾理和的作品好或不好,並沒有直接關係。唐文標說的「當時」,應是指鍾理和小說《笠山農場》的時空背景: (只有這部小說是以日據台灣為背景的) ,既寫一個農場,有什麼必要非和「偉大的抗日戰爭」扯上關係? 提不提抗日,和「世界觀狹隘」也看不出有何關連。如果唐文標的邏輯成立,大概凡寫抗日的作品該都是世界名著了。況且「抗日戰爭」的「偉大」,實在是道地中國觀點,他忘了台灣「當時」處在日本殖民政府統治之下,如果必須參與「民族聖戰」,只能被徵去當「日本兵」跟中國人打戰。

  鍾理和作品中的社會意識當然是其文學成果裡極傑出的一面。個人並不認同唐文標提到『通過鍾理和,了解五十年代的台灣農村生活』時,肯定的竟是『他的小說 必然有一定的文學以外的社會價值』。相反的,鍾理和筆下清楚的社會意識,最能顯現其與眾不同之文學特性,他這樣的「價值」,不必一定是文學以外的。

  從一則鍾理和日記,特別能看到他這方面的思想傾向:

『我讀過林語堂的《吾國吾民》《啼笑皆非》及目下在讀第二遍的《生活的藝術》而深深地覺得林語堂便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似乎常有錯覺,當看見人家上吊的時候,便以為那是在盪鞦韆』。7

  帶著這樣的思想傾向,鍾理和寫的短篇〈故鄉〉系列,展現的是他戰後從北平回到南台灣,所看到的農村凋敝萎頓的悽慘景象:

火車外『一望無際的田壟,全都氣息奄奄,表明稻子正在受病。車中人(農民)像守在臨終前的親人床邊似的,迷惘地眺望著展開在車窗外的田野』8。

這是他回到故鄉〈竹頭庄〉揭開故事之前描寫的旅途風景。

  〈故鄉〉系列的第二篇〈山火〉,又是「一個悽厲的觸目驚心的場面」。鄉人出于「愚蠢的迷信」,到處自己縱火燒山,所以鍾理和回到久別的家園,看到的是:

『沒了枝葉,已失去本來面目的相思、柚木、大竹和別的樹樹木木,光禿禿地向天作無言的申訴。在它們的腳邊,山岡冷冷地展現著焦頭爛額的灰黑色的屍骸』。

  這些對台灣農村的深入觀察,注意到鄉村凋敝的現實面,而不是一味跟著政府宣傳的,呈現處處「樂利豐收」,卻與事實不符的塗粉彩寫法。也是鍾理和文學這些特徵,才構成唐文標等人所提倡的:寫具有社會意識的文學,『是腳踏在這個有泥土的地面的,是由這個社會產生的』,他說了大多數農民想要說的話。

  在七十年代兩個論戰之間,當時正在台南成功大學執教的張良澤,尤其是鍾理和文學的熱心推廣者。光在1973及1974這兩年,他就寫了下面這一系列論文:

(1)從鍾理和的遺書說起:理和思想初探  《中外文學》1973年11月
(2)鍾理和的文學觀        《文季》  1973年11月
(3)鍾理和作品概述        《書評書目》1974年1月
(4)鍾理和作品中的日本經驗和祖國經驗  《中外文學》1974年4月

  就角色功能來看,張良澤與唐文標最大不同之處,是前者把鍾理和作品從一般性的小說提升到大學中文系的講堂。唐雖然也是教授,但他教的是數學,不像張良澤可以名正言順在成功大學中文系成立「鍾理和研究會」,可以在學校的系報出鍾理和專輯,甚至1973年暑假,在台灣大學給中文系師生做專題演講。 在鍾理和文學發展史上,尤其編輯出版推廣其作品,六十及七十年代,各有一個大功臣,前者林海音,後者張良澤。有意思的是台大中文系這場演講,是「研究生以上才有資格聽講」的,從聽眾間有人問「鍾理和是哪個朝代的人?」的現場情況,我們不難從這冰山一角明白當時台灣的中文系教育,與台灣當代文學是處在何等陌生及隔膜的狀況。

 

(三)鍾理和文學與中國民族認同

  七十年代上半場的現代詩論戰,提倡「社會意識」或左翼理論,與鍾理和文學的關係已如上述。現在挪到下半場的「鄉土文學論戰」——它所激發的幾個主題,除了上述「社會意識」之外的「中國民族意識」,與往後八十年代的論戰及思潮更息息相關,不但是後來「台灣結」「中國結」論戰的源頭,也是以後各方談民族認同的開始。

  幾本文學史書都把「鄉土文學論戰」的起點,從余光中登在聯合副刊那篇短文〈狼來了〉(1977/8/20)算起。這樣的說法,並沒有堅實的研究作基礎。筆者認為正確「鄉土文學論戰」的起點,應該再往前提三個月——應該從葉石濤在《夏潮》第14期發表〈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算起。論文發表於1977年5月1日,文章刊出的同時,論戰就算正式開場了。隔月陳映真針對本文而寫的〈鄉土文學的盲點〉,代表戰場上已燃起熊熊戰火;至於余光中、彭歌等人的文章,只能說他們又拉開了另一條戰線。我們從九十年代有利的歷史角度往回看,就知道葉陳的才是論戰主線,以後二十年的論文,不但頻頻引用他們的文章,八十年代幾場論戰,主要也從這堜答齱C

