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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孩子大膽作夢

作者介紹:

克拉克(Ron Cl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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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全美最佳教師獎,也是首位讓歐普拉欽點為「傑出男士」的人,曾任教於北卡羅萊納州的窮鄉僻壤、紐約哈林區的學校,在這些資源缺乏的區域中,藉由教育告訴孩子們:「你們有更多的選擇!」帶領孩子們走出不同的道路。

近期重心在於發展隆克拉克學院,該學院為一非盈利機構,營運經費完全來自各界贊助,除一般學校營運外,亦提供普通教師們在職進修學習Ron Clark教育法的機會。著有《優秀是教出來的》、《人格特質最重要》等書。

      attachments/201305/1766470338.jpg教孩子大膽作夢

我從未料到自己有一天會當老師。我生長在北卡羅萊納東部的一個小鎮,兒時的夢想只是迴避泥濘小路,以及尋找冒險刺激。就讀東卡羅萊納大學期間,我在老唐甜甜圈(Dunkin’ Donuts)一週工作五十小時,終於存到一大筆錢:六百美元。畢業後,我用這筆錢買了一張飛往英國倫敦的單程機票。我爸媽為此感到不悅,因為他們兩人都沒念過大學,所以覺得大學畢業生前途無量,而我卻拋下大好前程不顧。但我聽從自己的心,毅然決然踏上心所嚮往的冒險之旅。

我在倫敦市中心 的德州大使酒店(Texas Embassy Cantina),找到裝扮成牛仔、邊唱歌邊工作的服務生工作。六個月後,我把所有家當扔進後背包,踏上探索歐洲的旅程。在遊歷多國之後,我眼界大開,更懂得欣賞各國文化、宗教與人民的相異之處。然而,這趟旅程卻因為一件事而不得不中斷:我在羅馬尼亞吃了一隻老鼠,結果不幸食物中毒!這故事真是一言難盡啊。

於是我飛回北卡羅萊納,住院了兩天才康復。我媽大驚小怪的說:「隆,你得找份正經的差事,別整天搞這些瘋狂的冒險了。」我告訴她我打算存更多錢買一張到中國的機票,但她自顧自的說:本地小學有位五年級教師在學期中過世了,她說那些學生嚇壞了,要是我不去教他們,那學年接下來的時間他們就得不停更換代課老師了。

我想了想那些孩子,揣摩他們會有多難過,然後我看著我媽,毫不遲疑的說:「我還是決定去中國。」
但我媽很快的逼我就範,使出當媽的人常用的手段。她告訴我,要是我連跟校長談都不肯,那麼我這輩子就別想她再支持我做任何事了。

當媽的人哪。
於是我前往西北史諾頓小學(S. W. Snowden Elementary)拜會校長,她告訴我這個班級很難教,很高興我對這份職缺有興趣。她說:「你就是這份工作的最佳人選。」
我回答:「才不是呢。」
她一臉震驚,不過很快回過神來問我:「那你為什麼來呢?」
我能給她的唯一答覆是:「是我媽逼我來的。」

她希望我至少先見見這些學生再做打算。走在走廊上,我看到有個學生不知犯了什麼錯被罰站在走廊正中央的垃圾桶裡。我看進教室裡,看見原本屬意我教的學生正把紙到處亂扔,代課老師不知所措,假髮也歪了。真慘!

有個小男孩抬頭看著我說:「你素偶們的新老蘇嗎?」
我睜大雙眼,發現自己正在說:「我想是吧。」

我們有機會讓孩子更好
我一生都在努力過著無悔的生活。當我心中有念頭興起,便會放手一搏,因為我太清楚人生苦短的道理。我不想年老時回首過往,卻希望自己重新活過。如果心中有所感動,我就會化為行動,而在那一天,當那個小男孩問我是不是他的老師時,我心裡蕩漾起一股從未有過的強烈悸動。

隔天我走進那間教室,立刻就愛上了教書這件事。當時我心生一念:身為教師和家長的我們有機會教導年輕人,激勵他們相信自己,帶領他們登上真正偉大的層次,這樣的境遇是個奇蹟。直到今天我依然這麼認為。我知道我已找到了畢生職志,會把全副精神、靈魂投注在課堂裡,毫無保留。

在北卡羅萊納任教了五年之後,學生表現日益優異。有一天我看到某個電視節目在報導哈林區的學校充斥著暴力,教室過度擁擠,測驗成績也偏低。再一次我讓心中的感覺指引我,於是那年夏天我便搬到紐約市,開始任教於東哈林區。我面臨的高難度挑戰與後來的成功經驗,被改編成電影《春風化雨師道情》(The Ron Clark Story),由馬修派瑞(注二)主演。我獲選為全美年度教師,二○○一年有幸出現在《歐普拉有約》(The Oprah Winfrey Show)節目。我記得在某段廣告播放期間,歐普拉踢掉鞋子,傾身向前對我說:「你一定要把你用來激勵孩子所做的每一件事寫成一本書。」現在我們知道,當歐普拉要你寫書時,你就會寫!
不久我便提筆寫《優秀是教出來的》(The Essential 55)這本書。這是一本教育指南書,書中提到我對於學生在尊重、禮貌與學業成就方面的五十五項期待。一開始這本書在亞馬遜網站(Amazon.com)僅排在第十四萬名。我寄給歐普拉一本。後來我看到她在節目中介紹這本書,還把書貼在胸口呼喊:「美國同胞,我要你們現在就出門去買這本書!」我激動不已。

節目播出一小時後,《優秀是教出來的》就竄升為全美排名第二的暢銷書,僅次於《哈利波特》!
我當下立即的想法是:可以用這本書的稿費來完成我懷抱多年的夢想。我一直都想興建一間與眾不同的學校,一間處處革新的學校,每位教師都洋溢著熱情,渴望以未曾嘗試過的方式教育孩子。我最初的規畫,是把學校蓋在哈林區,但後來因為我決定一定要邀請到全美最佳中學教師,金碧登老師(Kim Bearden。譯注:文中亦簡稱金或碧登老師),和我一起創辦這所學校。由於家人都在喬治亞州的緣故,因此她說如果學校是在亞特蘭大她才能加入。

她的才華要我把學校搬到哪兒都行,於是我用寫書的版稅,在亞特蘭大買下一間有百年歷史的廢棄工廠。工廠周邊四處可見毒販與妓女,但我在這團混亂中看到無限潛力,知道學校地點非這裡莫屬。
之後我帶董事會成員來看這間倉庫。我其實過度美化了這地方,結果他們一下車立刻就說:「隆,上車!」要說服他們這地點很適合興建克拉克學園並不容易,但他們最後還是同意了。

我的夢想成真
在校址被闖入十九次之後,似乎證明大家沒說錯:把學校蓋在這裡是個餿主意(嗑藥的人都很瘋狂……也很勤快)。

我不但沒放棄這間倉庫,反而決定向社區伸手,鼓勵大家擁抱克拉克學園的使命。為了進一步瞭解社區,我挨家挨戶拜訪附近住戶、上教堂、參加全美公民聯盟(注 三)會議、向當地商家進行自我介紹。當我身上穿著細條紋西裝、頭上抹著髮膠出現在附近住戶門口時,不只一次有人問我:「你是摩門教徒嗎?」我解釋說我不是摩門教徒,但我的確有使命在身,我想蓋一間全世界最棒的學校,一間充滿革新、創意與頂尖教師的學校。我要由下而上改革教育,進而影響各地的教師、家長和孩子。我解釋,我們打算邀請世界各地的教育人員到克拉克學園,學習我們的方法,並將我們的技巧帶回自己的國家,實際應用在課堂上。

這方法奏效了。社區成員看到我是認真的,不久便開始支持克拉克學園,參加活動、協助搬運碎磚、參與社區撿垃圾活動。我甚至還打電話請妓女過來幫忙(相信我:每次打電話請那些妓女過來,她們都很開心)。一旦發現自己是來幫忙收垃圾的,她們可就不大高興了,不過她們也會幫些小忙,盡力做好自己分配到的工作。很快的所有人都開始出力幫忙。

到了版稅終於用完的那一天,我們必須向社區求援,以完成興建克拉克學園的工作。這裡做一點、那裡幫一些,逐步進行。小商家與捐款人同意捐贈物資:這裡裝一扇門、那裡安一扇窗戶,大家各盡己力興建學校。隨著時間流逝、耐心等待之後,東拼西湊的終於蓋成了一間學校,原本的工廠化身為兩層樓的建築,有兩道色彩繽紛、獨一無二的走廊,兩側則是全世界最具創意的教室。克拉克學園是一間名副其實由社區出力興建的學校,現已化身為我想像中的教育改革中心。

