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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瞪眼……
從所有關於魯迅的肖像畫上，我們都能注意到畫家們對魯迅眼神的重視：它的光線逼人而來，仿佛要洞穿一切，甚至連空無也不打算放過。一位無名的電車售票員曾在魯迅晚年有幸見過魯迅一面，在前者後來寫的一篇很短的紀念文章裡，也多次提到了病中魯迅的犀利眼神（阿累《一面》），和畫家們筆下魯迅的目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多虧了電車售票員，讓我們這些晚生幾十年的後人們才能夠得知，即使臨近生命的終了，魯迅的眼神依然還有著逼人的力量。──他歷經滄桑，仍然把自己目光的鋒利，完好無缺地保持到了晚年。
幾乎所有的畫家，都把魯迅的目光處理成了向上倔起的眼神。這無疑是正確的。因為向上倔起的眼神和魯迅的文字有著驚人的內在一致性。他的目光越過了自己身處的黑暗的時代之山，和遙遠但又同樣黑暗的歷史事實接通了。向上倔起的眼神為魯迅的目光，提供了驚人的深刻性：它幫助他洞穿了今天中所包孕的幾乎全部歷史內容。“白頭燈影涼宵裡，一局殘棋見六朝。”（錢謙益《金陵後觀棋》）魯迅文字裡時而文白夾雜、拗口晦澀、獨具風格的話語流，無疑和向上倔起的目光也有著相當直接的關系。
但魯迅眼神中所蘊涵的笨拙的力量，卻被畫家們善意地忽略了。這一遺忘是致命的，因為笨拙的力量是理解魯迅眼神最有效的鑰匙之一。向上倔起的、高昂的目光，絕不是輕靈的、飛揚的、水性的，它明顯帶有一種吃力的色彩，在看似的猶豫中飽含著某種堅定的硬性。“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彷徨》扉頁上引述的這兩行詩句，正是魯迅眼神中蘊涵的笨拙吃力色彩的上好說明。因此，對魯迅眼神最好的描述性詞語，應該是瞪眼。瞪眼準確地表征了笨拙的力量所蘊涵的全部本色，──它需要它的主人調動全身的力量以便完成它。瞪眼需要力氣。瞪眼不是輕易而舉的行為。
被畫家們忽略掉的，還有魯迅斜視的眼神。實際上，在魯迅普遍持久的語境中，斜視正是瞪眼的變種之一；它的出現，是為了減輕瞪眼長期以來所處的緊張狀態、費力狀態。斜視是瞪眼的一種省力方式，是穿插在一個個瞪眼動作之間的換氣現象。斜視和瞪眼是魯迅一生中最主要的眼神，它們交替出現在不同的場合，針對著不同的對象，以期達到不同的目的。斜視是瞪眼的休息狀態。它們彼此互為過渡，彼此作為對方的準備和前奏。
瞪眼的方向是向上倔起，斜視則是落向旁邊。瞪眼針對的是歷史事實，是為了弄清楚今天的黑暗生活中，包含著的黑暗的歷史內容；斜視則是針對當下生活的黑暗，以及造成今天的黑暗的基本群眾。因此，瞪眼表征著越過了“今天的”時代之山，斜視則表征著越過了今天的基本群眾的人頭，卻並不是當代詩人樑曉明所謂的“向下看”。由於歷史本身的深遠、廣大、浩淼，歷史黑暗蘊涵著的過多的迷霧、污垢，使它需要一種費力的、旨在勘探與偵破的眼神──瞪眼是剛好滿足於這一需要的。而當下的情況畢竟要容易一些，它可以被瞪眼的休息狀態直接洞穿。按照當代詩人李亞偉嬉皮笑臉的話說，當下基本群眾的“美德和心病也被火星上的桃花眼所窺破”（李亞偉《懷舊的紅旗》）。在比喻的維度上，魯迅語境中的斜視，就是李亞偉語境中“火星上的桃花眼”。但群眾們的“美德”和“心病”究竟是什麼呢？魯迅的著述裡早已寫滿了答案。和許多魯迅研究家的看法相反，盡管魯迅是立足當下，但他最主要的眼神卻是針對過去，是從過去中尋找可用於“瞪眼”的對象，來印証今天的斜視和被斜視的東西們的應該被斜視。
由於施“視”方向的不同，瞪眼給魯迅帶來了歷史謠言家的身份，斜視則給他帶去了當下小醜的角色。──我不希望把魯迅一貫討厭的謠言家和小醜稱號用在魯迅本人身上，被看作是對魯迅的惡意攻擊。