  葉石濤的〈導論〉,主要在說明台灣鄉土文學的長遠歷史,以及以「台灣意識」為核心的文學史觀。文章一出,立刻受到陳映真的抨擊:他發表〈鄉土文學的盲點〉,認為台灣文學的反帝反殖民特性,屬於第三世界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部份;他更強調的是

「中國民族意識」,並批判葉的「台灣意識」之說,是『用心良苦的分離意識』9。  這時候,我們看到釣魚台事件以來,一直主導七十年代文化思潮的「中國民族意識」,與鄉土文學論戰的關係。事實上,就在陳葉論戰的同時,「中國民族意識」論述還觸及對具體文學作品的批判, 這就是刊在《現代文學》復刊號第一期(1977/7/1),陳映真寫的〈試評夾竹桃〉。

  說來也巧,七十年代的「現代詩」及「鄉土文學」兩場論戰,在上下場分別挑起論戰戰火的兩位主將:唐文標與陳映真,都在戰火最炙之際,找了鍾理和作品來作為他們提倡社會意識與民族意識的實例。換句話說,七十年代文學思潮最重要的兩個面向——社會意識與民族意識,在鍾理和文學中都有可觀之處。當然,1977年陳這篇,與1973年唐文標那篇最大不同,在後者的例子是正面的,是拿鍾的作品來提倡、支持「社會意識」的;而陳映真是以〈夾竹桃〉作為論述的反面例子,光從題目〈原鄉的失落〉就十分清楚。

  鍾理和的〈夾竹桃〉寫於1944年,用「江流」的筆名,1945年4月由北平馬德增書店出版,是他生前唯一親見出版的一本小說集。寫作的時間很重要:1944年中日戰爭尚未結束,我們雖認定鍾理和是戰後五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但這本書卻是他唯一的戰前作品。又由於寫的是當時經歷,也就是淪陷時期的北平生活,在鄉土意識高漲以後的台灣,很少評論家談論這部作品,大半史書如果必須提到,特別是大陸的評論者,一概以早期作品技巧尚未成熟一筆帶過。

 

  〈夾竹桃〉是北平版的首篇,全文約三萬五千字,算是比較短的中篇小說。小說寫一個北京大雜院堙A幾戶人家的生活。既是透過作者主觀的眼睛所看的世界,也有幾分受魯迅思想影響的社會主義色彩;鍾理和借了小說主角——一個「來自南方」知識分子的冷眼旁觀,從情節與對話,直接間接批評了北平人性格中的陰暗面,諸如他們的貪婪自私,貧困髒亂,虛榮與好鬥。

  陳映真是戰後極少數特別注意到這篇小說的評論者。他用了將近一萬字的長文,「批判和分析」鍾理和的「錯誤」,認為鍾『懨懨然欲自外於自己的民族和民族的命運』;認為「地主階級出身的」鍾理和,『對自己的民族完全地失去了信心』,他的民族認同,因此『發生了深刻的危機』10。

  所以,陳映真的結論是,鍾理和對中國的命運和問題沒有理性的認識,看不見「隱藏在其中的中國的正體」。中國的殘破和落後,是因為中國「正在和外來帝國主義,內在的舊勢力作著最艱苦的搏鬥」,正在承受「必要的陣痛」。陳映真把鍾理和作品歸入他分成三類殖民文學中的第二類——這類作品總括的說,就是「喪失了民族自信心」的殖民地知識分子的作品。

  這篇書評實在是七十年代一個很好的實例,用來說明「中國民族意識」如何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成為一把文學批評的利器。想想看,鍾理和是迢迢從台灣去大陸,是親自在北平生活了六年,依据本人生活經歷寫出來的作品。而陳映真寫這篇評的時候,還沒有去過大陸——他說鍾理和「看不見中國的正體」,而從未踏進北平一步的陳映真,反倒能看見。到底誰的「民族意識」才是全憑想像的?

  鍾理和如果不是對中國民族太有自信心,也不會在同姓婚姻受阻之後,帶著鍾愛的妻子離開故鄉直奔大陸;他有完整高小日文教育,語言既沒有障礙,很可以像其他留學生一樣跑到東京去。況且,除非陳映真的潛意識堣˙{為鍾理和與北平人一樣是中國人,否則中國人性格的陰暗面,難道是不許批評的?事實上,一個受的是殖民地現代教育,二十六歲才第一次到北平的青年作家鍾理和,以他短短六年的生活與觀察,便能寫出像〈夾竹桃〉這麼一部對中國民族性觀察如此敏銳的作品,實在是他才華出眾的證明。有意思的是,北平人本身,不但沒有像陳映真批評的,認為這麼寫是「喪失批評者自己作為中國人的立場」,正相反,大陸學者在總結鍾理和文學的時候,反認為他的思想特點正是「強烈的民族感情」,因為鍾的前半生『都生活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地區,他深知中國人民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苦難』。11