克拉克學園的第一屆學生有許多人學業都低於年級標準。整體而言,本校三分之一的學生功課從沒好過,三分之一處於及格邊緣,另外三分之一則是原本在校表現就很不錯。此外,每個班級都一定會有一部分是有紀律問題的學生,一部分是有家庭問題的學生,另一部份則是父母全心奉 獻、家庭支持系統完備的學生。我們刻意廣納各式各樣的學生,這樣才能讓前來參訪的教師知道,我們的方法適用於各種學生。這些學生唯一的共同點是:大多數學生(約八成五)如果就讀公立學校,都會有免費午餐或午餐減免資格。至於另外一成五的學生,通常有幾位的家庭有能力負擔全額學費,另外幾位則是能負擔大部分的學費。我們經常靠這些學生在課堂討論時帶來不同的見解。

各環節都考慮周詳之後,學校正式招生了。大致上本校第一屆學生在各學科領域的測驗成績都低於全國平均,他們缺乏信心與動機,也幾乎不曾離開喬治亞州到外地旅行。

幾年後,在克拉克學園八年級畢業典禮之夜,這些學生卻領到將近一百萬美元的獎學金,也因為在各學科領域都出現二位數的進步而榮獲表揚,多數學生的成績都高於九十百分位數。那天晚上,這些學生回顧自己在克拉克學園所達到的成就:他們到過七大洲的其中六個洲,對政治與時事的知識受到全球矚目,並協助成立現在已然成為世界機構楷模的學校。

各位應該想像得到,那是個強而有力、情緒澎湃的夜晚。我希望當天晚上能盡量完美而且充滿驚喜,於是決定詢問歐普拉女士是否能來參加,提供建言給這些即將進入高中的孩子。她的員工告訴我那是不可能的,這原本就在我意料中,於是我暫時打消此念。但後來,到了畢業典禮前兩週,某天凌晨兩點,我心血來潮決定再試最後一次,於是直接寄電子郵件給歐普拉女士本人,請她考慮參加本校畢業典禮。我告訴她,她的員工告訴過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那天她要在紐約開董事會,但如果她願意考慮,我會十分感激。凌晨兩點零四分,我收到她的回信:「幾點畢業典禮?」

穿著內衣褲的我在屋裡來回奔跑了好幾趟,還在沙發跳上跳下,然後回信給她,信中提到所有相關細節。兩點五十九分,她回信說她能參加的機會不大,不過她會先派一位保全人員到典禮會場,以防萬一。她說能否成行要等到最後一刻才能確定。

當然,我沒向任何人透露這件事。典禮開始前十分鐘,我看到那位保全人員,他告訴我他覺得歐普拉女士絕對來不了,但萬一她真的出現了,他會請音控室的人打亮禮堂後方的紅燈。如果看到燈亮,就表示歐普拉女士正在後台,我就必須走到台前介紹她出場。

全美國最棒的學校
畢業典禮晚上七點開始。七點零七分,紅燈亮了。怎麼辦?燈故障了嗎?不可能啊。我的心跳快到我快無法承受了。我外表冷靜、內心焦慮。有一千名來賓正在聆聽一位八年級畢業生感人的致詞,內容提到本校對她的影響。等那位學生回座位之後,我便走到台前說:「孩子們,你們都知道,歐普拉女士從一開始就很支持我們學校,事實上,甚至可以說沒有她就沒有這間學校。她希望我轉達給大家很特別的訊息,她要你們知道活著就要大膽作夢,她要你們絕不放棄,要保有真正的自己,也要永遠努力追求卓越。另外她還要我轉告你們一件事,也就是,她希望能夠告訴你們以上這些事,而且是親口告訴你們!現在,請和我一起歡迎歐普拉女士上台!」

她沒出現。我一個人站在台上,看到觀眾席有人興奮到拉扯頭髮、從椅子上跌下來、在走道上狂奔。那一刻我想:要是紅燈亮錯了該如何是好?
然後,突然間,我聽到很大的一聲:「克~拉~克~學~園!」歐普拉女士走了出來,觀眾為之瘋狂。她擁抱我,說:「隆,你的演說太有說服力了,連我都懷疑是不是我自己在講那些話。」
真情無價。

演講時,她告訴學生他們的未來一片光明,亮到都快灼傷她眼睛了。她也稱讚學生家長慧眼獨具,讓孩子就讀「全美國最棒的學校」。

演講結束後,她找個和畢業生坐在一起的位子,全程觀看兩小時的畢業典禮。當晚充滿了淚水、笑聲,以及本校學生的表演與致詞,掌聲如雷貫耳。這場畢業典禮為那神奇的三年劃下了完美的句點。這些日子以來,沒人料想得到我們能帶學生抵達這樣一個境界。

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夜晚。
過去三年來,克拉克學園已迎接了一萬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教育人員(包括美國四十五州和三十三個國家),前來接受「克拉克學園式」的訓練。他們會在教室觀摩本校傑出的得獎教師團隊上課、參加我們的工作坊,也全數獲得「溜滑梯認證」!在我們學校正中央,有一座兩層樓高、鐵青色的大型管狀溜滑梯,這是我們從學校二樓到一樓的方式,那可真是一趟絕妙的溜滑梯經驗啊!參訪者溜到一樓時,會領到一張表示他們已經取得「溜滑梯認證」的貼紙。來自世界各地的教師都會得到這張 貼紙,證明他們曾光臨這間改革教育的學校。溜滑梯高聲呼喊著我們的使命:「與眾不同,大膽無畏,打破舊習。不要像別人一樣走樓梯,要就溜滑梯!大膽追求,無懼生活!」

正在讀這本書的你也正在加入我們的旅程,與我們一同探索、發現我們用來愛孩子、教育孩子、激勵孩子的最佳方式。我們知道克拉克學園的方法不見得適用於所有人,因此我們也鼓勵你找出最適合自己的技巧。
這本書只是我們懷抱著一顆謙卑的心,試圖分享發生在克拉克學園的魔法、成功、心碎、錯誤與勝利。我們堅信,只要待在對的環境裡,每個孩子都能成功。我們希望這一一條原則能指引你方向,讓你知道該如何鼓舞、激勵、教育你所愛的孩子。

米果:抱歉!關於我們對中華隊的殘忍與剝削

來源: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7/article/175

一直以來,我們對於台灣棒球的剝削,尤其是情感層面的不理智,已經到了集體發病的程度,病況持續惡化中,特別是對中華隊,更是殘忍。

我們,對,就是我們。包括官員、地方首長、民意代表、媒體、名嘴、組頭以及靠非法簽賭維生的相關從業員、那些利誘或脅迫球員打放水球之黑手等等,當然,還包括國際賽才會短暫來相會的「一日球迷」,以及屢屢被假球擊倒卻不離不棄的「死忠球迷」。

我 們把各自面對的無力與挫敗,一併丟給棒球來逆轉,對於棒球,我們有太多美好的期待,太多自私的投射,每當台灣陷入政治經濟社會皆束手無策的瓶頸,或面臨天 災人禍的集體沮喪時,剛好都會有那麼一場球賽,適時伸出手,把我們從低潮的懸崖邊拉回來。可能是世界杯、奧運、亞運、洲際杯、八搶三、亞洲職棒大賽;可能 是陳金鋒在天母球場振臂拉弓的適時一擊,可能是陳鏞基在東京巨蛋的滿貫砲,或是以前叫羅國輝現在叫高國輝在台中洲際棒球場的開轟,甚至,大師兄林智勝在亞 運踩著「燒肉粽」的加油歌節奏奔回本壘……那些記憶中,關於逆轉的激情,提前扣倒對手的熱血,永不放棄的英雄淚水,總會激勵我們,「怕輸,就不會贏。」

可 是,對於棒球,我們也有過於錯亂的邏輯,一方面嚴厲計較球員的操守,一方面卻縱容組頭出來選民意代表;有人一邊上網非法簽賭,一邊嘲笑認真看球的人是笨 蛋;檢調可以衝入球員宿舍或賽前休息室逮人,就算不起訴也還不了球員清白;未審先判變成高道德標準的金箍咒,多少一再喊冤的球員,即使事後證明無罪,也永 遠回不了球場。

還有,一旦披上中華隊戰袍,好像就沒有輸的餘地,不管政府或相關單位給的經費夠不夠,人員配置齊不齊全,情蒐、防護等後援 部隊堅不堅強,為了奪冠,為了贏球,為了國家榮譽,職棒球員必須長年征戰打不同層級的比賽,比賽分級的觀念變成面子之爭的犧牲品。別國的代表隊有高額保險 當後盾,我們只能購買「阿公阿嬤旅行團」相同等級的旅遊平安險;別國的國手受傷,不但有保險給付給球員還另外支付賠償給職業母隊,我們的國手受傷,斷送職 業生涯,球團老闆只能認賠,因為那叫做「為國犧牲」。

