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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書 公東的教堂

靖雅按:原想為這本動人的書寫一篇心得報告,思前想後,還是讓原作者發聲。

靖雅深愛這本書,與書中細筆勾勒的清水模教堂無關。教堂當然美麗,更吸引人的卻是那些白冷會教士。

我在默默奉獻的教士身上,宛然看見上帝的身影……

 

范毅舜 《公東的教堂》序 

  臺東對我曾像外國一樣的遙遠。


我對歐洲歷史人文遺跡的涉獵可能比臺東的自然山川還多,不只是我,我有好幾位在國外拿到高學位、通曉世界局勢、事業有成的朋友,迄今仍未來過臺東。對他們而言,後山臺東比太平洋對面的美國還要遙遠陌生。

說來慚愧,我對臺東甚至東海岸的認識大多來自那來自瑞士、已在臺灣服務半世紀以上的天主教白冷會士。我曾在二○○八年盛夏出版的《海岸山脈的瑞士人》書中提及,在酷愛登山,創立向陽登山社的歐思定修士帶領下,我知道臺東何處可觀星、泡野溪溫泉、賞梅,甚至觀看飛機起降的最佳地點。至於修士每天都要去游個兩回,緊臨太平洋濱的人工湖,由於面積廣大,早被我們戲稱為「國王的泳池」。

白冷會士足跡遍及整個東海岸,過去半世紀,他們在這一百七十公里的海岸線上興建教堂、醫院、啟智中心,甚至辦學。除了長眠於此,幾位碩果僅存的老人,當年年初到臺灣時大多是三十左右的小夥子,今日都已成為會說流利國語、閩南語甚至精通阿美族、布農族語的歐吉桑。

過去近四分之一世紀,我去到許多地方,足跡遍及歐陸,更長期定居在新大陸東岸。然而在東海岸服務的白冷會士就是在身後也大多不願返回故里,而選擇長眠在這一處他們深愛的土地上,兩相比照實在諷刺。

從白冷會士身上,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人生價值。

成功的定義是什麼?是要功成名就?還是要有很多錢?我們的歐修士迄今所睡的床鋪仍是四十多年前的古董,他那兩坪不到,夏天會熱死人,沒有冷氣的小房間裡,仍有一個可以送進博物館、風行六○年代的「達新牌塑膠衣櫥」,至於葛德神父冬天禦寒的外套可能比愛美女孩的名牌包還少。然而他們卻生活得充實而自在,尤其是星期日要跑好幾個地方望彌撒,已有八十四高齡的魏主安神父,我常擔心,萬一他有天「蒙主恩召」,視他如親的教友怎吃得消?

我本以為幾年前那本《海岸山脈的瑞士人》雖只有卷一的三篇文章,卻已將這緣分表露殆盡,無以為繼。為此,我從不喜歡將深愛的人事物公諸於世,總覺得發表後,這濃厚情感將不再屬於我 ,此外,被我描述的人可能根本不認同我的想法,徒增尷尬。

然而這回我又來書寫製作一本有關他們的書,除了是這些故事很美,另一個鼓勵我往前的動機,是這些故事讓我有機會以另一個角度回顧自己的成長與所在乎的終極價值。

人生有很多出乎意料的奇緣。

《海岸山脈的瑞士人》由於卷二寫了太多個人隱私與掙扎,竟覺得這樣的人生已到瓶頸,為此,我想就此根留新大陸,放棄藝術追尋,找個穩定工作不再遷徙。

二○一○年臺東縣將我的書選為「一城一書」,縣政府承辦人員透過出版社聯繫,多次邀我返臺演講,我始終不為所動(不是大牌,實在很怕立下的決心再受動搖),由於有一本早約定好的書得交稿,我最後將兩事合一,只想快去快回。

恰巧在那次短暫相會中意外得知,臺東有座興建於半世紀前的美麗教堂,且就位於白冷會當年創建的公東高工校園裡。

這座建築和它背後故事,攪皺一池春水般地再度動搖了我的決心,又一次將我帶往另一個未知,卻也造就出了這本從不在計畫中的書。

 

 

梁實秋 讀書苦?讀書樂?

讀書苦?讀書樂?