  我們回顧台灣文學史歷來的小說作品,〈夾竹桃〉可說是極少數,由台灣作家在戰前寫出北平生活,仔細觀察北平社會的小說。陳映真在論文中也肯定其「現實性」:

『…在這大雜院堨R滿著不堪的貧困和道德的頹敗——吸毒、自私、偷竊、幸 災樂禍、賣淫和懶惰。如果這就是大雜院;就是當時的北京城;就是當時的 中國,沒有人應該對它的現實性有絲毫的懷疑』。(頁98)

  依據唐文標前面提倡的「社會意識」標準,正是珍貴的歷史與社會記錄,引唐的句子:『鍾理和小說中,寫出了一些窮苦的生命,寫出了中國貧窮的歷史故事』。

  以現實性來看〈夾竹桃〉,它正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寫實小說。從小生活在台灣農家的鍾理和,很難得的,由於進過漢學堂,不但有能力駕馭流暢的中國語文,更善用農村中動物植物的精彩譬喻:

『他們是生長在磽瘠的砂礫間的,陰影下的雜草。他們得不到陽光的撫育, 得不到雨露的滋養。』(〈夾竹桃〉頁11)『他們忍耐、知足、沉默。他們能夠像野豬,住在他們那已昏暗、又骯髒、 又潮濕的窩巢之中,是那麼舒服,而且滿足。』(頁3)『他們不怨天、不尤人,而像一條牛那麼孜孜地勞動著,從不知疲倦』。(頁17)

  陳映真對這篇小說的另一大批評是:鍾理和用了太多「他們」: 出現這麼多「第三人稱的多數總稱『他們』」,造成『實際上生活在大雜院中的』鍾理和,與他所描繪的對象『隔離開來』,而成為一個「旁觀的人」。

  我們今天重新閱讀〈夾竹桃〉,實在看不出作者成為「一個旁觀的人」有什麼被批評的理由。鍾理和在小說中清楚寫著男主角曾思勉,是「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既然小說主角另有自己的故鄉,自然,而且當然到了北平成為一個旁觀者,不能說這樣就是「自外於自己的民族」。

  前面已經提過,整個七十年代,討論到或讀到〈夾竹桃〉的人畢竟不多,大多數讀者心目中的鍾理和,除了是位寫鄉土小說的作家,更是帶著妻子迢迢投奔大陸原鄉的「原鄉人」。前面已說明七十年代是一個「中國民族意識」彌漫與主導的年代,所以多數人不是根據他的文章,而是他的行為,來解讀鍾理和。這種解讀法極明顯的例子,就是七十年代尾端根據鍾理和一生故事開拍的傳記電影。由李行導演,秦漢與林鳳嬌主演的影片,片名即取作「原鄉人」,以「原鄉」作為鍾理和傳記或人格的最高表徵——強調作家不顧一切投奔他所慕戀的文化原鄉:中國。這與他沖破封建枷鎖,帶著戀人私奔,同樣富於傳奇性同樣浪漫,甚至更為浪漫,否則不會作為片名,或成為拍片的理由。

  相對於一般人眼中的原鄉人形象,七十年代有年輕學者,開始踏入本土文學的拓荒研究並給予新的詮釋。這時期重要的文章,當是林載爵寫在《中外文學》,後來常被提起的:〈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文中不但提出鍾的文學代表一種「台灣文學精神」,開始追溯本土文學之特性,(此時還是1973年,算得上是這類研究的拓荒之作),並且特別舉出鍾與楊逵迴異之處,是他『表現出一種默默承擔的隱忍精神』,林載爵強調的是作家鍾理和之悲憫胸懷:

『他參與著他的同胞和整個社會的災難與不幸,…鍾理和小說堛漲菑v和其他 人物,都是在默默的承擔著苦難,然而,這種隱忍精神卻是剛毅的,堅強的』12。

  林載爵提出鍾的「隱忍」精神時,猜測他用這個詞,有許多成份是為了與楊逵的「抗議精神」作對比而創的。楊逵之抗議精神 自然是針對日本殖民主的壓制而發;至於鍾「隱忍」的是哪一個殖民對象?如果根據林文前半篇幅都在談「殖民地與舊社會雙重環境下的台灣知識分子」,似乎是日本。然而整個後半篇,尤其談到鍾理和文學時,所舉用的例子,清一色是他戰後描述台灣農村及周遭生活的作品,絲毫未提及《笠山》,表明鍾的「隱忍」精神,並非在抵抗日本的殖民淫威。事實上,一來台灣的皇民化運動時期,鍾並不在台灣而在北平,二來,鍾又不曾以日文創作,很明顯他的「隱忍」精神云云,可說與日本殖民並不相干。