國際賽戰績好的時候,總統搶著要握手,地方首長搶著卡位沾光,民意代表硬闖球場說他們需要公關票做選民服務,球迷眉開眼笑大叫「中華隊,我愛你!」

戰績不好的時候,尤其敗給中國隊的奧運與經典賽,返抵國門遭到嗆聲「輸球還拿獎金太可恥」,於是相關政府部門開始畫大餅、拯救國球變成A4的紙上作業,振興棒球計畫喊久了難免疲軟,彷彿「狼來了」。

中華隊贏球的時候,那些平日談藝人緋聞與政治人物八卦的名嘴,剎那間轉型成為「喜愛棒球、熱愛棒球、沒有棒球就會吃不下飯、睡不著覺、甚至會活不下去的棒球癡棒球狂」。

中華隊輸球的時候,即使平日是討論外星人的專家,也可以把中華隊掃到外太空,彷彿教練球員都是沒用的傢伙。

喔,對了,不管中華隊輸球或贏球,平常對體育新聞非常生疏的有線電視新聞SNG連線記者們,就會開始面對鏡頭語無倫次胡說八道。

贏球的時候,媒體跟球迷就說是教練團的神奇調度;輸球的時候,就說教練團根本荒腔走板,是腦殘廢柴。

中職會長黃鎮台轉述棒壇前輩的一段話:「贏了,什麼問題都有答案;輸了,什麼答案都有問題」

對,我們,就是我們,應該學習把棒球還給棒球,應該把合理的制度與友善的環境還給中華隊,應該把加油聲築成教練選手背後的強韌靠山,要把輸贏當作人生起落必須一併吞下去的男子漢對決。還有,官員開球,長官致詞,也應該適可而止了。

我 們不應該只在中華隊風光的時候才短暫跑來取暖,我們更不應該在中華隊失落的時候,拚命挖苦揶揄,把他們打在地上還踹好幾腳。我們有義務讓棒球比賽呈現該有 的公平公正,就好像高志綱捍衛本壘板一樣。大企業該跳進來支持職棒,讓球員的待遇合理,而政府官員該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利誘或威脅球員打放水球的敗類通 通抓起來,那才是讓「人民快樂看球、球員安心打球」的福祉啊!

長年以來,我們對中華隊的剝削與殘忍,總該說一聲抱歉了,還有,辛苦了,中華隊!

雖 然,我們必須委屈在Chinese Taipei的奧會模式底下,雖然國旗歌很好聽但別人都是唱國歌,雖然球迷對於中華隊或是台灣隊的說法也常常爭論不休,但是,在台灣舉辦國際賽的球場看台 上,各色加油棒看起來多麼美麗,我們從中華隊身上找到最大公約數,那不是很動人嗎?只要我們夠強夠認真,打出一場一場讓人尊敬的熱血戰役,Taiwan自 然就成為全世界記住的名字啊!

陳立恆/服務,是為了走更長遠的路

                  

引自聯合報: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780411.shtml#ixzz2OGFSV6WJ

那一天,見識到世風日下的一種人心不古。

一個剛畢業的男孩,到公司來應徵彩繪雕模類的美術工作,原本應該在成熟與青澀之間悠遊的年少飛揚,只抖落出一身滿不在乎的跋扈。他一進門來,沒有任何的寒 暄禮數,就逕自坐在待客室的沙發上,後面緊跟著他的父母,將辦公室上上下下探詢一遍後,提出的問題無非是關於待遇、工作量、加班狀況等等,彷彿這些外在條 件,便決定該工作是否符合年輕孩子未來五十年的生涯規畫。

男孩本身是否才華洋溢,我無從知曉,畢竟任何頭腦清楚的企業主都不可能錄用他。我只能惋惜,這樣美好的少年,還來不及飛揚,從本質上就開始頹唐了。

這當然是極端的例子,不能概括所有現代人的面貌,但不可否認地,從愈來愈高比例求職者身上,發現雖沒那麼誇張卻眉宇相似的自我與功利,這個家庭只是恰恰戲劇性的演示,現代社會價值轉移的實境秀,也某種程度解釋目前人才市場的失衡困境。

以我們產業為例,這裡沒有什麼22K壓榨勞力的冷血熱汗,也希望每個人都在無限的創意世界裡自在得意。但希望尋找的員工,除了自身的專業性,必須要具有兼 容文化底蘊與服務情操的文化服務力。所謂服務力,不是指愚夫之勇的犧牲奉獻,而是一種願意擁抱浪漫的胸襟,以及成就他人、成就自我、謀求雙贏與共創大同的 能耐。

如果文創產業是一棟屋宇,由家庭、學校、社會三方教育所組成的文化建設是其賴以高大壯麗的地基,而從文化建設中培養出來的健全文化服務力,即是決定整棟建築可長可久的框架骨幹。

可是不知何時開始,我們的文化建設裡,似乎不再強調修養與服務的重要性,偏離了過去「人生以服務為目的」或是「以天下興亡為己任」之儔的經世理想,逐漸崇尚「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厚黑思維。

一如這名男孩的父母,他們最大的問題,不在於過度保護溺愛,而是連最基本的敬業樂群都不知教導,唯獨計較表淺的個人方便愛惡,即使面對一個講求真善美的藝 術行業,在他們眼裡也不過只是一項為己量利的工作;而這些人的身教言教,正代表了現在缺乏文化服務力的文化建設,試想,從中教育出的「人才」,何來靜水流 深的創作內涵與積極入世的服務熱誠?再者,用這樣貧乏冷漠的態度展望未來,又豈能奢談什麼抱負、視野與超越?

台灣文創若想在世界版圖上開疆闢土,亟需更充沛的文化服務力投入文創大業,甚至不只是文創產業,各行各業、企業團體,乃至政府國家,其實都在等待一批靈活踴躍的文化服務力與之加持,對內凝聚文化共識,對外抗衡全球競爭。

但我們日漸傾毀的文化建設,看來難以擔當此重責大任,唯有期待每個人從個人出發,裝備自身的文化服務力,在積累實力與開創新局的過程裡,常懷成就他人、成就自我、謀求雙贏與共創大同的服務胸襟,方能走向一個更長遠開闊的錦繡前程。

(作者為亞太文化創意產業協會理事長)

 

洪蘭:成功之鑰—找回內心的召喚

                  

抱怨就像騎木馬,它讓你有事做,卻不會前進一步。

 

我去蘇州演講,在機場碰到一位來蘇州視察工廠的朋友,因為我人生地不熟,他便邀我晚餐。

吃飯時,他的廠長一邊吃,眼睛一邊盯著手機。我想,大老闆在座,怎麼敢做低頭族呢?再一看,台幹皆低頭,陸幹在大吃,正疑惑間,廠長突然舉杯大叫一聲「乾杯!」我嚇了一跳,發現全體台幹笑逐顏開,個個一飲而盡,才知道那天中華隊在日本打世界棒球經典賽,剛剛進了一分。

廠長說,日本人非常挑剔,產品只要有一點瑕疵,就整個貨櫃退貨,還不客氣的寫信來指責,因此他們發憤圖強,把工廠的衛生和品管弄得滴水不漏,讓日本人無可 挑剔。他很自豪說,他們的食品得到日本認證,是不必經過檢查就可出口的大陸廿七家工廠之一,也因為被最嚴苛的認可了,他們可直銷歐洲和美洲。

他邀我演講完去參觀他的工廠,我欣然答應,很想知道這位念紡織染料的廠長是如何研發出各種暢銷口味,尤其一天可做出五十萬個蛋撻。

第二天下午,他如約來接我。工廠的對面是個小學,到處車水馬龍,他說廿年前買地建廠時,這裡是一片農田。大陸的發展這麼快,令人擔心台灣的競爭力。

進門後,他要我戴網狀帽,束住髮,再加一個連肩的帽子,因為食物中最忌有頭髮。穿上鞋套、長統膠鞋、白色的罩袍,洗完手再用酒精消毒後,一女工用滾筒在身 上碾過,確定沒有毛髮才准進入工廠。我看到一切自動化,只有蛋撻皮的部分是人工切,秤重,確定每張皮等重後,才去平,捏成蛋撻皮。我不解,既然所有東西都 機械化了,為何這部分要人工呢?原來蛋撻皮有五十四層油酥,無法用機器,只能靠人工。難怪他們的好吃,一般的皮怎麼比得過五十四層的油酥?所有食材都是要 用時,才從冷藏庫拿出來,不給細菌任何孳長的空間。

他們今年要包一千萬個粽子來應端午節之需,我看到工人在挑米,因為米中偶爾會有砂子,他們設了三道關口,六隻眼睛仔細看,挑出不應有的雜質。整個過程讓我 感到:人必自重,然後人恆重之,自己先做到無瑕疵,別人再挑剔也沒話講。廠長說得對,抱怨沒用,有本事做給人家看,抱怨就像騎木馬,它讓你有事做,卻不會 前進一步。