我認為這恰好是讚揚。歷史謠言家意味著，由於瞪眼的內部運作，魯迅看出了歷史的痼疾，並在寫滿仁義道德的歷史帳薄旁邊，很是風言風語地說了些風涼話：什麼“吃人”呀，什麼“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呀……，就是典型的謠言家家語；歷史謠言家是魯迅在瞪眼的勢力范圍內，給自己找到的一種有別於斜視的省力方式，──正經八百地、嚴肅板正地說出歷史的污垢，既顯得太過費力，又顯得太過迂腐：它還不值得我們的魯迅那樣去做。當下小醜則意味著，當瞪眼發現了歷史的痼疾仍然存活在當下生活之中時，魯迅能以當下生活小醜的角色，調笑當下基本群眾的可笑生活。這就是我曾經指出過的魯迅式的幽默了。
很多學者都承認，魯迅曾經信奉過進化論，但很快又拋棄了進化論。按照通常的理解，進化論其實早已向我們暗示了，作為生物進化的最高階段，人以及人的生活也是需要進化的，只不過它比生物進化有著更多的復雜性。正當人們都在普遍相信五四運動之後的中國，正在邁向一個新的並且是輝煌的歷史階段時，在瞪眼和斜視的交替運作中，魯迅卻看到了當下與歷史痼疾內在的驚人一致性：中國人的生活並沒有隨著各種型號的革命運動的展開、時光的流逝，產生應該有的進化。並不是因為青年之中出現了惡人、混球、告密者，才促使相信青年必勝於老年的魯迅放棄了進化論；僅僅這樣看待魯迅習慣性地放棄信仰、背叛信仰，顯然低估了魯迅作為懷疑主義者在思想上的深邃和復雜。
是瞪眼和斜視、歷史謠言家和當下小醜相互間的深層結盟，並以不同的比例進入到魯迅的目光整體之中，才使得魯迅扔掉了庸俗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瞪眼和斜視為它們主人的敏銳增添了籌碼。
瞪眼表征著瞪眼者對歷史的仇恨，斜視表征著斜視者對基本群眾拒不進化的生活的輕蔑。但仇恨、輕蔑的結果，是否會引出理想的生活、光明的前景、好的世界，卻並不是瞪眼者、斜視者可以預知的。在它們之間並沒有合乎邏輯的、可以擺渡的航船。正如格羅斯曼在《生存與命運》臨近結尾，對斯大林格勒戰役結束時那場大雪所發的議論：雪“覆蓋了如網般縱橫交錯的戰時的道路，覆蓋了硝煙和污泥，”“積雪下沉睡著強者和弱者，勇士和懦夫，幸福的人和不幸的人。這不是雪，而是時間本身。潔白而柔軟的時間一層層地沉積在人類鏖戰的城市的廢墟之上。現在的一切正在變為過去。在這場緩緩飛舞的大雪中看不見未來。”從比喻的意義上說，毫無疑問，斜視、瞪眼和格羅斯曼筆下的大雪一樣，也是時間本身，是時間之上毛茸茸的大霧，它們覆蓋了歷史和當下，卻並不能從中呼喊出有關未來的幼芽。──吶喊是魯迅早年遵命的結果，其幼稚、可笑、荒唐，魯迅又有什麼不明白的？隨後的放棄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對跑到他寓所求教的寫小說的青年作家們，魯迅建議說：寫好人物的訣竅之一，就是要想盡千方百計寫活人物的眼睛。推究起來，並不僅僅因為眼睛是心靈的所謂窗戶，更關鍵的倒在於，眼睛中無疑包孕了許許多多可以稱作意識形態的待定物，而目光恰可以被看作是某種意識形態的衍生體。眼眶中滾動的絕不僅僅是物態的眼珠，而是活體的意識形態；眼眶也並不只是眼珠的收容所，而且也是意識形態的倉庫。眼珠是意識形態的密謀狀態，它渴求著在眼眶肌肉的牽引下，轉動、思謀、把目光射向它想去的地方。在魯迅的語境中，眼睛是意識形態的窗戶。這就是我所說的瞪眼的意識形態。瞪眼的意識形態既包括向上倔起的瞪眼所包孕的內容，又包括了把目光投向當下人、物旁邊的斜視所蘊涵的全部表情。在這兩者之間，有著相依為命、靠魯迅復雜的心靈進行典當才能過活的悲慘特征。