  總之,七十年代的鍾理和,既有學者的肯定,電影又吸引了更多人的眼光,促成「鍾理和紀念館」從初步構想到捐地、捐款、破土典禮等過程 在八十年代初一一完成。可以說,就是在這麼一個盛行鄉土文學作品,也彌漫中國民族意識的年代,同時具有這兩樣文學特性的作家鍾理和,終於在他成長的家園土地上,豎立起戰後台灣作家第一座文學家紀念館。這是所有五十年代戰後作家都沒有的殊榮。這樣的熱鬧與風光,跟他在五十年代活著時候的冷落寂寞,成了強烈的對比。

  

(四)鍾理和文學與後殖民論述

  七十及八十年代台灣特殊的背景與文藝思潮,可以充分對照鍾理和文學的「社會意識」「民族意識」已如上述。唯其文學中的第三個面向——也是經歷日據時代之戰後作家最有可觀的一面——其文學的「後殖民」性格,至今反未受到注意。儘管九十年代以降,部份學者已開始了台灣文學的殖民論述,但皆未留意到鍾理和文學所提供的,屬於台灣背景所特有的實例。近年歐美風起雲湧的後殖民理論,基本上脫胎於西方背景,特別是英法等十八世紀以降的殖民歷史,應該說,這些理論是從歐美殖民歷史「生長」出來的。台灣狀況很不一樣,從鍾理和的例子,可以看出其文學的「後殖民性格」有其特殊的複雜面。

  陳映真寫於1977年的〈試評夾竹桃〉,是戰後台灣文壇較早注意到台灣文學的殖民地性格,甚至可以說,它是最早關注台灣文學後殖民論述的一篇論文。陳文一開頭,就把殖民地文學分成三大類﹕

  第一類是殖民者的文學,亦即帶著「人種和文化上的優越意識」而寫的作品。

  第二類是「被殖民者」的文學,他們受了殖民者的教化,「看不見他自己民族的立場,從而拒絕和自己的民族認同」的文學。(他把〈夾竹桃〉就歸在這一類)。

  第三類才是他所肯定的,「以摯熱的愛…揭發那殘破和落後」的「積極介入」的文學。陳映真作此分類的同時,可說也精闢而有力地 凸顯了台灣文學,包括戰前與戰後,的殖民地文學特質。

  九十年代台灣的後殖民論述大體上承襲西方的後殖民思潮。論者最常引用的《帝國大反撲》13,這本純以英語世界殖民文學為基礎及理論的著作,單就西方殖民的狀況來分類,很巧,與陳映真有類似的分類法﹕

  第一類是代表殖民主語言及文化,包括君臨殖民地的一些探險家、旅行者等,描寫當地民俗風光的作品。舉台灣的例子,應該就像西川滿等日本作家寫的,歌詠台灣風光的詩文。第二類是當地人在受了殖民教育之後,以殖民主的新語言寫出的,受殖民主肯定的作品。台灣的現成例子,應該是日據下的「皇民文學」作品,如陳火泉的《道》,周金波的《志願兵》。第三類才是殖民地作家在去除殖民主的語言文化影響之後,呈現其本土(獨立的)文化傳統的作品。

  

  仔細檢視西方殖民理論,這三類的分法,其實也在說明整個殖民文學形成的過程——先有殖民主的教化,後有受教化殖民地知識分子的形成與追隨。看得出來,這些知識分子或理論家在殖民「之後」,如此細緻的檢視「被殖民者」與殖民主之間區別的語言文化,目的很明顯:是要在自己身上「去殖民化」,是有意識的在分辯兩者不同的文化傳統之後,殖民地本身的文化特色才能凸顯出來。

  比較之下,尤其從鍾理和的例子,我們就知道台灣文學的「殖民性格」要比前述的西方理論複雜得多。台灣殖民的狀況,不只單純的在政治上有「殖民與被殖民」的日台關係,若要加上語言與文化傳統,還必須添上夾在中間的,影響十分龐大的「中國語言文化」在當時所形成的:日本—台灣—中國,緊緊結合而成的三角歷史關係。我們看〈夾竹桃〉,就是最好的例子。

  〈夾竹桃〉寫於1944年。這一年正是中國對日抗戰的後期,換句話說,戰爭還沒有結束,這時候的北平,正是所謂的「淪陷區」——跟台灣一樣,也正是日本人的殖民地;不一樣的只是,台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要「資深」得多,已經快五十年。必須先理解這個歷史背景,才能深入閱讀鍾理和文學。從小受過日本語言及文化教育的鍾理和,在當時北平人眼中,固然是台灣人,但更多時候,他被中國人當成日本人看待,這類狀況鍾理和在北平寫的一篇〈白薯的悲哀〉堙A有生動的描寫:

『例如有一回,他們的一個孩子說要買國旗,於是就有人走來問他:「你是 要買哪國的國旗?日本的可不大好買了!」又有這樣子問他們的人:你們吃 飽了日本飯了吧?又指著報紙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給他們看,說:你們看了這 個難受不難受?』(《鍾理和集》,頁95)

  再回頭看〈夾竹桃〉,以及陳映真所批評的作者之殖民地性格。

  必須認清的是,鍾理和雖來自使用日文的台灣,卻不是用殖民主的語文:日文,而是用「被殖民者」的中國白話文寫出這篇小說的。因此,十分吊詭的,〈夾竹桃〉可就前述殖民理論所加的語言文化不同角度,對作者的殖民身分做不同詮釋:鍾理和既可以屬陳映真所說的第一類,「帶有人種和文化上的優越意識」,也可以屬第三類:「積極介入」「以摯熱的愛……揭發那殘破和落後」。