我跟幾位台幹談了一下,發現沒有一個是食品營養系畢業的(除了老闆夫人外,而她卻在銀行上班)。從這方面來講,我們的教育要檢討,所學非所用,是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從另一方面來說,這證明了大學念什麼都沒關係,只要肯學、不怕苦,在職場上一樣有片天。

我問朋友,為什麼他的員工肯這麼賣命?他說,當員工把工作當成內心的召喚(calling)時,工作就有意義,生活就有目的了。職業(Vocation) 這個字在台灣常被人瞧不起,其實,它源自拉丁文Vocatio,也就是召喚的意思,朋友和他的員工把做出日本人無可挑剔的食品作為他們的召喚,這個召喚使 他們成功。任何人能找到他們內心的召喚,也一定會成功。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全文網址: 洪蘭:成功之鑰…找回內心的召喚 | 名人堂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760463.shtml#ixzz2Nm9H4vvn

王健壯:拜託別再傷害台灣

來源: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764427.shtml

作者:王健壯

                  

有空的話,不妨上YouTube看段影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aFQFB5YpDZE),片長約十四分鐘,已有五百四十八萬多人點閱,內容是美國電視節目「每日秀」主持人司徒爾特(Jon Stewart)舌戰CNN「火網」談話性節目的兩位主持人。

「火網」(Crossfire)現已停播,但卻曾是CNN新聞性談話節目的招牌。節目形式是兩位主持人一左派一右派,兩位來賓亦然,雙方各據立場言詞交鋒。有人比喻看「火網」就像看兩個平行的宇宙,也有人形容「火網」就是分裂的美國縮影。

司徒爾特應邀上「火網」時,正值四年總統大選,他開口第一句話就問兩位主持人:「你們為什麼要鬥來鬥去?」接著他要求右派主持人「說幾句凱瑞的好話」,也要求左派主持人「說幾句布希總統的好話」,既逗笑又嚴肅,笑翻了現場觀眾。

但有備而去的司徒爾特卻不是為了搞笑,他痛批「火網」不是搞辯論而是搞劇場,「我每天看你們的節目,卻害怕得受不了」;也修理兩位主持人是政黨的打手,「你們沒有盡到公眾論述的責任」;他甚至數度拜託兩位主持人:「請你們別再傷害美國」。

司徒爾特Stop hurting America這句話,變成了隔天媒體醒目的大標題,觀眾瘋狂下載「火網」這段影片,類似「火網」這類電視節目更成了眾矢之的:「新聞性談話節目非要如此做嗎?」兩個月後,CNN決定停播「火網」,理由是:司徒爾特的批評言之有理。

但司徒爾特與CNN絕沒想到的是,事隔九年後,雖然早已沒有了「火網」,但美國現在的新聞性談話節目內容卻比「火網」更趨極端,主持人也更像政黨打手;以 前是同一個節目中兩黨兩極駁火,現在則是各台各個節目紅藍分明,同黨名嘴在同一節目中集中火網,大家既相濡以沫又集體催眠,所謂「平行的宇宙」、「分裂的 美國」猶甚於「火網」時期。

台灣這幾年的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也與美國相仿。但台灣名嘴比美國名嘴更厲害,他們個個都是通才,中午談外星人之謎時引經據典,晚上論新教宗未來時也頭頭 是道,隔天分析核能危機時又是口沫橫飛;司徒爾特如果看過台灣這樣的新聞性談話節目,大概一定會瞠目結舌到無言以對的地步吧!

但台灣的電視台老闆與談話節目的藍綠名嘴,卻不自覺他們正在傷害台灣。他們傷害台灣的方式是:他們祇有選民意識而無公民意識,祇有政黨論述而無公眾論述, 祇有情緒宣洩而無知識分析;更嚴重的是,他們與政客同步極端化,而且都是人為的假極端化,讓媒體喪失了政治社會化的中介功能;當然,更等而下之的是,他們 讓媒體變成了劇場,名嘴變成了演員。

李濤不再「開講」後曾引張季鸞的「四不」自勉,但諷刺的是,台灣新聞性談話節目現狀卻正是「四不」的反面寫照。以「四不」中的「不盲」而言,哪個名嘴不是 「隨聲附和」的盲從?「一知半解」的盲言?「感情衝動、不事詳求」的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的盲爭?四盲俱全,這樣的新聞性談話節目能不傷害台灣 乎?

鄭弘儀停止講大話,李濤不再開講,李豔秋關掉夜總會,不管原因為何,卻都應視為電視新聞性談話節目的轉機,每家電視台老闆也都該有當年CNN停播「火網」時那樣的反省與決心;學司徒爾特向名嘴說一句「拜託別再傷害台灣」,大概不應算是苛求吧!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2013/03/17 聯合報】@ http://udn.com/


全文網址: 王健壯:拜託別再傷害台灣 | 名人堂 | 意見評論 | 聯合新聞網 http://udn.com/NEWS/OPINION/OPI4/7764427.shtml#ixzz2Nm5tVBR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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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不知道的台灣

作者:龍應台

1.「紅燈記」在臺北

     2001年大陸的報紙出現這樣一則新聞:

     去瞧瞧《紅燈記》裏的共產黨如何比鋼鐵還要硬!

    幾經波折,不具國共鬥爭意識形態的文革樣板戲《紅燈記》,終於跨越台海,28日在國父紀念館舞臺點燃紅燈。這齣稱爲「樣板中的樣板」的現代京劇,有讓臺灣戲迷仔細體會樣板神髓的機會。文革樣板戲《紅燈記》來台演出過程,不但通關審議一波三折,連劇本到底要不要稍作更改,也是考慮再三。中國京劇院原來已決定更改劇中出現「中囯共產黨」的文字,當演員們都已經練好了新臺詞時,院長吳江,又在演出前一天表示,基於多數臺灣劇場界人士的建議,還是決定一字不改,原汁原味的呈現樣板戲《紅燈記》的精髓。

    在這樣的報導後面隱藏著什麼樣的現實?

    台灣的政治愈來愈開放,但是開放到連宣傳共產黨「偉大」的革命樣板戲都進來了,還真是令人驚詫;這是兩岸關係史上一個不得了的里程碑,不能不去親看一眼。

    看戲之前,剛好遇見教育部長曾志朗。所有大陸團體來台演出,都得經過教育部長的批准。曾志朗聽說我當晚要去看「紅燈記」,很高興地說,「好看啊。不過他們對台灣不太瞭解,為了『體貼』我們,把台詞都改了,『共產黨』改成『革命黨』三個字,說是不要『刺激』我們;我就批示,根本不需要,共產黨就共產黨嘛。什麼時代了。」

    當天晚上,我邀了三個八十歲的長輩一起去看戲:在大陸當過國民黨憲兵連長的父親,浙江純安縣綢緞莊出身的母親,還有方伯伯,他在十七歲那年跟著蔣介石從奉化溪口走出來,千山萬水相隨,做了一輩子「老總統」的貼身侍衛。

    國父紀念館有三千個座位,不是特別有號召力的表演,一般不敢訂這個場地,因為不容易坐滿。去之前,我還想,是不是經紀人不懂台灣政治現狀?那是「去中國化」在台灣的政治角力中甚囂塵上的時候。身為臺北市文化決策者的我,如果致詞時引用了司馬遷或韓非子,會被批為「統派」,意思是對台灣「不忠誠」。為國學大師錢穆和林語堂修葺故居時,我被怒罵質問,「錢林兩人都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不可以用台灣人的錢去修中國人的房子!」在這樣的氣氛裡,來這樣一齣樣板戲?會有幾個人來看?

    

紅色的地毯,被水晶燈照亮了。人們紛紛入場。時間一到,所有的門被關上。我回頭看,三千個位子,全部坐滿,一個空位都沒有。這是首演。

    燈暗下,革命樣板戲「紅燈記」在臺北正式演出。

    沒有手機響,也沒人交頭接耳。臺北人很文明、很安靜地看京劇演員如何在鋼琴的伴奏下旋身甩袖,如何用眼睛的黑白分明表現英雄氣概和兒女情長,如何用唱腔歌頌共產黨的偉大和個人的犧牲。

    我偷偷用眼角看身邊三個老人家,覺得很奇怪:父親特別入戲,悲慘時老淚縱橫,不斷用手帕擦眼角;日本壞蛋鳩山被襲時,他忘情地拍手歡呼。方伯伯一臉凝重,神情黯然。母親,不鼓掌,不喝采,環抱雙手在胸前,一臉怒容,從頭到尾,一言不發。

    演出結束,掌聲響起,很長的掌聲,很溫暖,很禮貌,然後人群安靜地紛紛散去。我們坐在第一排,看著人群從面前流過,七嘴八舌地評戲。一個頭特別大的老人家大聲說,「告訴你,李登輝就是鳩山!」旁邊的人哄然大笑。大頭老人家看起來如此面熟,有人在一旁耳語:「他就是專門演毛澤東的名演員。」我趕快看他,果然,多年來在電視上演「萬惡的共匪」,就是他,覺得面熟,原來長得像毛主席!一群年輕人走過,談論著「舞美設計」和「京劇動作」如何如何,就像看完法國的「茶花女」或是英國的「李爾王」一樣。