作者:梁實秋

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規定必須讀的,越是不願去讀,寧願自己去海闊天空的窮搜冥討。到頭來是枉費精力,自己吃虧。 

靖雅按:本文開篇有「從開蒙說起」一節,今略。 

  紀律與興趣

  高中與大學一、二年級,是讀書求學的一個很重要階段。現在所謂讀書,和從前所謂「讀聖賢書」意義不同,所讀之書範圍較廣,學有各門各科,書有各種各類。但是國、英、算,是基本學科,這三門不讀好,以後荊棘叢生,一無是處。而這三門課,全無速成之方,必須按部就班,耐著性子苦熬。讀書是一種紀律,談不到什麼興趣。

  梁啟超先生是我所敬仰的一位學者,他的一篇「學問之趣味」廣受大眾歡迎,很多人讀書憑興趣,無形中受了此文的影響。我也是他所影響到的一個。我在清華讀書,竊自比附於「少小愛文辭」之列,對於數學不屑一顧,以為性情不近,自甘暴棄,勉強及格而已。留學國外,學校當局強迫我補修立體幾何及三角二課。我這才知道發憤補修。可巧我所遇到的數學老師,是真正循循善誘的一個人,他講解一條定律一項原理,不厭其詳,遠譬近喻的要學生徹底理解而後已。因此我在這兩門課中居然培養出興趣,得到優異的成績,蒙准免予參加期終考試。我舉這一個例,為的說明一件事,吾人讀書上課,無所謂性情近與不近,無所謂有無興趣。讀書上課就是紀律,越是自己不喜歡的學科,越要加倍鞭策自己努力鑽研。克制自己慾望的這一套功夫,要從小時候開始鍛鍊。讀書求學,自有一條正路可循,由不得自己任性。梁啟超先生所倡導趣味之說,是對有志研究學問的人士說教,不是對讀書求學的青年致詞。

  一般人稱大學為最高學府,易令人滋生誤解,大學只是又一讀書求學的階段,直到畢業之日,才可稱之為做學問的「開始」。大學仍然是一個準備階段。大學所講授的仍然是基本知識。所以大學生在讀書方面,沒有多少選擇的自由,凡是課程規定的,以及教師指定的讀物,都是必須讀的。青年人常有反抗的心理,越是規定必須讀的,越是不願去讀,寧願自己去海闊天空的窮搜冥討。到頭來是枉費精力,自己吃虧。五四時代我還是個學生,求知欲很盛,反抗的情緒很強,亦曾有志於讀書而不知所從。張之洞的「書目答問」不足以饜所望。有一天幾個同學和我,以「清華週刊」記者的名義,進城去就教於北大的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慨允為我們開一個最低的國學必讀書目,後來就發表在清華週刊上。內容非常充實,名為最低,實則龐大得驚人。梁啟超先生看到了,憑他淵博的學識開了一個更詳細的書目。沒有人能按圖索驥的去讀,能約略翻閱一遍認識其中較重要的人名書名就很不錯了。吳稚暉先生看到這兩個書目,氣得發出一切線裝書都該丟進茅坑裏去的名言!現在想想,我們當時惹出來的這個書目風波,倒也不是什壞事,只是好高騖遠不切實際罷了。我們的舉動,表示我們不肯枯守學校規定的讀書紀律,而對於更廣泛更自由的讀書的要求,開始展露了天真的興趣。

  書到用時方恨少

  我到三十歲左右開始以教書為業的時侯,發現自己學識不足,讀書太少,應該確有把握的題目,東一個窟窿、西一個缺口,自己沒有全部搞通,如何可以教人?既已荒疏於前,只好惡補於後,而惡補亦非易易。我忘記是誰寫的一副對聯:「書有未曾經我讀,事無不可對人言」,很有意思,下句好像是司馬光的,上句不知是誰的。這副對聯表面上語氣很謙遜,細味之則自視甚高。以上句而論,天下之書浩如煙海,當然無法徧讀,而居然發現自己尚有未曾讀過之書,則其已經讀過之書,必已不在少數,這口氣何等狂傲!我愛這句話,不是因為我也感染了幾分狂傲,而是因為我確實知道自己的簡陋,許多該讀而未讀的書太多,故此時時記罣著這句名言,勉勵自己用功。

  我自三十歲才知道自動的讀書惡補。惡補之道首要的是先開列書目,何者宜優先研讀,何者宜稍加參閱,版本問題也是非常重要。此時我因兼任一個大學的圖書館長,一切均在草創,經費甚為充足,除了國文系以外各系申請購書並不踴躍,我乃利用機會在英國文學圖書方面廣事購儲。標準版本的重要典籍以及參考用書乃大致齊全。有了書並不等於問題解決,要逐步一本一本的看。我那裏有充分時間讀書?我當時最羨慕英國詩人米爾頓,他在大舉卒業之後聽從他父親的安排,到郝爾頓鄉下別墅,下帷讀書五年之久,大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之概,然後他才出而問世。我的父親也曾經對我有過類似的願望,願我苦讀幾年書,但是格於環境,事與願違。我一面教書,一面惡補有關的圖書,真所謂是困而後學。例如莎士比亞劇本,我當時熟悉的不超過三分之一;例如米爾頓,我只讀過前六卷。這重大的缺失,以後才得慢慢彌補過來。至於國學力面更是多少年來茫然不知如何下手。