  至於陳映真認為鍾所應屬的第二類,「看不見他自己民族的立場,從而拒絕和民族認同」的「被殖民者的文學」,筆者認為倒還頗有討論的空間。首先,前面已提到,就1944年「北平淪陷區」的時間空間座標來看鍾理和,特別由其被當地人看作日本人的身分立場,他雖用中文寫作,斷不是「被殖民者」的文學。陳映真在文中批評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認同危機時,是這麼說的:

『…於是有一部份人拼命地使用殖民者的語言,穿著殖民者的服飾,模仿 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鄙視和輕賤自己的同胞,一意要按照 殖民者的形象改造自己』(頁107)

  這樣的批評對象,令人立刻聯想到吳濁流寫的〈先生媽〉媕Y,那位鎮日穿和服,使用日本姓名的「先生」;或者陳火泉在日據時期用日文寫的長篇《道》中那位主人公,如何刻苦努力要將自己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然而這些批評,無論如何都輪不到鍾理和。

鍾理和的人與作品,既不「使用殖民者的語言」,更不「模仿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一切的文化」。相反的,鍾理和一直仰慕嚮往的,是與他同一血緣的漢族文化。

  是的,陳映真頗有創意的題目「原鄉的失落」,也許並沒有說錯。當鍾理和帶著炙熱的仰慕投奔而去,當他還沒有眼見北平的情況時,也和當年陳映真寫評的時候一樣,因滿懷的民族意識而抱著美麗的國族想像。然而他在北平目睹各處的「貧困、饑餓、道德敗壞、愚昧、迷信和疾病」之後,他的「原鄉」失落了,他的國族想像幻滅了。〈夾竹桃〉的男主角於是產生了下面的「民族認同危機」:

『曾思勉對這院堛漱H,甚為不滿與厭惡,同時,也為此而甚感煩惱與苦 悶,有時,他幾乎為他自己和他們的關係,而抱起絕大的疑惑。他常狐疑 他們果是發祥於渭水盆地的,即是否和他流著同樣的血、有著同樣的生活 習慣、文化傳統、歷史與命運的人種。』(〈夾竹桃〉頁13)

  這樣的認同危機是怎麼產生的?最直接的答案就是:根本不必狐疑,他身上的確是「有著不同的歷史與文化傳統」。陳映真在評文中說得好,鍾理和原是『從一個比較近代化、比較合理化的社會,進入一個前近代的、半封建的,甫為日本殖民地』的中國;『在這樣一個社會中成長的鍾理和,便具有一個近代社會中的人的一些價值觀』。(頁105)

  如果說,鍾理和與中國民族之間有所謂「認同的危機」,他與台灣之間卻沒有相同的問題。相反的,在兩相對比下,他開始懷念台灣的鄉親,並促成他構思了一個帶有烏托邦色彩的長篇小說《笠山農場》。

在〈夾竹桃〉中,鍾理和如此寫他的主角,同時表達自己:『當他由南方的故鄉來到北京,住到這院堥茠漁伬唌A他最先感到的,是這 院堣H的街坊間的感情的索漠與冷淡。一家一單位,他們彼此不相聞問…』 (頁15)

『富有熱烈的社會感情,而且生長在南方那種有淳厚而親暱的鄉人愛的環境 堛煽翰銕j,對此,甚感不習慣與痛苦』(頁16)

  前面引用的句子,古添洪在他的論文中,認為代表了作家鍾理和的「社群理念」,這樣的社群理念正是從北平的疏離生活中產生的,既影響他寫《笠山農場》,使它增添了烏托邦色彩,也決定了〈夾竹桃〉在內容上及形式上的走向:

『這社群理念是他在客家社群堙A在笠山農場墾拓的經驗中孕育而稍為加以烏托邦化的產物。這烏托邦化的心理過程,可以從《笠山農場》寫作的時空距離來解釋:鍾理和在生活疏離的北京時期曾草稿了四章,我們不妨認為他那時已有整個腹稿,而正式寫作時的1955年,美濃笠山農場已經不復了。這「疏離」與「懷舊」,為《笠山農場》披上烏托邦的色彩。鍾理和的〈夾竹桃〉與《笠山農場》應兩兩對讀,讓他們對話,才能充分獲得欣賞』14。

  古添洪進一步認為《笠山農場》這部小說,是鍾理和社群理念的具體表達,『在其中刻畫了群的歡娛,勞動的樂,人際間親暱的關係(包括男女間、女子間、主僕間),堅毅與自力更生』。(頁81)

  此時我們比較鍾寫的兩個不同社群:一個是寫北平大雜院生活的〈夾竹桃〉,一個寫台灣南部耕種咖啡,與世隔絕的《笠山農場》,就很明白鍾理和的社群認同,並沒有像陳映真說的,所謂「喪失民族自信心」的問題。倒是陳的詮釋,無心暴露了,籠統的把殖民主義一概歸之為帝國主義的,左翼理論本身的問題。殖民者蠻橫的掠奪壓制,固然是帝國主義,但殖民時代因語言文化產生的影響十分復雜,恐怕應該更細致看每一個不同的實例。