    父親好像得到了戲劇的昇華,很高興地說,「日本鬼子太壞了!這個戲演得好!」日本才是敵人,這戲裡的英雄好漢是共產黨,他渾然不覺得有任何不妥。

    母親在一旁坐著,本來就冷淡,一聽父親的熱烈「劇評」,真的生氣了,衝著他說,「我不知道台灣政府是幹什麼的,讓這種戲也來演是什麼意思。他歌頌的是共產黨你曉不曉得?共產黨殺了我們多少家人你曉不曉得?我是不會忘記的,我哥哥是被他們三反五反活埋的!」

    然後她帶點埋怨地瞅著我,「不曉得你帶我來看的是這種戲?」

    方伯伯看起來心事重重,在我堅持之下,才慢慢地說,「前塵往事,盡湧心頭啊……一九七五年,老總統遺體的瞻仰儀式就在這個大廳舉行的,二十六年來,我第一次再踏進這個大廳,卻是看這『紅燈記』……他的遺體,就放在臺上,李玉和唱『爲革命同獻出忠心赤膽,天下事難不倒共產黨員』的地方──」他說不下去 了。

2. 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紅燈記」演出的同時,也是我正接待高行健來臺北訪問的時候。剛剛得了諾貝爾獎,在國際的追逐戰中,他重然諾地首先來了臺北,因為我在他得獎的半年前就邀請了他來臺北作駐市作家。

    第一個華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到來,我擔心兩種反應:一種是,用民族主義的激情來擁抱他,愛他是「中國人」;第二種是,用政治的意識型態來排斥他,罵他是「中國人」。在這兩種反應中,文學本身的價值都會被淹沒不見。

    其後所發生的,出乎我的預料:人們歡迎他,為他覺得榮耀,但是從北到南的講座中,從「獨派」到「統派」的媒體裡,很少出現民族主義的激越語言,也很少劍拔弩張的政治解讀。人們只是歡喜地聆聽他的演講,熱烈地討論他的作品,同時,因為他所有的作品都在台灣首發,引以為榮。

    看「紅燈記」的平靜,接待高行健的自然,發生在同時,使我深深覺察到台灣的質變。

     不,我們並不一直都是這樣的。

    我們經過五六十年代的肅殺。倉皇渡海的國民黨是一個對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統治者,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統治者往往只能以強權治國。風吹草動,「匪諜」無所不在,左派的信仰者固然被整肅,不是信仰者也在杯弓蛇影中被誣陷、被監禁、被槍斃、被剝奪公民人權。「戒嚴」令在一九五零年頒佈,當初決定跟著國民黨撤退到海島的許多知識菁英,作夢也沒料到,他們會在「戒嚴」令下生活三十七年之久。在日本統治下期待回歸祖國的台灣人,作夢也沒想到,從殖民解脫之後得到的並不是自由和尊嚴,而是另一種形式的高壓統治。

    好幾代人,就在一種統治者所精密編織的價值結構裡成長。相信「黨」的正確,因此我們不習慣政治見解的分歧。相信國家的崇高,因此我們不允許任何人對「國 家」這個概念有不同的認知。相信民族的神聖,因此我們不原諒任何對民族的不敬。相信道德的純粹和理想的必要,因此我們不容忍任何道德的混沌以及理想的墮落。而共產黨,就是這一切我們所相信的東西的反面;它是「邪惡」的、「恐怖」的、「腐敗」的、「欺騙」的、「罪不可赦」的。

    我們所有的敘述都是大敘述:長城偉大,黃河壯麗,國家崇高,民族神聖,領袖英明,知識份子要以蒼生禍福為念,匹夫要為國家興亡負責,個人要為團體犧牲奮鬥,現在要為未來委曲求全。

    大敘述的真實涵意其實是,把我們所有的相信「絕對」化,而價值觀一旦「絕對」化,便不允許分歧和偏離。任何分歧和偏離,不僅只被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而且是不道德的。不正確還可以被原諒、被憐憫、被改正,但是對於不道德,我們是憤怒的,義憤填膺的,可以排斥、唾棄,甚至贊成國家以暴力處置,還覺得自己純潔正義或悲壯。

    「野火集」在今年要出二十週年紀念版,因此有重讀的機會。物換星移,展讀舊卷,赫然發現,「野火」裡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為「個人」吶喊:

    法制、國家、社會、學校、家庭、榮譽、傳統──每一個堂皇的名字後面都是一個極其龐大而權威性極強的規範與制度,嚴肅地要求個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會、榮譽、傳統──之所以存在,難道不是為了那個微不足道但是會流血、會哭泣、會跌倒的「人」嗎?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把責任,從國家和集體的肩膀上卸下來,放在「個人」的肩膀上:

    不要以為你是大學教授,所以做研究比較重要;不要以為你是殺豬的,所以沒有人會聽你的話;也不要以為你是個學生,不夠資格管社會的事。你今天不生氣,不站出來說話,明天你──還有我、還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為沈默的犧牲者、受害人。

    同時,沒有一個字一個句不是在偉人銅像林立的國度裡,試圖推翻「大敘述」,建立「小敘述」:

    如果有了一筆錢,學校會先考慮在校門口鑄個偉人銅像,不會為孩子造廁所。究竟是見不得人的廁所重要呢?還是光潔體面的銅像重要?你告訴我。

    「野火」書出,一九八五年的台灣為之燃燒,二十一天之內經過二十四次印刷。我像一個不小心打開閘門的人,目睹一股巨流傾瀉直下,衝出高築的大壩,奔向遼闊原野。滾滾洪水一旦離開大壩的圍堵,奔向遼闊,首先分岔出萬千支流,然後喧囂奔騰變成小溪潺潺,或者靜水流深。

    「野火」之後,很多人反抗過努力過,遊擊隊似的「黨外」演變成正式的反對黨,而反對黨又驚天動地地蛻變為執政黨;「野火」之前,更多人反抗過努力過,從日據時代抵制殖民的賴和、楊逵,到後來拒絕屈服強權的的雷震、殷海光、柏楊、李敖、陳映真。是在二十年後的今天,對台灣人的反抗和努力我有了新的體會:就為了打破價值的絕對化,就為了把大敘述打碎,讓小敘述出現,看起來這麼「小」的目標,我們花了好幾代人的光陰。

    是因為不再相信價值的絕對,是因為無數各自分歧的小敘述取代了統一口徑的大敘述,台灣人平和了,他可以自然地接待高行健而不誇張過度,可以平靜地欣賞「紅燈記」的舞美、唱腔、身段而不激烈。可是他其實並沒有忘記過去的日子。

    

如果你問我這一個台灣人,我們用六十年的時間學到了什麼,我會說,我們學到:萬千支流,小溪潺潺,得來不易。

3. 敘述的多版本

     那天晚上,有三千人去看「紅燈記」,也有很多人基於政治的立場,是不願去、不屑去的。去看了戲的人,有的只在乎戲劇的純粹美學表現,有的人,譬如我父親,被民族情感感動得涕泗滂沱。有的人,譬如我母親,國共內戰所撕開的傷口在六十年後都還淌著血。有的人,譬如方伯伯,心裡烙著忠奸分明的意識,根本無法接受政治的翻天覆地、時代的黑白顛倒。

    每一個人有自己版本的小敘述,和其他人不同,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一個遊戲規則:他必須容忍別人的敘述,如果他希望自己的敘述被容忍。

    教育部長,在公文上請演員保留原有的戲劇台詞,然後簽了字。

    連戰訪問大陸,人們在桃園機場打了一架。之所以會鬧出流血衝突,一方面固然是民意代表無所不用其極地尋找方式出名──政客們早就學到,製造衝突往往是出名的捷徑。另一方面,台灣人分歧的小敘述在這種關鍵時刻被突顯出來:民主的時間還很短,很多傷口和痛楚,還沒有癒合;很多糾纏的道理,彼此還說不清楚。

    對於有些人,歷史的切身認知是,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比國民黨的統治還要文明些。日本總督再怎麼霸道,畢竟還受母體社會日本的法治所規範,而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已經經過明治維新洗禮的現代化國家,潰散到台灣的國民黨卻正處在一個歷史的低谷──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軍閥割據、五四學潮、抗日戰爭、國共內戰,中國人連坐下來綁緊自己草鞋的機會都還沒有。被日本人統治了五十年的台灣人所第一眼看到的「祖國人」,是一個頗為不堪的形象。由於歷史的隔閡又對「祖國人」的不堪沒有什麼歷史的理解,沒有理解,就沒有同情或包容。