瞪眼的意識形態堅定地表明了：斜視和瞪眼、歷史謠言家和當下小醜，使得魯迅永遠無法處在時代旁觀者的位置，又永遠處在時代旁觀者的位置上。依靠瞪眼的意識形態，他開創了自己獨有的生活方式：背靠虛無，面對沒有未來的前方，卻向過去和當下施以不同方向、旨在不同目的的眼神。在《伊加利亞旅行記》的序言裡，空想社會主義者埃蒂耶納﹒卡貝（M
. Cabet）非常自信的宣言道：“慷慨的大自然既賜給人類以種種資源供我們享用，又賦予人類以智慧，或曰理性，以便我們用以指導自己的行動，只要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不能同意說地球上的人們注定是不幸的；如果再考慮到人類從本質上說是社會性的，因而是彼此同情、互相友愛的，那麼，我們也不能同意說人類天生是性惡的。”與此相反，瞪眼的意識形態堅定地否決了卡貝一相情願的善良想象，只余下孤零零的、倔的眼神。在書寫中，魯迅的眼睛打開了，它開啟了他的意識形態之窗。正如Peter
Kelso在他１１歲就寫成的《詩》裡所說的：
In
poems,Our earth’s wonders
are windowed through
Words.
（在詩歌中，我們星球的眾多渴望
都通過詞語打開了窗戶）
２ 孤獨的眼神……
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目光、眼神有著專門性的要求。自孔孟以來的儒家教義的發展歷程，與其說是如何在世事變遷中，經過無數代“柔儒”的努力罷黜了百家成為國教的歷史，還不如說是對人的目光的限定史。早年激昂、晚年漸趨保守、回歸到傳統老路的康有為，在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５日向末代皇帝寫了一封《謝恩折》。在《謝恩折》中，凡是提到天的，一律比正文高出三字，凡是提到皇帝稱謂的，高兩字；康有為自稱“微臣”，凡是提到自己時，字都寫得很小（《康有為政論集》下），至於小到什麼程度，相信老康已經動用過儒家倫理的遊標卡尺丈量過了。這當然不在話下。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數》、《春秋繁露﹒為人者天》等篇目中中，早已給了康有為以詳細的教誨。一整部儒學史，就這樣，成了對中國人目光的限定史：在文人筆下高出正文三字的天，表征著上天的眼睛能夠洞明一切，正所謂“舉頭三尺有神明”，它的目光是俯視的；皇帝的目光則是內斂的，表征著尊嚴、天威，他偶爾的掃視是君臨天下的象征；而人臣的目光，永遠只指向皇帝或比自己更高一級人物的腳尖，它是向下的、低眉順眼的。限定了施“視”方向的眼睛，在中國，永遠表明了它特有的意識形態，它的的確確只能是意識形態的窗戶。
瞪眼的意識形態使魯迅有足夠的能力，非常精辟地指出了中國人的眼睛上沾染的意識形態的特征：“中國文人，對於人生，──至少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我們的聖賢，本來早已教人非禮勿視了；而這禮又非常之嚴，不但正視，連平視斜視也不許。”（《墳﹒論睜了眼看》）因為平視、斜視是中國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堅決否棄的“觀看”形式；這種“觀看”在目光限定史的嚴厲語境中，永遠不止是代表純粹的“觀”、“看”動作，更多的則是對儒家倫理的虔、敬和遵從的態度，它們的成色、比例全處在這種嚴厲語境的規定之中。斜視、平視顯然違背了眼睛的意識形態的森嚴規定，是對傳統意識形態的大不敬。而目光限定史的另一個隱蔽特征也被魯迅一語道破了。