  讀書樂

  讀書好像是苦事,小時嬉戲,誰愛讀書?既讀書,還要經過無數次的考試,面臨威脅,擔驚害怕。長大就業之後,不想奮發精進則已,否則仍然要繼續讀書。我從前認識一位銀行家,鎮日價籌畫盈虛,但是他床頭擺著一套英譯法朗土全集,每晚翻閱幾頁,日久讀畢全書,引以為樂。宦場中、商場中有不少可敬的人物,品味很高,嗜讀不倦,可見到處都有讀書種子,以讀書為樂,並非全是只知道爭權奪利之輩。我們中國自古就重視讀書,據說秦始皇日讀一百二十斤重的竹簡公文才就寢。

  「鶴林玉露」載:「唐張參為國子司業,手寫九經,每言讀書不如寫書。高宗以萬乘之尊,萬幾之繁,乃亦親灑宸翰,遍寫九經,雲章爛然,始終如一,自古帝王所未有也。」

  從前沒有印刷的時侯講究抄書,抄書一遍比讀書一遍遠要受用。如今印刷發達,得書容易,又有縮印影印之術,無輾轉抄寫之煩,讀書之樂乃大為增加。想想從前所謂「學富五車」,是指以牛車載竹簡,僅等於今之十萬字弱。紀元前一千年以羊皮紙抄寫一部聖經,需要三百隻羊皮;那時候圖書館裏的書是用鐵鍊鎖在桌上的!

  「聽雨紀談」有一段話:蘇文忠公作李氏山房藏書記曰:「予猶及見老儒先生言其少時,史記漢書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諸子百家,轉相摹刻,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其文辭學術當培蓰昔人。而後學之士皆束書不觀,遊談無根。」蘇公此言切中今時學者之病,蓋古人書籍既少,凡有藏者率皆手錄。蓋以其得之之難故,其讀亦不苟。至唐世始有版刻,至宋而益盛,雖云便於學者,然以其得之之易,遂有蓄之而不讀,或讀之而不滅裂,則以有刻版之故。無怪乎今之不如古也。

  其言雖似言之成理,但其結論:「今不如古」則非事實。今日書多易得,有便於學子,讀書之樂豈古人之所能想像?今之讀書人所面臨之一大問題,乃圖書之選擇。開卷有益,實未必然,即有益之書其價值亦大有差別,羅斯金說得好:「所有的書可分為兩大類:風行一時的書與永久不朽的書。」我們的時間有限,讀書當有選擇。各人志趣不同,當讀之書自然亦異,惟有一共同標準可適用於我們全體國人。凡是中國人皆應熟讀我國之經典,如詩、書、禮,以及論語、孟子,再如春秋、左氏傳、史記、漢書以及資治通鑑或近人所著通史,這都是我國傳統文化之所寄。如謂文字艱深,則多有今注今譯之版本在。其他如子集之類,則各隨所願。

  人生苦短,而應讀之書太多。人生到了一個境界,讀書不是為了應付外界需求,不是為人,是為己,是為了充實自己,使自己成為一個明白事理的人,使自己的生活充實而有意義。吾故曰:「讀書樂!」

  我想起英國十八世紀詩人一句詩:

  “Stuff the head With all such reading as was never read”

  大意是:「把從未讀過的書籍,趕快塞進腦袋裡去!」

  

 

陳平原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

陳平原 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的讀書

陳平原教授在華東師範大學的講演

 在口頭的輕鬆與壓在紙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觀之,才是真正的讀書生活。

一、讀書的定義

什麼叫“讀書”,動詞還是名詞,廣義還是狹義,是“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讀書,還是“學得好不如長得好,長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讀書?看來,談論“讀書”,還真得先下個定義。

“讀書”是人生中的某一階段。朋友見面打招呼:“你還在讀書?”那意思是説,你還在學校裏經受那沒完沒了的聽課、復習、考試等煎熬。可如果終身教育的思路流行,那就可以坦然回答:活到老學到老,這麼大年紀,還“背著那書包上學堂”,一點也不奇怪。