    緊接而來的高壓統治,更令所有對「祖國」的期待破滅;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流血事件,有些人解釋為單純的「官逼民反」,處處發生,這些台灣人,從自己的幻滅和痛苦經驗出發,卻寧可認為,這是「中國人」對「台灣人」的壓迫。把國民黨的問題解釋為「中國人」的問題,再將中國人和共產黨對等起來,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中國人代表不文明,前現代,野蠻。

    對於另一些人,日本人的侵略造成千萬中國人的家破人亡,是刻骨銘心的集體國族記憶,仇深似海。中國再怎麼落後都是自己的國家。國共兩黨再怎麼敵對,都不能和中日間未解的宿仇相比。

    有一些人,深愛中華傳統和文化,寫書法,讀詩詞,研究老莊哲學,但是拒絕與中國這個國家組織認同。

    另一些人,討厭中國這個國家組織,因此也想將中華文化一併摒除,拒絕說北京話,拒絕到大陸旅遊。

    有一些人,懷抱極強的民族認同,盼望中國強大,至於用什麼方式強大,以什麼代價來獲得強大,都不在乎。在「大中國」的想像裡,台灣只是一個歷史的小小註腳。

    另一些人,根本不把民族或國家看做一個有任何意義的單位。所有關於國家或民族的說詞,都是統治者拿來愚民的神話。他唯一在乎的是,哪一種國家組織──殖民也好,託管也好,佔領也好,黑人白人日本人,只要可以給他最大的個人自由和公民權利,都是他可以接受的國家管治者,反之就不是。

     一道長長的光譜,從「深綠」變「淺綠」,從「淺綠」逐漸轉「淺藍」,再化為「深藍」。「深綠」是那堅持台灣獨立大敘述的人,「深藍」是那擁抱中國統一大敘述的人,在今天的台灣,都是少數;佔大多數的,卻是中間那一大段不能用顏色來定義,不信任任何「絕對化」的價值觀的人。

    這些台灣人,和世界上任和其他人一樣,渴望社會安定,經濟穩定,家庭幸福,個人受法律保障。但是因為他曾經經驗過殖民和專制統治,所以他對於國家民族等等 上綱上限的崇高大敘述往往抱持一種懷疑和竊笑,卻極在乎言論和思想的自由,極在乎社會的公平正義以及對弱勢的照顧,極在乎國家機器不侵犯他的隱私和人權。

    這樣的台灣人,每天的生活內涵是什麼?

4. 民主不過是生活方式

 首先,不管光譜上的哪一邊,台灣人從頭到尾就不曾覺得自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份。受過日本統治的台灣人固然被歷史歸位為日本國民,一九四九年渡海到台灣的則是徹底的「民國人」,根深蒂固的自我認識是:中華民國代表正統中國,共產黨所建立的國,是一個「名不正、言不順」的歷史「意外」。要到一九九一年李登輝宣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台灣算是正式承認了大陸政權是控制大陸的「政治實體」,也就是說,第一次試圖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做一個「平等」的存在。因為自覺是民國正統,所以台灣人從來不覺得自己要「脫離」中國大陸這個政權,因為他們從來就不曾屬於、從來就不曾效忠過那個政權。

 以軍事「大國」姿態來看,「蕞爾小島」的台灣人這種認知或許是可以被訕笑的,但是若宣稱希望瞭解台灣人,那麼台灣人這種深層的歷史情感和心理結構,恐怕是任何瞭解的基礎第一課吧。

    台灣人已經習慣生活在一個民主體制裡。民主體制落實在茶米油鹽的生活中,是這個意思:

    他的政府大樓,是開放的,門口沒有衛兵檢查他的證件。他進出政府大樓,猶如進出一個購物商場。他去辦一個手續,申請一個文件,蓋幾個章,一路上通行無阻。 拿了號碼就等,不會有人插隊。輪到他時,公務員不會給他臉色看或刁難他。辦好了事情,他還可以在政府大樓裡逛一下書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點心由智障的青年端來,政府規定每一個機關要聘足某一個比例的身心殘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時,可能剛好看見市長走過,他可以奔過去,當場要一個簽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辦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務員態度不好,四年後,他可能會把選票投給另一個市長候選人。

    他要出國遊玩或進修,是一件極其簡單的事,不需要經過政府或機關單位的層層批准,他要出版一本書,沒有人要做事先的審查,寫作完成後直接進印刷廠,一個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資訊,網路和書店,圖書館和各級檔案室,隨他去找。圖書館裡的書籍和資料,不需要經過任何特殊關係,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個單位的年度預算,公開在網上,讓他查詢。預算中,大至百億元的工程,小至電腦的台數,都一覽無餘。如果他堅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請民意代表調查某一個機關某一筆錢每一毛錢的流動去向。如果發現錢的使用和預算所列不符合,官員會被處分。

    他習慣看到官員在離職後三個月內搬離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書和汽車,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習慣看到官員為政策錯誤而被彈劾或鞠躬下臺。他習慣讀到報紙言論版對政府的抨擊、對領導人的詰問,對違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蹤。他習慣表達對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視。

     如果他是個大學教師,他習慣於校長和系主任都是教授們選舉產生,而不是和「上級長官」有什麼特別關係;有特別關係的反而可能落選。他習慣於開會,所有的決策都透過教授會議討論和辯論而做出。有時候,他甚至厭煩這民主的實踐,因為參與公共事務佔據太多的時間。

     他不怕警察,因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權利。他敢買房子,因為私有財產受憲法規範。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經過賄賂。他發言批評,可以不擔心被整肅。他的兒女參加考試,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為他不必懷疑考試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錢,他可以捐或不捐,沒有人給他配額規定。

     他按時繳稅,稅金被拿去救濟貧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對。他習慣生活在一個財富分配相對平均的社會裡;走在街上看不見赤貧的乞丐,也很少看見頂級奢華的轎車。他習慣有很多很多的民間慈善組織,在災難發生的時候,大批義工出動,大批物資聚集,在政府到來之前,已經在苦痛的現場工作。

     當然,我絕對可以舉出一籮筐的例子來證明台灣人「進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領袖如何欺騙選民,他的政府官員如何顢頇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貧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灣人本來就還在現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但是這條路的地基結構是清清楚楚的:台灣人已經習慣,情況再壞,總有下一輪的選舉;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而選票在他手裡。

    海峽兩岸,哪裡是統一和獨立的對決?哪裡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相衝?哪裡是民族主義和分離主義的矛盾?對大部分的台灣人而言,其實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極其具體,實實在在,一點不抽象。

     那麼,如果生活方式的選擇才是問題的關鍵核心所在,你跟他談「血濃於水」、「民族大義」、「國家大業」等等大敘述,是不是完全離了題?    

5. 不僅只是經濟而已

     這個時候,再回頭去讀連戰和宋楚瑜在北京的演講,兩篇文章的深意就如清水中的白石,異常分明。

     連戰是什麼?他是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是「西洋政治思想史」、「國際法」和「政治學」的教授。宋楚瑜是什麼?他有「國際關係」和「圖書資訊」的兩個碩士學位,又是喬治城大學政治學博士。兩個人都有國學的基礎,又熟悉西方的政治理論和民主實踐,但是在台灣一貫重視教育的環境裡,這樣的學識菁英不計其數,他們不算特出。而在台灣翻天覆地、競爭激烈的民主實驗裡,連戰被視為厚道有餘,能力不足,幾近「昏庸」的角色,宋楚瑜則每況愈下,被描述為極為負面的弄權「大內高手」。

     政治,在民主的機器中,已經是一個無比複雜的計算操作。政治人物的形象包裝,利益結盟的輸贏估算,選民的結構分析,新聞議題的引爆和「消毒」,消息透露與否以及透露的時機推敲,效果的評估以及損害的控制……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每一個眼光,每一個出現或不出現,每一個「遺憾」或「抗議」,都經過沙盤推演。台灣的民主政治,在華人世界裡,可以說已經玩得「爐火純青」。或者說,玩得過頭,技術操作喧賓奪主,深刻的內涵反而被顛覆,使得「大說謊家」容易粉墨上臺而理想家出不了頭。    

      這兩個在台灣玩「輸」了的政治人物,放在大陸的政治環境中,品質反而折射出現。兩個人都引經據典而不費力,都學通中西而不勉強。面對鏡頭,都知道如何運用自己的語言,如何傳遞一種誠懇的眼神和態度。

     同時,兩篇演講都是細緻深思的作品,懂台灣政壇險惡的人,更能體會這兩篇文章之不易。

     連戰在北大,就從自由主義談起。他談蔡元培「循思想自由的原則,取相容並包之意」;他談台灣大學「爭自由、為民主、保國家」的校風;他指涉杜威的實用主義,「以漸進、逐步的、改良的方式,來面對所有的社會的、國家的問題」;他提出三民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岔,又問,「我們要選擇的到底是哪一條路?」

     他介紹了台灣的經濟發展,可是不忘記說,台灣的成就來自於經濟發展之後開展出來的「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在祝福大陸的經濟成果同時,他緊接著讚美大陸基層的民主選舉制度,甚至於具體地提到中國「憲法」裡頭對於財產作為基本人權的事實。更明確地,他指出,「整個的政治改革,在大陸還有相當的空間來發展。」   

     宋楚瑜的演講策略,在提出兩件事:一是釐清「台灣意識」不等於台獨,一是,台灣最重要的成就不在於「富」,而在於「均富」。「蔣經國先生在執政台灣十六年當中,台灣每一個國民所得從482美金成長到5829美金,成長了11倍。但最高的所得的家庭5分之1和最低的5分之1一直當中的差距維持在4-5倍以下的水準。」

    連戰會不知道大陸官方對自由主義的態度嗎?他會不清楚目前極其嚴重的拆遷和土地剝削問題嗎?宋楚瑜會不知道在「和平崛起」的後面所隱藏的巨大的貧富不均?