  關於《笠山農場》這本構思於四十年代北平,完稿於五十年代台灣(1956年得國民黨文獎會長篇小說獎),自費出版於六十年代初(作者去世一周年)的長篇小說,當它隨著全集再版,受到一般讀者注意的時候,已經是鄉土文學興盛的七十年代。更有意思的是,小說故事的時空背景比這一切都更早,寫的是日據下的三十年代——除了南台灣農村的鄉土背景,主題及情節卻是鍾理和自傳性的同姓婚姻。我們對照鍾理和在1932年(十八歲)時協助笠山農場,認識並愛上鍾平妹,到小說結局男女主角雙雙私奔——鍾理和帶平妹離開台灣時正是1940年。

  換句話說,這本書若以「構想在北平時期」為中心來看,它是完稿於北平時期之後,所描寫的時空背景,卻又在北平時期之前。這樣的以日據時代為背景的小說,在民族意識高漲的七、八十年代,逐漸成為眾家討論的議題。我們繞了一圈仍然回到鍾理和文學的「後殖民性格」。

  前面已提到,唐文標批評這篇以日據為背景,自傳性為主的愛情小說是『世界觀太狹隘,只能在個人的愛情生活中轉迷宮…』。同類的批評,也出現在1977年《台灣文藝》的〈鍾理和作品研究專輯〉上。葉石濤在與張良澤的對談中如此評論:

他把全副精神都放在牧歌式的戀情上,…「抵抗」不夠,這篇小說的架構 就脆弱了。雖然《笠》是得獎的作品,但是為了得獎而顯得畏畏縮縮,顯得 不夠勇敢是不應該的』15(頁12)

  我們讀了七十年代各家批評,不免感慨,「殖民地作家」真是難當——〈夾竹桃〉批評得太多,《笠山》批評得太少,都成了批評家的箭靶;「太勇敢」或「太不夠勇敢」都顯得可疑。

  不過到了九十年代,葉石濤對《笠山農場》又有新的詮釋。他認為,這部小說之所以沒能反映殖民地統治的現實,甚至『連一個日本人的影子也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是:

『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時代風暴,使鍾理和的小說世界變形,他放棄了嚴 正的主題,只在狹窄的人性領域堹戙苤C…很明顯地,鍾理和設計排除了 這篇小說的民族矛盾的介入。…這也是在那個時代作家得以生存下去的最 重大條件』。16(頁78)

  五十年代作家鍾理和再次證明他在台灣文學史上地位的特殊性——他被「殖民教化」給塗在身上的色彩,還不是一次,而是雙重的——陳映真批評他受了日本人殖民教化,不能與自己中國民族認同,這是他身上第一層殖民地作家性格。等到解嚴後台灣九十年代,葉石濤又指出鍾理和身上另有第二層的「殖民性格」:他在一個威權統治,國家機器以高分貝提倡國家意識形態(Official Nationalism)的五十年代,必須扭曲自己的寫作風格,以求生存。即使他寫作期間,已是在日本殖民政府離開「之後」,即使整個台灣社會從這角度看,已經「去殖民」,即使他在語言的即刻轉換上,並不像其他日據下台灣作家那麼困難。

 

(五)結論

  如果說鍾理和是台灣文學史上極具代表性的作家,最突出的部份,應該是他身上這些與台灣殖民地歷史無法分開的,所謂的殖民地作家性格。台灣文學的獨特性其實也在這堙G不論相對於第一世界,或相對於中國大陸文學,這漫長的,繁復多變的殖民歷史,在在使台灣文學有其獨一無二的風格特性,無法成為「中國文學的一環」。

  至於把台灣納入十九世紀以降西方帝國主義所侵凌的各弱小民族,所謂第三世界文學的一環,台灣的情況與他們又有很大不同。我們看《帝國大反撲》這本書所寫的,龐大的英語世界所遭受的殖民狀況,以及因之而誕生的整個「後殖民」理論:他們強調的是英語(殖民主語言)背後所夾帶的無所不在的文化力量,包括它無形中對殖民地土著文化傳統的摧殘。建構後殖民理論很重要的一本書,薩依德的《東方主義》,便是分辨出殖民者在政治經濟手段之外,其實還有另一隻看不見的黑手,那就是透過語言、學校、教科書、博物館等等無形的教化,建構出一套「現代知識」,這套知識逐漸告訴你,西方文化是好的,本土傳統是次等的;薩依德既看出這套知識與真實世界有一段距離,也告訴讀者這套知識是怎麼建構出來的。

  台灣與第三世界國家如印度,非洲等殖民經驗,最明顯不同,當然是他們受英、法等歐洲文化殖民,而台灣殖民主帶來的語言卻是日語。不同殖民者自然帶來不同的殖民手法,東方與西方,差異之明顯是毋庸置疑的。就英語世界「後殖民理論」建構的歷史背景來看,台灣的「後殖民」情況也非常特殊——他們是殖民主離開,政權獨立後,知識分子才逐漸建構起有別於過去殖民史的本土文化。