在另一處，他又說：“勇者的憤怒，抽刀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卻抽刀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華蓋集﹒有感》）在魯迅的語境中，孩子既表征未來，又表征弱者。目光限定史的功用在魯迅那裡因而就是再明白不過的了：隨著目光限定史的推演、強化和被庸眾（尤其是文人學者）自覺遵從，不但刪除了未來，而且鑄就了一個可恥可悲的民族風貌。在這中間，起決定作用的就是那些能斷文識字的知識分子了。程顥就嘴硬地說過：“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二程遺書》卷二上）當然也就可以達成儒家各種人際關系所規定、需要和允許的眼神了。李宗吾抱怨說：“中國的學者，受了數千年聖人的摧殘壓迫，思想不能獨立，無怪乎學術消沉。因為學說有差誤，政治才會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該革，聖人之命尤其該革。”（李宗吾《厚黑學》）這種大不敬的態度，顯然就是在提倡不同於傳統的異質目光了，相信能得到魯迅的讚同。
毫無疑問，在魯迅瞪眼的意識形態和中國傳統文化對國人目光的專門性要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反差。是中國傳統文化造成的積弱積貧、污七八糟的殘酷現實，修改了魯迅的目光，促成了瞪眼的意識形態，並不僅僅是什麼西學單方面的作用。西學只是魯迅唯一有效的參照系和資源管理器。目光限定史的嚴重後果，──魯迅憂心忡忡地指出過──只能是讓中國人從“世界人中擠出”（《熱風﹒隨感錄三六》），從而自絕於地球，空頂著一個中國人的名號。因為它從根本上鏟除了國人平視、正視的權利：臣子平視皇上，末將平視大將軍，兒子正視父親，按照中國目光建設工程第八副總指揮程顥的話說，都是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不誠、不敬之舉，有違天理只眼的道德要求、目光限定史中所蘊涵的意識形態的內在律令。
很讓人驚訝，魯迅本人的目光中所含正視成分的比例卻是相當有限的。盡管他始終都在提倡正視，並歌頌過正視的偉大功用：在叛逆的猛士的正視下，天地將為之退色，貌似莊嚴的天、神，都將為之退避三舍（《野草﹒復仇》）。這是因為他不屑於正視。我們說，魯迅也許沒有這樣做的權利，但他明顯有著這樣做的能力。中國傳統文化貌似的高明、博大精深，在瞪眼的意識形態那裡，只是一些手工作坊階段的粗劣屁話，連應該有的精致都還說不上。它漏洞百出。向上倔起的眼神和斜視的眼神，明顯包含了魯迅對中國歷史事實（最主要的是目光限定史）和當下基本群眾的生活的雙重蔑視：他清楚他（它）們，了解他（它）們，卻沒有必要去正視他（它）們。魯迅能給予他（它）們的，只是恨，只有討厭。這早已包含在瞪眼的意識形態之中，包含在魯迅施“視”的方向上。
但瞪眼的意識形態在具體操作上，卻有著自己的幽默形式。魯迅顯然掌握了孫悟空的本領：在需要長高的時候，他長高了，並得以使用向上倔起的笨拙眼神，在看起來的舉重若輕之中，吃力地洞穿了歷史中的黑暗。而在需要縮小自己的時候，他也如願以償地縮小了，把目光投向了基本群眾、當下事件的旁邊，窺出了他們“麒麟皮袍下的馬腳”；或者調笑似的以仰視的目光望上去，雖然看不到他們那偉大到無邊無際的一面，卻無疑看見了他們腳尖上的灰塵、污泥、爛貨……甚至狗屎。它們都掩蓋在目光限定史冠冕堂皇的教科書中。這兩方面的事實，構成了瞪眼的意識形態的幽默形式。我曾經在另一篇文章裡說過，幽默是體弱多病的魯迅在言說時採取的一種省力方式。但在瞪眼的意識形態的疆域裡，幽默方式更多表明的是魯迅的蔑視、仇恨，盡管它的確仍然是省力的。