“讀書”是社會上的某一職業。什麼叫以讀書為職業,就是説,不擅長使槍弄棒,也不是“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過去稱讀書郎、書生,現在則是教授、作家、研究員,還有許多以閱讀、寫作、思考、表達為生的。

“讀書”是生活中的某一時刻。“都什麼時候了,還手不釋卷?”春節放假,你還沉湎書海,不出外遊覽,也不到歌廳舞廳玩樂。

“讀書”是精神上的某一狀態。在漫長的中外歷史上,有許多文化人固執地認為,讀不讀書,不僅關涉舉動,還影響精神。商務印書館出版加拿大學者曼古埃爾所撰《閱讀史》(2002),開篇引的是法國作家福樓拜1857年的一句話:“閱讀是為了活著。”這麼説,不曾閱讀或已經告別閱讀的人,不就成了行屍走肉?這也太可怕了。還是中國人溫和些,你不讀書,最多也只是譏笑你俗氣、懶惰、不上進。宋人黃庭堅《與子飛子均子予書》稱:“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澆灌之,則俗塵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也。”問題是,很多人自我感覺很好,照鏡從不覺得面目可憎,這可就麻煩大了。

這四個定義都有道理,得看語境,也看趣味。以前説“學而優則仕”,現在變了,是“仕而優則學”——這後一個“學”,當然是裝模作樣的了,“‘官大學問大”嘛。中國特有的學歷高消費,讓人哭笑不得。如果有一天,連學校裏看大門的,也都有了博士學位,那絕不是中國人的驕傲。眼看著很多年輕人盲目“考博”,我心裏涼了半截,我當然曉得,都是找工作給逼的。這你就很容易明白,很多皓首窮經的博士生,一踏出校門,就再也不親近書本了,還美其名曰“實踐出真知”。

想到這些,我才格外欣賞那些不為文憑,憑自家興趣讀書的人。在北大教書,自然是看好自己的學生;可對那些來路不明的“旁聽生”,我也不敢輕視,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只要不影響正常的教學秩序,教室裏有位子,你儘管坐下來聽。這種不太符合校規的通融,其實更適合孔夫子“有教無類”的設想。

拿學位必須讀書,但讀書不等於拿學位。這其中的距離,何止十萬八千里。1917年,蔡元培到北大當校長,開學演講時,專門談這問題,希望學生們以學問為重,不要將大學看做文憑販賣所(《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説》)。第二年開學,蔡先生再次強調:“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北大一九一八年開學式演説詞》)日後回想北大十年,蔡先生很得意,以為他改變了中國人對於大學的想像(參見《我在教育界的經驗》以及《自寫年譜》)。現在看來,蔡先生還是過於樂觀了,成為“販賣知識之所”的大學,以及視大學為“養成資格之所”的學生,當今中國,比比皆是。

大致感覺是,今日中國,“博士”吃香,但“讀書人”落寞。所謂“手不釋卷”,變得很不合時宜了。至於你説讀書能“脫俗”,人家不稀罕;不只不忌諱“俗氣”,還以俗為雅,甚至“我是流氓我怕誰”。

 

二、讀書的成本

現在流行一個説法,叫“經濟學帝國主義”,説的是經濟學家對自家學問過於自信,不只談經濟,還談政治、文化、道德、審美等,似乎經濟學理論能解決一切問題。於是,講機會,講效率,講成本核算,成了最大的時尚。你説“讀書”,好吧,先算算投入與産出之比,看是否值得。學生選擇專業,除個人興趣外,還有成本方面的考量,這我理解。我不談這些,談的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以及精神狀態的“讀書”。

作為一種物質形態的“書籍”,與作為一種社會行為的“讀書”之間,有某種微妙的關係,值得仔細鉤稽。這裡所談論的“讀書成本”,帶有戲擬的成分,可博諸位一笑。

那是一則現代文學史上的公案。這麼多勸學詩文,最有趣的,莫過於《禮拜六》的説法:“買笑耗金錢,覓醉礙健康,顧曲苦喧囂,不若讀小説之省儉而安樂也。”也就是説,讀書好,好在既便宜,又衛生。“一編在手,萬慮都忘,勞瘁一週,安閒此日,不亦快哉!”(王鈍根《<禮拜六>出版贅言》)《禮拜六》諸君越説越邪乎,甚至在報紙上登廣告:“寧可不娶小老嬤,不可不看《禮拜六》。”這下子可激怒了新文學家,葉聖陶撰《侮辱人們的人》,稱:“這實在一種侮辱,普遍的侮辱,他們侮辱自己,侮辱文學,更侮辱他人!”寧肯不娶小老婆云云,當然是噱頭,不可取;可也説出實情:隨著出版及印刷業的發展,書價下降,普通人可以買得起書刊,閱讀成為並不昂貴的消費。起碼比起大都市裏其他更時髦的文化娛樂,是這樣。我説的不是賭博、吸毒或遊走青樓等不良行為,比起看電影,聽歌劇,觀賞芭蕾舞、交響樂來,讀書還是最便宜的——儘管書價越來越貴。