 

  台灣的殖民背景與歷史,比較上更復雜而多變。最大不同是——1945年日本殖民主殖民了50年離開之後,台灣即刻「回歸祖國懷抱」,由遠在南京的新政府派官員來「接收」——就實質的情況看,這是由一個新殖民政府接上一個舊的殖民政府。於是,本地知識份子還來不及思考身上的殖民色彩,新的政府已經帶來大批「消毒人員」,不由分說,快速的在這片土地上努力「去殖民」,國民黨在五十年代全力「推行國語」,並透過種種法令規章,消除日本文化在台灣的影響與遺留,是最好的說明。可惜,這個「南京政府」才過了四年,就輪到它「投進台灣的懷抱」,1949年國民黨丟掉了中國大陸,整個政權不得不轉移到小島台灣——很多人因此認為,五十年代的國民黨政權既沒有另外一個母國可回,它對台灣這塊土地,就不該叫做「殖民」。

  台灣七十年代以後興起的鄉土文學運動,若就其致力建構本土文化,追尋台灣文學歷史的性質上看,與西方後殖民理論在強調本土特性與分辨殖民影響上,有其本質相近的地方。有意思的是,從鄉土文學到本土運動,如果它也可以算作一種文化上「去殖民」的歷程,它所要去除的對象又是誰?日本殖民文化還是中國文化?看得出來,它要「去除」的殖民教化影響,色彩也是雙層的。別說七十年代葉石濤「台灣意識」「台灣文學」的提出必須先掛上「鄉土文學」的招牌;當時翻譯整理日據下作家作品,須先表揚其「抗日精神」,不願也不敢多提皇民文學;更明顯的例子,還有葉石濤在1978年(文壇的鄉土論戰風聲鶴唳及美麗島事件前夕)說出:『鄉土文學根本上就是三民主義文學』17之類,他自己後來都無從解釋的話。

  從這些例子,看到台灣歷史背景的特殊性——台灣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的歧義處,如此複雜的「雙重殖民」,正是它獨特的地方。西方後殖民理論儘管是西方殖民歷史的產物,對台灣不見得合用,但有一個基本原則是通的——「被殖民國家」在形成「後殖民理論」的過程,燭照了殖民主在文化上威權的,鴨霸的嘴臉:因精神層面的殖民,不像軍事或經濟手法一樣,很容易讓一般人看得清楚。我們正好可以拿他們洞見威權(Hegemony)的蠟燭,來照看台灣文學歷史上,幾次意識形態的變遷或建構的過程。五十年代提倡的

  「反共文學」,當然是國家機器在建構國家意識形態時的產物,葉石濤在提出台灣文學具有「反帝反封建的歷史傳統」時,同樣的,也在建構一個有別於國家意識形態的,反殖民的「台灣意識論述」。大家這樣建構來建構去,我們在閱讀他們對文學作品具體批評的時候,就應該有一定的警覺性。

  鍾理和寫作最豐盛的階段,正是五十年代國民黨剛進台灣,致力鞏固政權最早的十年,也是一個高唱「戰鬥文學」「反共文藝」,提倡文學為國家服務的十年。如果鍾理和文學發展史可以是台灣文學發展史一個很好的抽樣,與其說台灣文學傳統是「反帝反封建」,不如說,因其多次被殖民的歷史經驗,是一個具有濃厚殖民地性格的文學傳統。評論家既然理解鍾寫《笠山農場》有多少變形與扭曲,自然明白日據時代那些被稱作「皇民文學」作品的,有多少是透過「意識形態」眼鏡閱讀的結果。

  探勘鍾理和文學發展史,除了上述後殖民理論的參照,其它西方理論,也提供台灣文學研究者更多思考的空間,例如鍾理和作品的「經典化」過程。若按照薩依德的理論,文學經典的形成,並非單純從文壇中挑出最好作品而已。其形成歷程背後,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的;例如英國人在殖民地教導當地人「標準英文」的同時,也透過學校這類生產知識的機構,豎立英國文學「經典」的權威——「經典」可說一大部份是如此「運作」出來的,殖民主掌握了語言,也就同時掌握了經典的最高權威。1993年出版的《文化資本:文學經典形成的問題》18,Guillory更在其強勢意識形態造成的美學包裝之外,進一步提出「大眾文化消費」的因素。這些理論運用到台灣文學,就會發現鍾理和作品經典化的過程,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 固然它背後也有強勢意識形態造成的因素,但其間文學思潮的流動,族群意識的消長,綜合而形成的美學標準已不是那麼單純,例如鍾理和具有純熟書寫「北京話」及其優美敘述的文字能力,他擁有這些豐富的文化資本,才能屹立於其他台灣鄉土作家之間而毫不遜色,究竟戰後至今台灣一直是中文書寫的天下。但其經典化過程,既非像英國是由殖民主來豎立權威,相反的,是「被殖民」作家找尋本身歷史的同時逐漸受重視,其經典形成與「去殖民」的過程相輔而相成。