程顥說：“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二程遺書》卷二上）這毋寧是說，目光應該得到仁、義、禮、智、信、人理等等玩意的修飾、限定。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眼神、目光以及目光的施展方向；但在“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強烈要求下，國人的目光是固定不變的。在他們的目光背後，永遠都存在著亞當﹒斯密所謂的“那只看不見的手”，它在調控他們的眼神，規定他們施“視”的方向，測定他們目光的比例、成色……。魯迅的眼力即使在他的時代也無人可比；要命的是，他還發現了固定不變的目光，在他的時代仍然還很有賣點。各種個人和權利團體掀起的尊孔、讀孔，不過是它的外在的表征之一罷了。──魯迅曾經指著這些現象，用斜視的獨有音勢說到過（參見《華蓋集﹒十四年的“讀經”》）。因此，瞪眼的意識形態的種種特征，以及它和傳統目光內在律令之間的巨大反差，使得魯迅陷入了深深的孤獨：畢竟他的目光是獨一無二的。這是孤獨的眼神，是沒有伴侶、沒有同志、沒有戰友、沒有親人的孤零零的眼神。向上倔起的瞪眼和落向人、物旁邊的斜視挽手走遍天下，到頭來只發現了自己。對於魯迅，返回是不可能的。因為瞪眼的意識形態中包孕著的巨大仇恨和蔑視，即使拋開“好馬不吃回頭草”的尷尬，也使得一切形式的返回在魯迅那裡都將成為自欺欺人。在《銀河天歌》中，康有為自哀自憐地如是唱道：他想去一個美好的地方，卻──
無仙鵲以為樑兮，
遇張騫之泛槎。
望克廉水素之極星兮，
吾將出銀河而之它。
魯迅顯然沒有好心情，去做康有為那種矯情狀的離騷式神遊。他的目光在孤獨的中國“現事”場景中穿梭，時而向上，時而又落向旁邊，但無一例外總是找不到自己所信的東西，只把仇恨撒向過往的歷史以及當下的歷史境遇，通過他獨有的、和目光限定史大相矛盾的瞪眼的意識形態。
３ 旁觀者……
這裡不妨再羅嗦一回：魯迅不是他身處時代的代表者，從各個方面來說，他都是它的敵人。排除魯迅身上種種可以達成這個結論的要素後，他孤獨的眼神和目光就是最值得重視的原因了。可以想見，當瞪眼的意識形態既以仇恨的目光針對中國過往的歷史，又用輕蔑的眼神針對當下基本群眾的人間生活，瞪眼的意識形態從骨子裡導出的，無疑就只有虛無主義了。在此，虛無不是沒有（have
nothing），而是討厭：歷史與當下都不足信，而未來只是一個巨大的無。這裡正可以調笑式地用到海德格爾故作深奧的茫然了：為什麼有存在，無反倒不存在？
依靠這一點，瞪眼的意識形態有能力把魯迅放在一個特殊的旁觀者位置上。他在“現事”、“現世”、“現實”、“現時”中，只佔據了一個羅蘭﹒巴爾特所謂“虛擬的主語”位置。這個小醜，這個謠言家，穿行在當下和歷史之間──眼神和目光就是他用於穿行的橋樑──，對著他看見的一切比比劃劃、吆三喝四、指指點點，在激昂和憤怒的神色中，永遠具備著的只是輕蔑和討厭的眼神。他仿佛置身事中，卻又明顯地身處事外。正如當代詩人臧棣所說的：
熱愛幻想的人，我深知，你只會
拿出身體的一半嫁給現實
（臧棣《訪友》）
Ｗ﹒本雅明也說到了這類旁觀者的“觀看”：“看的快樂是令人陶醉的。它可以集中於觀察，其結果便是業余偵探。”（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期的抒情詩人》）處在“虛擬的主語”位置上的旁觀者，結果也成了業余偵探。業余偵探意味著，除了他本人，沒有人會需要他；業余偵探在內心對自己偵察出的犯罪事實毫不懷疑，但又對偵察出的事實是否會成為審判、處決罪犯的有效証據毫無信心，當然對罪犯在服刑過程中是否會得到改造並成為新人類，就更沒有把握了──瞪眼的意識形態促成的旁觀者身份的真實涵義就在這裡。