    顯然都明白,而且,都說出來了。這需要勇氣,需要智慧,也需要承擔。如果兩人的大陸言行一不小心得罪了北京掌權者,所有的苦心都白費了。可是,如果只是一味地討好北京,不單會招來民進黨的趁機撻伐,也會帶來歷史的審判。連戰選擇談自由主義,宋楚瑜選擇談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灣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護、最不能動搖不能放棄的兩個核心價值。對於生活在大陸的有思想的人們而言,也恰恰是他們最願意為之奮鬥、為之努力不懈的目標。

    如果只談民族感情和國家富強這樣的「大敘述」而這兩個核心「小敘述」不在連宋的演講稿中,我會覺得,這兩人愧對歷史。

    幸好,他們說了。在對的時刻,在對的地方。

龍應台                                                  2005/5/24 香港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

作者:龍應台

錦濤先生: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先生在二零零六年一月中勉勵他的國青團青年學員時,說了這麽一句玩笑的話:「希望將來國青團也能培養出一個胡錦濤。」

我相信這是他從政以來所說過的最不及格的笑話。

馬英九先生很可能只單純想到,「胡錦濤」是從共青團體制裏脫穎而出的國家領導人,但是會說出這樣的話,也透露了他顯然不曾更深刻地細思過,共青團是個什麽樣的體制?這個領導人所領導的「國家」,是個以什麽為本的國家?他的權力來源是什麽?正當性何在?在二十一世紀初掌握中國政權的「胡錦濤」這三個字,代表了什麽意義?

它當然代表了超高的經濟成長指數,讓世界驚詫,讓國人自豪,可是同時,在政治自由的指標評比上,中國在世界上排名第一百七十七名。您可以說,這是以「西方右派」的標準來衡量的,不符合「中國國情」。好,讓我們用一個社會主義的指標吧。追求資源分配的平等,不管均富或均貧,都是左派的核心理想吧?在貧富差異上,中國的基尼系數超過0.4,迫近0.45,這已是社會大動亂的門檻指標。指標數字下,多少人物欲橫流,多少人輾轉溝壑。

也就是說,「胡錦濤」三個字在二十一世紀的當下歷史裏,仍代表一種逆流:在追求民主的大浪潮中,它專制集權在追求平等的大趨勢裡,它嚴重的貧富不均。

在您剛剛上任時,人們曾經對年華正茂的您寄以期望,以為作為一個新世紀的人物,您的心靈和視野會比您的前輩們更深沈,更開闊。共產黨權力革命的殺伐蠻橫之氣,終究要被人文的體貼細緻和文化的潤物無聲所取代。但是,兩年了,我們所看見的,是什麽呢?

被割斷的喉嚨

促使我動筆寫這封信的,是今天發生的一件具體事件:共青團所屬的北京「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今天黃昏時被勒令停刊。

在此之前,原來最敢於直言、最表達民間疾苦的「南方周末」被換下了主編而變成一份吞吞吐吐的報紙,原來勇於揭弊的「南方都市報」的總編輯被撤走論罪,清新而意圖煥發的「新京報」突然被整肅,一個又一個有膽識、有作為的媒體被消音處理。這些,全在您任內發生。出身共青團的您,一定清楚「冰點」現在的位置:它是萬馬齊瘖裏唯一一匹還有微弱「嘶聲」的活馬。

而在一月二十四日的今天,這僅有的喉嚨,都被割斷。在「冰點」編輯們正式得知這個「割喉」處分之前,所有跟「冰點」有關的字和詞,已經從網路上徹底消滅。

在您的領導之下,網路警察的絕對效率,令人駭異。

選在今天執「刑」,誰都知道原因:春節前夕,人們都已離開工作崗位,準備回鄉圍爐。報紙開始撲天蓋地報導娛樂,製造溫馨﹔電視開始排山倒海地表演聯歡,生產快樂。選在這一天割斷中國僅有的喉嚨,然後讓普天同慶的歡聲把它淌血的聲音遮住。行刑者躡手躡腳走開,過完年,一切都已了無痕跡。網路警察的效率和現代傳媒的操弄,是您所呈現的二十一世紀統治技巧。

網路警察動作快,是怕自己的人民知道精算時間動手,是怕國際媒體知道。偷偷摸摸地執行,費盡心機地隱藏,洩漏的是政府的心虛和害怕。但是,請您告訴我這個困惑的台灣人民:這「和平崛起」大有為的政府,究竟為什麽如此的心虛和害怕?

「冰點」的停刊,其實沒有人真正的驚訝,人們早在暗暗等待,好像一個宿命論者永遠在等著鬼的半夜敲門索命﹔我發現,太多的災難和壓迫,使得大陸很少人相信好事會長久、夢想能成真、正義能落實。刊出龍應台的「你可能不知道的台灣」時,網路上已經四處流傳「冰點」被封殺的臆測﹔今天,只是「鬼」終於被等到了。而「冰點」「勇敢」到什麽程度使得共產黨用這樣陰暗的手段來對付它?

仇外的建國美學

今天封殺「冰點」的理由,是廣州大學袁偉時先生談歷史和教科書的文章。因為它「和主流意識形態相對攻擊社會主義,攻擊黨的領導」。而「毀」掉了一份報紙的袁偉時先生的文章,究竟說了什麽的話,招來這樣的懲罰?

我認真讀了這篇文章。袁偉時以具體的史實證據來說明目前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謬誤百出不說,還有嚴重的非理性意識形態的宣揚。譬如義和團,教科書把義和團描寫成民族英雄,美化他對洋人的攻擊,對於義和團的殘酷、愚昧、反理性、反現代文明以及他給國家帶來的傷害和恥辱,卻隻字不提。綜合起來,教科書所教導下一代的,是「一、現有的中華文化至高無上。二、外來文化的邪惡,侵蝕了現有文化的純潔。三、應該或可以用政權或暴民專制的暴力去清除思想文化領域的邪惡。」。對于這種歷史觀的教育,袁偉時非常憂慮:「用這樣的理路潛移默化我們的孩子,不管主觀意圖如何,都是不可寬宥的戕害。」

胡錦濤先生,我不是不知道,共產黨是以美化秦始皇、盜蹠、太平天國、義和團這樣一個歷史脈絡來奠定自己的權力美學的。我也不是不知道,每一個政權都會設法去建構一個所謂建國神話和圖騰──您因此一定也很理解民進黨的企圖。但是,建構的國族神話裡如果藏有仇外情緒,就是一個必須正視的危險。在二十一世紀,國界幾乎快要不存在,地球愈來愈是一個緊密的村子,因為唇齒相依,不得不憂戚與共。中國為什麽極力爭取主辦奧運和世博?目的不就是企圖以最大的動作向世界推銷一個新的中國形象:你看,中國是一個充滿發展能量、愛好世界和平、承擔國際責任的泱泱大國!

如果對外面的世界推銷的是這樣一個形象,關起門來教下一代的,卻是「中華文化至高論」、「外來文化邪惡論」以及義和團哲學,請告訴我,哪一個中國是真實的?總書記能夠光明磊落大聲地告訴國際社會嗎?

袁偉時說,教科書不能罔顧史實,不能讚美暴力,不能教下一代中國人對自己狂熱,對外人仇視。這樣的認知,錦濤先生,在我們這裡,叫做「常識」。在北京,竟然是違反「主流意識形態」的入罪之論。那麽能不能請您告訴我這個台灣人民,您的主流意識形態是什麽?

哪一個是你真實的面孔?