現在好了,大學生在校園裏,可以免費上網;網上又有那麼多文學、史學、哲學名著,可以自由閱讀乃至下載。好歹受過高等教育,工作之餘,你幹什麼?總不能老逛街吧?聽大歌劇、看芭蕾舞,很高雅,可太貴了,只能偶爾為之。於是,逛書店,進圖書館,網上閱讀等,成了日常功課。可問題又來了,閱讀需要時間。

十幾年前,在香港訪學,跟那裏的教授聊天,説你們拿那麼多錢,做出來的學問也不怎麼樣,實在讓人不佩服。人家説,這你就外行了,正因為錢多,必須消費,沒時間讀書。想想也有道理。大家都説七七、七八級大學生讀書很刻苦,他們之所以心無旁騖,一心向學,除了希望追回被耽誤的時光,還有一點,那時的誘惑少。不像今天的孩子們,目迷五色,要抵抗,很難。我的經驗是,窮人的孩子好讀書,一半是天性,以及改變命運的強烈願望;一半則是無奈,因太時尚太高雅的娛樂玩不起。不過,沒關係,這種選擇的限制,有時因禍得福。作為生活方式的讀書,對財力要求不太高,反而對心境和志趣要求更高些。

 

三、讀書的姿態

在學界享有盛名的《讀書》雜誌,創刊號上有一名文《讀書無禁區》,直接針對那時的諸多清規戒律。人為地劃定禁區,説這些書能讀,那些書不能讀,未必有效果。歷朝歷代,那麼多禁書令,全都行不通。越是朝廷查禁的書,讀書人越感興趣。不是説“雪夜閉門讀禁書”嗎,那可是很高雅的。就説《金瓶梅》吧,經常被禁,可士大夫家置一編,不放在桌子上而已。

讀書沒禁區,可閱讀有路徑。也就是説,有人會讀書,有人不會,或不太會讀書。只説“開卷有益”,還不夠。讀書,讀什麼書,怎麼讀?有兩個説法,值得推薦。一是末文人孫寶瑄的,他在《忘山廬日記》中説,書無新舊,無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讀舊書,舊書皆新;反過來,以舊眼讀新書,新書皆舊。

林語堂説的更有趣:只讀極上流的,以及極下流的書。中流的書不讀,因為那些書沒有自家面目,人云亦云。最上流的書必須讀,這不用説,誰都會這麼認為。可為什麼要讀極下流的書呢?極下流的書裏,泥沙混雜,你可以沙裏淘金——因為社會偏見,很多先知先覺者的著述,最初都曾被查禁。還有一點,讀這種書的人少,你偶爾引述,可以炫耀自己的博學。很多寫文章的人,都有這習慣,即避開大路,專尋小徑,顯得特有眼光。這策略,有好有壞。

金克木有篇文章,題目叫《書讀完了》,收在《燕啄春泥》(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中,説的是歷史學家陳寅恪曾對人言,少時見夏曾佑,夏感慨:“你能讀外國書,很好;我只能讀中國書,都讀完了,沒得讀了。”他當時很驚訝,以為夏曾佑老糊塗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才覺得有道理:中國古書不過是那麼幾十種,是讀得完的。這是教人家讀原典,不要讀那些二三手文獻,要截斷眾流,從頭説起。

其實,所謂的“經典”,並不是凝固不變的;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階層甚至不同性別,經典的定義在移動。談“經典”,不見得非從三皇五帝説起不可。善讀書的,不在選擇孔孟老莊那些不言自明的經典,而在判定某些尚在路上、未被認可的潛在的經典。補充一句,我主張“讀經典”,但不主張“讀經”——後者有特定含義,只指向儒家的四書五經,未免太狹隘了。