  另外,目前已有的台灣文學史書,雖然在態度上重視文本,但作法上,卻只著重介紹各時期的作者及時代,很少照顧到作品出現後的影響和變化。我們的文學史比較是靜態的:首先說明時代背景,然後排比作品或介紹作者,或把前述次序顛倒。如此「管前不管後」的作法,其實只看到「不變」而沒能看到它「變」的部份,對「文學歷史」來說,只說了發生,沒說發展。比較於西方文學史書,台灣及中國的同類著作,常是資料的收集排比遠多於其間的變化分析,極少評論家能多方面顧及文本與背景之間的互動,常常只提了作品怎麼產生,而不問它怎麼被接受,怎麼流傳。從研究者的角度來看,表現於對文本的重視,除了其形態變化值得分析,文學的社會功能,群眾接受心理變化的研究應該也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回到鍾理和文學。近二十年台灣文壇儘管經歷幾次論戰與意識形態的變遷,鍾理和握筆在文學園地婸{真、嚴肅耕耘的身影,經歷幾場風雨吹打,影像反而更為清晰。也可以說,是他對「文學」二字的嚴肅態度,激發他創作了不僅具個人風格,更代表台灣這塊土地特性的作品。一個社會的文學思潮,可以隨著時間改變而吹著不同的風向,然而作為好的,嚴肅文學作品的本質條件應該是不變的。現在回首五十年代,不論省籍,究竟剩下幾個名字還留在台灣文學史上閃亮?那幾千萬字為追隨國家意識形態而寫的反共詩歌與小說,還留下幾部經典作品?文學究竟不能只是意識形態的工具,它還有許多別的東西。尤其鍾理和,他對文學的態度太認真了,必不肯輕易把文學當成工具——他是整個把生命獻給文學的「倒在血泊堛熊妖悛怴v19,在1960年生命的最後一刻,倒在稿紙上咯血去世——應該是這樣的形象,這種以生命對待文學的嚴肅態度,使他的名字在台灣文學史頁上逐漸鮮明巨大,尤其在那整個提倡文學為國家意識形態服務的台灣五十年代,「血泊」所象徵的,並非國家或意識形態,而是文學本身。所以文學史上的鍾理和,能逐漸從血泊中站立起來,且站立的高度,足以和一整個時代的主流文學:總計千千萬萬字的反共作品相抗衡。是的,既然是「文學的」歷史,諸如意識形態等等文學以外的東西,恐怕不容易在這樣的歷史上久留。這是我們重新探勘鍾理和文學發展史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啟發。

 

註釋

1 林海音: 〈一些回憶〉﹐《鍾理和殘集》(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年) ﹐頁214。

2 陳芳明﹕〈七十年代台灣文學史導論〉,《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年)頁222。

3 施淑:〈現代的鄉土--六、七十年代台灣文學〉,《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頁308

4 唐文標﹕〈詩的沒落〉,原載《文季》季刊第一期,後收入《天國不是我們的》(台北:聯經出版公  司,1976) ,頁190

5 首刊《文季》,筆名史君美,後收入《鍾理和殘集》頁260。

6 同5,頁281

7 《鍾理和日記》,(鍾理和全集之六)台北:遠行出版社,1976年,頁177

8 故鄉系列由四個短篇組成:分別是<竹頭庄> <山火> <阿煌叔> <親家與山歌>,寫於1950年前後。 生前投寄屢遭退稿,1964年10月以遺作發表於《台灣文藝》第一卷5期『追悼鍾理和紀念專號』

9 以許南村的筆名首先發表於《台灣文藝》1977年6月革新號第二期;以後收入1978年尉天驄編的《鄉土文學討論集》,以及陳映真本人的論文集。

10 陳映真:〈原鄉的失落—試評夾竹桃〉,收入《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出版社,1984年)

11 潘翠菁:〈台灣省作家:鍾理和〉,北京:《文學評論》雙月刊,1980年第二期,1980年3月15 日出版,頁133

12 《中外文學》二卷7期,1973年12月1日,頁15

13 Bill Ashcroft, et al.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Routledge, 1989

14 古添洪:〈關懷小說:楊逵與鍾理和——愛本能與異化的積極揚棄〉,收入彭小妍主編:《認同、情慾與語言》(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6年)

15 〈秉燭談鍾理和〉,刊《台灣文藝》54期,1977年3月

16 葉石濤:〈新文學傳統的承繼者——鍾理和:《笠山農場》堛漯懋|性矛盾〉,收入《展望台灣文學》(台北:九歌出版社,1994年),頁69,78

17 〈從鄉土文學到三民主義文學——訪葉石濤先生談台灣文學的歷史〉,對談日期19978年11月1日,彭瑞金記錄,原刊《台灣文藝》,再收入葉石濤《文學回憶錄》遠景出版社1983年出版

18 Guillory, John.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19 陳火泉在1964年10月刊於《台灣文藝》悼念鍾理和的文章,以此為題目,後來張良澤出版的鍾理和作品評論集,也以之為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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