孫悟空為過火燄山要向牛魔王借扇子，但後者無論如何都不願意，孫悟空只好縮小自己鑽進老牛的肚子裡邊拳打腳踢，逼得老牛終於就范了。魯迅的斜視正如同縮小了自己的孫大聖：仰仗這一點，他也鑽進了當下基本群眾生活的胃囊裡邊閃轉騰挪。孫悟空在和另一個本事同樣高強的妖怪比高矮時，陡然之間身高如柱。魯迅向上倔起的瞪眼也這樣做了：依靠這一本領，他站得高，看得遠，陡然之間就顯出了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身材的矮小。但這一切，都和旁觀者的身份相當吻合：閃轉騰挪和目光限定史在向上倔起的瞪眼面前顯示出的身材矮小，並沒有得出施“視”者理想中意欲改造它們的結果，直到最後，它們是否能夠被改造，就不再是魯迅感興趣的了。他只是不斷地這樣施“視”而已。
瞪眼的意識形態和魯迅的文字有著相當的一致性：魯迅的文字也是一個特殊旁觀者觀察現實、歷史的筆錄。魯迅激憤的語調、時而高昂時而低沉諳啞的語氣，無一不表征著他身處事中；但是，掩蓋在它們之下的無奈腔調，尤其是幽默和調笑的音勢，卻無疑可以看作是他置身事外的象征。斜視、瞪眼施“視”的方向在這裡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身處事中的激昂語調（無論是當下事件，還是歷史事件），無疑就是瞪眼了，因為激昂需要力量，需要力氣去促成憤怒，也需要力氣去書寫力透紙背的檄文。置身事外的調笑音勢（也無論是當下事件，還是歷史事件），肯定就是縮小自己的、意在省力的斜視了。“莫恨西風多凜烈，黃花偏奈苦中看。”（黃宗羲《書事》）激昂、調笑（幽默）的共存，和瞪眼、斜視的同居一室相類似，它們共同構成了魯迅時而波浪起伏，時而文白夾雜，時而晦澀、哽嚥，時而又流暢、慷慨激昂的文字的顯著特點。
表征置身事外的斜視和調笑音勢，與目光限定史的典型話語存在著極大的反差。目光限定史始終要求一種“溫柔敦厚”、“正襟危坐”的眼神，它導出的腔調無疑是板正的、肅穆的、莊嚴的，幽默、調笑將被視為不正經的、輕浮的表現。特殊旁觀者的語調和他斜視的目光相一致，有效地採取了目光限定史（或教義）所痛斥的“輕浮話語”。它的風言風語一方面表明了旁觀者對此毫無興趣（除了調笑的興趣外），另一方面，也為自稱的正經和嚴肅臉上抹了黑。
魯迅的目光之所以是一種孤獨的目光，就是因為它是一種表征特殊旁觀者的目光。長期以來，絕大多數論者都注意到了表征激昂、憤怒、批判的瞪眼，據此以為魯迅是一位絕對的入世者，卻忘記了表征隱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斜視。這一遺忘，毫無疑問，和畫家們善意忽略魯迅眼神中的笨拙與吃力質地一樣，也是致命的。因為這樣做，最終遺忘了魯迅大多數時刻都是生活在一個交叉地帶的關鍵事實：在出世與入世之間，在絕望與希望之間，在戰鬥與逃避之間，產生的巨大交叉地帶上生存的魯迅，對組成交叉地帶的眾多兩極（比如出世與入世）都不信任。瞪眼的意識形態只相信交叉地帶；而交叉地帶身上沾染的全部消息，無疑構成了瞪眼的意識形態的本質內涵：正是它，使得瞪眼的意識形態既有了可以憑恃的靠山，能同時向左（比如入世）、向右（比如出世）反復出擊，無論是使用向上倔起的瞪眼，還是使用落向人、物旁邊的斜視；也由此有了對瞪眼（激憤）和斜視（幽默、調笑）的支撐，並最終把自己變作了一個特殊的旁觀者。盡管在早期，瞪眼的意識形態和交叉地帶之間還有一種遊弋不定的關系，但它一經形成，就如同跗骨之蛆一樣，讓魯迅再也揮之不去了。
基於這樣的考慮，我們有理由認為，不理解瞪眼的意識形態的如許特征，就很難說能夠理解魯迅的復雜性，──無論是革命家的魯迅，思想家的魯迅，文學家的魯迅，還是處於痛苦之中的魯迅，生活之中的魯迅。很顯然，特殊旁觀者的身份，是魯迅之所以成為這一個懷疑主義者、虛無主義者魯迅的真正根源之一。從很早開始，他就在扮演這一角色，無論是從他的動作上、語調上、眼神上，還是對信仰的習慣性背叛上。