談到讀書,不能不提及閱讀時的姿態。你的書,是擱在廁所裏,還是堆在書桌上,是放在膝蓋還是拿在手中,是正襟危坐還是隨便翻翻,閱讀的姿態不同,效果也不一樣。為什麼?這涉及閱讀時的心態,再往深裏説,還關涉閱讀的志趣與方法等。舉個大家都熟悉的人物,看魯迅是怎樣讀書的。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隨便翻翻》中説,自己有個“隨便翻翻”的閱讀習慣:“書在手頭,不管它是什麼,總要拿來翻一下,或者看一遍序目,或者讀幾葉內容”;不用心,不費力,拿這玩意來作消遣,明知道和自己意見相反的書要翻,已經過時的書也要翻,翻來翻去,眼界自然開闊,不太容易受騙。

這“隨便翻翻”的意思,接近陶淵明《五柳先生傳》所説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可必須記得,魯迅説了,這不是讀書的全部,是“當作消閒的讀書”,“如果弄得不好,會受害也説不定的”。這就是魯迅雜文的特點,怕你膠柱鼓瑟,説完了,自我調侃,甚至自我消解,讓你培養獨立意志與懷疑精神。確實如此,魯迅還有另一種讀書姿態。

就拿治小説史來説,魯迅稱:“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不是信》)。將《古小説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説舊聞鈔》三書,與《中國小説史略》相對照,不難發現魯迅著述態度的嚴謹。比起同時代諸多下筆千言、離題萬里的才子來,魯迅的學術著述實在太少;許多研究計劃之所以沒能完成,與其認真得有點拘謹的治學態度有關。可幾十年過去了,塵埃落定,不少當初轟動一時的“名著”煙消雲散,而《中國小説史略》卻依然屹立,可見認真也有認真的好處。

回到讀書,該“隨便翻翻”時,你盡可灑脫;可到了需要“扎死寨,打硬仗”的時候,你可千萬馬虎不得。所有談論大學校園或讀書生活的,都揀好玩的説,弄得不知底細的,以為讀書很輕鬆,一點都不費力氣。你要這麼想,那你就大錯特錯了。在口頭的輕鬆與壓在紙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觀之,才是真正的讀書生活。

 

四、讀書的樂趣

在重視學歷的現代社會,讀書與職業之間,存在著某種聯繫。大學裏,只講修心養性固然不行,可都變成純粹的職業訓練,也未免太可惜了。理想的狀態是,不只習得精湛的“專業技能”,更養成高遠的“學術志向”與醇厚的“讀書趣味”。

讀書必須求解,但如何求解,有三種可能性:好讀書,不求甚解——那是名士讀書;好讀書且求甚解——那是學者讀書;不讀書,好求甚解——這叫豪傑讀書。後面這句,是對於晚清“豪傑譯作”的戲擬。自由發揮,隨意曲解,雖説別具一格,卻不是“讀書”的正路。

陶淵明的“好讀書,不求甚解”,必須跟下面一句連起來,才有意義:“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這裡關注的是心境。所謂“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如何解説?為自家功名讀書,為父母期待讀書,或者為祖國富強而讀書,都有點令人擔憂。為讀書而讀書——據葉聖陶稱,鄭振鐸談及書籍,有句口頭禪“喜歡得弗得了”(<西諦書話>序》)——那才叫真愛書,真愛讀書。讀書這一行為自身,也就有了意義,不必“黃金屋”或“顏如玉”來當藥引。將讀書作為獲取生活資料的手段,或者像龔自珍自嘲的那樣“著書都為稻粱謀”,那都是不得已而為之。

古之學者,讀書有得,忍不住了,只好著述;今之學者,則是為著述而讀書。今日中國,學術評價制度日漸刻板,學美國,“不出版,就死亡”。於是,大家見面,不問讀了什麼好書,只問出了什麼新書,還有申請到什麼課題。真不知道如果不報課題,還讀不讀書。我的感覺是,這種為著述而讀書的習慣,很容易使閱讀失去樂趣。

作為學者,你整天手不釋卷,如果只是為了找資料寫論文,也會走向另一極端,忘記了讀書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我自己也有這樣的教訓。十幾年前,為了撰寫《千古文人俠客夢》,我猛讀了很多好的、壞的武俠小説。讀傷了,以致很長時間裏,一見到武俠小説就頭疼。真希望有一天,能完全卸下學者的盔甲,自由自在地讀書。我寫過兩本閒書《閱讀日本》和《大英博物館日記》,那不是逞能,而是希望自己能恢復對於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以及閱讀樂趣。