我們暫且不管大陸的知識份子和一般人民讀者怎麽看這「冰點」事件,但是我很願意和您分享像我這樣一個台灣的知識份子的感受。至於龍應台這樣思維的人在台灣有沒有代表性,有沒有影響力,您自己判斷。

我對中國大陸有著深切厚重的情感,來自命運血緣,歷史傳統,更來自語言文化。在台灣生長,我同時發展出與這一條「家國認同」情感線平行並重的執著,那就是對生命的尊重,對人道的堅持,而從這種尊重和堅持衍生出其他的基本價值:譬如主張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譬如對貧富不均的不能接受,對國家暴力的絕不容忍,對統治者的絕不信任,譬如對知識的敬重,對庶民的體恤,對異議的寬容,對謊言的鄙視……

這一條我稱之為「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當「家國認同」的情感線和「價值認同」的理性線相互衝突時,我如何取捨?毫無猶豫,我選擇後者。二十年前,我曾經寫「野火」和國民黨那個「家國」對抗李登輝當政時,我曾經為文批判他的虛偽與狹隘﹔陳水扁不公不義,又迫使我執筆徹底抵抗。所以您如果鬧不清我究竟是「統派」或是「獨派」,不妨這樣試試:台灣和大陸,哪邊符合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的「家國」。哪邊違背我的「價值認同」,就是我離之棄之抵抗之的對象。如果兩邊都符合我的「價值認同」,那就開始討論統一吧。所以,我是統派還是獨派呢?

以這樣的價值結構來看今天「冰點」事件,您說我這個台灣人看見什麽?

我看見這個我懷有深切厚重情感的「血緣家國」,是一個踐踏我所有「價值認同」的國度:

它,把真理當謊言,把謊言當真理,而且把這樣的顛倒制度化。

它,把獨立的知識份子當奴才使用,把奴性的知識份子當家僕使用,──啊,它把鞭子、戒尺和鑰匙,交到奴才的手裏。

它面對西方是一個臉孔,面對日本是另一個臉孔,面對台灣是一個臉孔,面對自己,又是一個臉孔。

它面對別人的歷史持一個標準,它面對自己的歷史時──錯了,它根本不面對。它選擇背對自己的歷史。

它擁抱神話,創造假像,恐懼真相。他最怕的,顯然是它自己。

您,還要我繼續說下去嗎?

請說服我

我真正想說的是,錦濤先生,作為一個台灣人,我實在不在乎團團和圓圓來不來臺北,雖然熊貓可愛得令人融化。但是我這樣的台灣人可真在乎「冰點」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個被逮捕的記者的安危。如果中國的「價值認同」是由一群手持鞭子、戒尺和鑰匙的奴才在壟斷它的解釋和執行,而獨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是被打擊、戒律、監控的對象,請問,我們談統一的起點理由究竟是什麽呢?而我對中國的情感還是有條件的,台灣還有很多熱愛、深愛、無條件地執著地愛中國那片深厚土地的人──您又用什麽東西去跟他談統一,而他不致被人嘲笑、咒罵呢?

重點不在團團和圓圓,您知道嗎?重點也從來就不在民進黨,您明白嗎?

重點就在「冰點」這樣具體而微的事情上,因為,說穿了,錦濤先生,您容不容許媒體獨立,您尊不尊重知識份子,您用什麽態度面對自己的歷史,以什麽手段去對待人民,每一個最細小的決定,都系在「文明」這兩個字上頭。經歷過野蠻,我們不得不在乎文明。

請用文明來說服我。我願意誠懇傾聽。

在紫藤廬和Starbucks之間(下)

龍應台

  傳統不是懷舊的情緒,傳統是生存的必要。

 我發現,自己原來對「現代化」的預期是片面的。先進國家的「現代化」是手段,保護傳統是目的。譬如在環境生態上所做的鉅 額投資與研發,其實不過是想重新得回最傳統最單純的「小橋流水人家」罷了。大資本、高科技、研究與發展,最終的目的不是飄向無限,而是回到根本──回到自 己的語言、文化,自己的歷史、信仰,自己的泥土。

 文化的進退失據

 於是我看見:越先進的國家,越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傳統;傳統保護得越好,對自己越有信心。越落後的國家,傳統的流失或支離破碎就越厲害,對自己的定位與前景越是手足無措,進退失據。

 台灣的人民過西洋情人節但不知道Valentine是什麼;化妝遊行又不清楚Carnival的意義何在;吃火雞大餐不 明白要對誰感恩;耶誕狂歡又沒有任何宗教的反思。凡節慶都必定聯繫著宗教或文化歷史的淵源;將別人的節慶拿來過,有如把人家的祖宗牌位接來祭拜,卻不知為 何祭拜、祭拜的是何人。節慶的熱鬧可以移植,節慶裡頭所蘊含的意義卻是移植不來的。節慶變成空洞的消費,而自己傳統中隨著季節流轉或感恩或驅鬼或內省或祈 福的充滿意義的節慶則又棄之不顧。究竟要如何給生活賦予意義?說得出道理的人少,手足無措的人,多。

 台灣的領導人要把英語變成官方語言,更是真正的不知所云。語言難道是一支死的木棍,伸手拿來就可以使?

 語言不是木棍,語言是活生生的千年老樹,盤根錯節、深深紮根在文化和歷史的土壤中。移植語言,就是移植文化和歷史,移植 價值和信念,兩者不可分。殖民者為了更改被殖民者的價值觀,統治的第一步就是讓被殖民者以殖民者的語言為語言。香港和新加坡就這樣成為英語的社會。嫻熟英 語,通曉英語世界的價值觀與運作模式,固然使新加坡和香港這樣的地方容易與國際直接對話,但是他們可能也要付出代價,文化的代價。英語強勢,可能削弱了本 土語言文化──譬如漢語或馬來語──的發展,而英語文化的厚度又不足以和紐約或倫敦相提並論,結果可能是兩邊落空,兩種文化土壤都可能因為不夠厚實而無法 培養出參天大樹。

 國際化,是知識

 本國沒有英語人口,又不曾被英語強權殖民過,為什麼宣稱要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把英語列為官方語言在文化上意味著什麼後果?為政者顯然未曾深思。進退失據,莫此為甚。

 不是移值別人的節慶,不是移植別人的語言,那麼「國際化」是什麼?

 它是一種知己知彼。知己,所以要決定什麼是自己安身立命、生死不渝的價值。知彼,所以有能力用別人聽得懂的語言、看得懂 的文字、講得通的邏輯詞彙,去呈現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典章禮樂。它不是把我變得跟別人一樣,而是用別人能理解的方式告訴別人我的不一樣。所以 「國際化」是要找到那個「別人能理解的方式」,是手段,不是目的。

 找到「別人能理解的方式」需要知識。不知道非洲國家的殖民歷史,會以為「台灣人的悲哀」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不清楚國際 對中國市場的反應,會永遠以政治的單一角度去思考中國問題。不瞭解國際的商業運作,會繼續把應該是「經濟前鋒」的台商當作「叛徒」看待。不瞭解美伊戰爭後 的歐美角力,不瞭解聯合國的妥協政治,不瞭解俄羅斯的轉型,不瞭解開放後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不瞭解全球化給國家主權和民族文化帶來的巨大挑戰……不瞭 解國際,又如何奢談找到什麼對話的語言讓國際瞭解台灣呢?

 越是先進的國家,對於國際的知識就越多。知識的掌握,幾乎等於國力的展示,因為知識,就是權力。知道越多,掌握越多。如 果電視是一種文化指標,那麼台灣目前二十四小時播報國內新聞,把自己放大到鋪天蓋地的肚臍眼自我沈溺現象,不只是國家落後的象徵,已經是文化的變態。人們 容許電視台徹底剝奪自己知的權利,保持自己對國際的淡漠無知,而同時又抱怨國際不瞭解台灣的處境,哀嘆自己是國際孤兒,不是很矛盾嗎?

 Starbucks還是紫藤廬

 我喜歡在Starbucks買咖啡。不見得因為它的咖啡特別好,而是因為,你還沒進去就熟悉它的一切了。你也許在耶路撒 冷,也許在倫敦,在北京,或者香港,突然下起冷雨來,遠遠看見下一個街角閃著熟悉的燈,你就知道在那裡可以點一大杯拿鐵咖啡加一個bagel麵包,雖然這 是一個陌生的城市。

 「全球化」,就是使你「客舍似家家似寄」。

 我更喜歡在紫藤廬喝茶,會朋友。茶香繚繞裡,有人安靜地回憶在這裡聚集過的一代又一代風流人物以及風流人物所創造出來的歷史,有人慷慨激昂地策劃下一個社會改造運動;紫藤花閒閒地開著,它不急,它太清楚這個城市的身世。

 台北市有五十八家Starbucks,台北市只有一個紫藤廬。全世界有六千六百家Starbucks,全世界只有一個紫藤廬。

 「國際化」不是讓Starbucks進來取代紫藤廬;「國際化」是把自己敞開,讓Starbucks進來,進來之後,又知道如何使紫藤廬的光澤更溫潤優美,知道如何讓別人認識紫藤廬──「我」──的不一樣。Starbucks越多,紫藤廬越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