４ 群眾……
目光限定史的終極結果──魯迅曾經暗示說──，就是閉眼：在對上天、皇帝、上司、長輩低眉順眼後，很自然地，就會對上天等東西們的所作所為（無論好壞，也很可能分不出好壞）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更惡劣的還在於，從來就有許許多多的人還在為此尋找理論依據──目光限定史正是為著這一目的才得以出現的。它是無數代“柔儒”和準“柔儒”集體智慧的結晶。魯迅當然不是說出這一結論的第一人，但他無疑是這些人中最深刻、最有力量的人。
很久以來，人們一直以為魯迅是大眾的同路人，是群眾的忠實盟友。這樣說話的人，顯然忘記了瞪眼的意識形態中包涵的斜視成分了。我早已說過，斜視作為瞪眼的省力和換氣方式，是以交叉地帶作為憑恃和內涵的瞪眼的意識形態中，專門針對當下基本群眾的生活的眼神。在魯迅的語境裡，基本群眾包括軍長、教授、西崽、車夫、家庭婦女、農民、孔乙己、阿Ｑ、高老夫子、子君、涓生、假洋鬼子、閏土、趙太爺……甚至蔣介石。在斜視中，魯迅多次稱他們為“看客”。與看客相連帶的，魯迅也早就暗示過了，永遠都是表演者和他們弄出的各種型號的表演：殘忍的、滑稽的、可悲的、可笑的、可恨的表演。所有這些人，那些基本群眾，在瞪眼的意識形態看來，都是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要求下閉眼的看客。是他們組成了閉眼的中國。假如我們模仿海德格爾在迫不得已的當口，才發明的闡釋學循環方法，我們也可以說，在這種情況下，魯迅如果不成為一位特殊的旁觀者還能成為什麼？因為單純的身處事外，放棄瞪眼，他就無法填充他的空白人生，也無法在業余偵探身份之外找到更好打發歲月的方式。僅僅使用斜視，他就有可能成為瞎起哄的看客們的同路人或者犧牲品──目光限定史早已向我們表明了，有太多剿匪的人最後也成了匪，還有更多的人是剿匪不成反被匪剿。
維克多﹒富爾內爾在《巴黎街頭見聞》中有趣地說：“絕不能把遊手好閑者同看熱鬧的人混淆起來，必須要注意到個中的細微差別。”“一個遊手好閑者還保留著充分的個性，而這在看熱鬧的人身上便盪然無存了。它完全沉浸在外部世界中，從而忘記了自己。在面前的景象前，看熱鬧的人成了一種非人化的生物；他已不再是人，而是公眾和人群的一部分了。”這段話仿佛不是為了描寫巴黎，聽起來倒好像是獻給目光限定史的貼切判詞。看客們（“看熱鬧的人”）看上去好像是在看熱鬧，實際上卻閉著眼睛。他們是非人的，是天然就去勢的，他們只是賓格，他們在看熱鬧時發出了太監般的笑聲：尖利醜陋，和閉眼的動作與神情完全一致。他們看見了別人的表演，卻沒有發現自己其實早就是其中的一員。在魯迅早年對這伙人的斜視中，還飽含著同情（比如《阿Ｑ正傳》中對阿Ｑ開赴刑場時的描寫），還保持著憤怒（比如《籐野先生》裡的有關陳述），但是，瞪眼的意識形態一經最後成型，特殊旁觀者在使用斜視時，除了悲憫、同情，更多的只是調笑。他們的確值得笑話，值得無償地送給他們超過兩次的嘲笑。但魯迅的調笑已經明顯地帶有憂傷和絕望的氣質了。
閉眼的中國全靠這幫看客伙計們了。魯迅多次說過，群眾的伐惡之心並不下於軍閥。這種惡，也是由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定義過的。他們的閉眼，實際上正是一種伐惡的體現：他們讚同他們看到過的殺頭、分屍吃人、鞣料，讚同在麻木不仁中對人的尊嚴的肆意冒犯。這組成了看客們的基本生活，也組成了目光限定史定義下，以閉眼為特征的基本文明。