閱讀這一行為,在我看來,本身就具備某種特殊的韻味,值得再三玩賞。在這個意義上,閱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這種兼具手段與目的的閱讀,並非隨時隨地都能獲得。在《大英博物館日記》的後記中,我引了劉義慶《世説新語》“任誕篇”裏的王子猷夜訪戴安道的故事。真希望“讀書”也能到達這個境界:“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考試?何必拿學位?何必非有著述不可?當然,如此無牽無挂、自由自在的“讀書”,是一種理想境界,現實生活中很難實現。但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陶淵明所説的“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是很多讀書人的共同體會;不僅“忘食”,還可能忘了生死。剛才提到的《閱讀史》中,有一幅攝于1940年倫敦大轟炸期間的照片,很感人。坍塌的圖書館,靠墻的書架並沒倒下,瓦礫堆中,三個男子還在怡然自得地閱讀。這固然是對抗厄運,堅信未來,但也不妨解讀為:“閱讀”已經成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為生命存在的標誌。這本書中,穿插了大量關於書籍以及閱讀的歷史圖像,很好看;遺憾的是,關於中國的,只有一幅16世紀的版刻,描述秦始皇焚書情景。

 

五、讀書的策略

讀書,讀什麼書?讀經典還是讀時尚,讀硬的還是讀軟的,讀雅的還是讀俗的,專家各有説法。除此之外,還牽涉到不同的學科。我的建議是,讀文學書。為什麼?因為沒用。沒聽説誰靠讀詩發了大財,或者因為讀小説當了大官。今人讀書過於勢利,事事講求實用,這不好。經濟、法律等專業書籍很重要,這不用説,世人都曉得。我想説的是,審美趣味的培養以及精神探索的意義,同樣不能忽略。當然,對於志向遠大者來説,文學太軟弱了,無法拯世濟民;可那也不對,你想想魯迅存在的意義。

兩年前,香港學者饒宗頤先生在北大演講,提到法國漢學家戴密微跟他説的兩句話:中國文學世界第一;研究中國,從文學入手是最佳途徑。公開發表時,這兩句話都被刪去了,大概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誤解,以為是挾洋人以自重。可後面這句,其實很在理。從文學入手研究中國,照樣可以廣大,可以深邃。而且,我特別看重一點:從文學研究入手,容易做到體貼入微,有較好的想像力與表達能力。所有這些,都並非可有可無,不是裝飾品,而是直接影響你的學問境界與生活趣味。你看外國著名的哲學家、思想家,他們的著作中對於文學經典的引述與發揮,你就明白,中國學者對於文學的閱讀,普遍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淺。

中國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確實應該發揚光大,因此,建國學院,修清史,編《儒藏》,我都沒意見。我想提醒的是,今天談“傳統”,有兩個不同的含義。晚清以降,中國人與西學對話、抗爭、融合,並因此而形成的新文化,已經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新的傳統。比如,談文學,你只講屈原、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不講魯迅,行嗎?説到現代文學,因為是我的老本行,不免多説兩句。不是招生廣告,而是有感而發。儘管我也批評五四新文化人的某些舉措,但反對將文化大革命的瘋狂歸咎於五四的反傳統。隨著中國經濟實力以及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很多人開始頭腦發熱,大談“民族自信心”,聽不得任何批評的聲音。回過頭來,指責五四新文化人的反叛與抗爭,嘲笑魯迅的偏激與孤獨。我理解這一思潮的變化,但也警惕可能的“沉渣泛起”。

説到讀書的策略,我的意見很簡單:第一,讀讀沒有實際功用的詩歌小説散文戲劇等;第二,關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連的現當代文學;第三,所有的閱讀,都必須有自家的生活體驗做底色,這樣,才不至於讀死書,讀書死。

古今中外,“勸學文”汗牛充棟,你我都聽了,效果如何?那麼多人真心誠意地“取經”,但真管用的很少。這裡推薦章太炎的思路,作為演講的結語。章先生再三強調,平生學問,得之於師長的,遠不及得之於社會閱歷以及人生憂患的多。《太炎先生自定年譜》“1910年”條有言:“余學雖有師友講習,然得于憂患者多。”而在1912年的《章太炎先生答問》中,又有這麼兩段:“學問只在自修,事事要先生講,講不了許多。”“曲園先生,吾師也,然非作八股,讀書有不明白處,則問之。”合起來,就三句話:學問以自修為主;不明白處則問之;將人生憂患與書本知識相勾連。借花獻佛,這就是我所理解的“讀書的訣竅”。

 

講演者小傳

陳平原:文學博士,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華東師大學紫江學者講座教授。現為北大二十世紀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俗文學學會會長。近年關注的課題包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國小說與中國散文、現代中國教育及學術、圖像研究等。曾被國家教委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評為作出突出貢獻的中國博士學位獲得者”(1991)﹔獲全國高校一、二、三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著作獎(199519982003)等。先后出版《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小說史:理論與實踐》、《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中國大學十講》、《從文人之文到學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中國散文小說史》、《觸摸歷史與進入五四》等著作三十種。