依靠瞪眼的意識形態的指引，魯迅以一個特殊旁觀者的身份向看客們指點說：“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席，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兇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掩蓋，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墳﹒燈下漫筆》）這一後果既是閉眼造成的，但它也同樣促成了閉眼。這裡又令人不尷不尬地遇到了類似於闡釋學循環一類的玩意。讓魯迅和瞪眼的意識形態絕望的是，無論怎樣，看客們面對如斯事實卻始終都未曾睜過眼，他們樂在其中，陶醉、滿足，然後放心地睡覺。
瞪眼的意識形態發現了中國看客們普遍的哭聲。但魯迅的瞪眼和斜視的力量更加看清了：只有被看者的哭聲，而看客們在沒有成為被看者時是不會下淚的。讓─諾安（Jean
Nahain）在《笑的歷史》一書裡很有趣地說：“《大百科全書》用了一點七六米的縱欄篇幅來解釋笑。而解釋眼淚的篇幅只有一點三七米長，疼痛一欄只有三十五厘米，而哭泣一欄僅僅二十四厘米。這說明，在過去的時代，我們的父輩乃至祖輩已經發現，理解牽動我們面部顴肌的動機，比理解導致我們突然哭泣，引起我們眼帘下分泌出含有千分之十四氯化鈉的鹼性水溶液的動機更為復雜。”對中國的看客們來說，這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在基本群眾那裡，對他人哭聲的理解不是他們生活中的內容，只是可用於像待宰的鴨子那樣伸長脖子觀看的材料。他們是真正的旁觀者，和魯迅的旁觀者身份有著本質的差別。
正是這樣，瞪眼的意識形態徹底疲憊了。仿照卡夫卡的話說，它的疲憊是一個鬥劍士鬥劍後的那種疲憊。元曲說：“興亡千古繁華夢，詩眼倦天涯。孔林喬木，吳公蔓草，楚廟寒鴉。數間茅舍，藏書萬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鬆花醉酒，春水煎茶。”（張可久《黃鐘﹒人月圓﹒山中書事》）與此內容不同但思路一致，作為緩沖與換氣，斜視在瞪眼的意識形態中才會有著更加濃厚的比例。──魯迅懂得怎樣修改瞪眼的意識形態內部的各種配方。當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在當下基本群眾的生活中已萬難改變，當下生活因此拒不進化時，瞪眼和斜視了幾乎一生的魯迅，陷入了深深的絕望。作為一個傳統目光的背叛者，一方面使得魯迅有可能去建立自己的交叉地帶，建立自己發言和觀看的身份與角度，另一方面，他又完全對瞪眼的意識形態不抱任何希望。他的瞪眼和斜視也不再需要弗﹒詹姆遜（Fredric
Jameson）所謂的“意識形態投資”了，而是掏空瞪眼的意識形態：在他獨有的交叉地帶，魯迅只更換著瞪眼的意識形態內部配方的比例（比如三分瞪眼，七分斜視，或者相反），以針對不同的具體對象，也對應於彼時彼地的內心境況。而最終不再理會基本群眾的當下生活，只投以瞪眼和斜視就行了。
如此這般，在瞪眼的意識形態眼中最後只剩下一片空無。向上倔起的笨拙眼神，落向旁邊的斜視，已經沒有任何實際內容；看起來被猛烈批判、被高度調笑的對象，實際上只是虛擬的。他也不再會在乎他（它）們。魯迅臨死前扔下的“一個也不寬恕”，和他的眼神有著高度的一致性：既然一個也不準備寬恕了，余下的還有什麼可理論的呢？它和瞪眼的意識形態最終的被掏空，難道還有什麼區別嗎？群眾們遠去了，背負著目光限定史及其教義；魯迅身後留下的，只是對這些人孤零零的恨──恨鐵不成鋼的那種“恨”。他說：一個也不寬恕。宣告了他和他們絕對的分裂。當然，也宣告了他徹底失敗的鐵定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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