 

馮友蘭《論風流》(下)──深情

馮友蘭《論風流》(下)──深情

 是真風流,必有深情

  就第四點說,真風流底人,必有深情。《世說新語》說:「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得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言語》)又說:「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言語》)又說:「王長史(廞)登茅山,大痛哭曰:『琅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任誕》)桓溫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八個字表示出人對於人生無常的情感。後來庚信《枯樹賦》云:「桓大司馬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雖二十四個字。但是主要的還是只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八個字。

    桓溫看見他所栽底樹,有對於人生無常底情感,衛玠看見長江,「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他大概也是有對於無常的情感。不過他所感到的無常,不是人生的無常,而是一切事物的無常。後來陳子昂《登幽州台》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都是所謂「一往情深」。「一往情深」也是《世說新語》中的話。《世說新語》謂:「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桓子野喚奈何,因為有一種情感,叫他受不了。這就是王廞所以痛哭的原因。他將終為情死,就是他也是受不了。這是對於人生有情的情感。

    真正風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雖有情而無我,所以其情都是對於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為他自己歎老嗟卑。桓溫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他是說:「人何以堪」,不是說:「我何以堪?」假使他說「木猶如此,我何以堪」,他的話的意義風味就大減,而他也就不夠風流。王廞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他說到他自己。但是他此話與桓溫、衛玠的話,層次不同。桓溫、衛玠是說他們自己對於宇宙人生底情感。王廞是說他自己對於情感的情感。他所有底情感,也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情感。所以他說到對於情感底情感時,雖說到他自己,而其話的意義風味,並不減少。

    真正風流底人,有情而無我,他的情與萬物的情有一種共鳴。他對於萬物,都有一種深厚底同情。《世說新語》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言語》)又說:「支公好鶴,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言語》)又說:「王子敬(獻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言語》)這都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萬物,而又於萬物中,見到他自己的懷抱。支道林自己是有凌霄之姿,不肯為人作耳目近玩。他以此情感推之鶴,而又於鶴見到他自己的懷抱。這些意思是藝術的精義,若簡文帝只見「翳然林木」,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王子敬只見「山川映發」,不覺「秋冬之際尤難為懷」。他們所見的只是客觀的世界。照《世說新語》所說,他們見到客觀的世界,而又有甚深底感觸。在此感觸中,主觀客觀,融成一片。表示這種感觸,是藝術的極峰。詩中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春草無人隨意綠」,「空梁落燕泥」,皆不說情感而其中自有情感。

    主要底情感是哀樂。在以上所舉底例中,所說大都是哀的情感。但是有玄心底人,若再有進一步的超越,他也就沒有哀了。一個人若拘於「我」的觀點,他個人的禍福成敗,能使他有哀樂。超越自我的人,站在一較高底觀點以看「我」,則個人的禍福成敗,不能使他有哀樂。但人生的及事物的無常,使他有更深切的哀。他若從一更高底觀點從天或道的觀點,以看人生事物,則對於人生事物的無常,也就沒有哀了。沒有哀樂,謂之忘情。《世說新語》說:「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痛。」(《傷逝》)能忘情與不能忘情,是晉人所常說底一個分別。《世說新語》云:「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懨。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涅磐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語》)能忘情比不能忘情高,這也是晉人所都承認底。

    忘情則無哀樂。無哀樂便另有一種樂。此樂不是與哀相對底,而是超乎哀樂底樂。陶潛有這種樂,他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詩所表示的樂,是超乎哀樂的樂。這首詩表示最高底玄心,亦表現最大底風流。

    在東晉名士中淵明的境界最高,但他並不狂肆。他並不「作達」。《世說新語》云:「王平子(澄)胡毋彥國(輔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德行》淵明並不任放,他其實已於名教中得到樂地了。

    宋儒亦是於名教中求樂地。他們教人求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論語》曾皙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宋儒說曾點「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朱子注)。不管曾皙的原意如何,照宋儒所講,這確是一種最高的樂處,亦是最大的風流。

    邵康節當時人稱為「風流人豪」。他住在他的「安樂窩」裡,有一種樂。但是程明道的境界,似乎更在康節之上,其風流亦更高於康節。程明道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又說:「年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文集》卷一)這種豪雄,真可說是「風流人豪」。康節詩云:「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林下五吟》,《擊壤集》卷八)「花謝花開詩屢作,春歸春至酒頻斟。情多不是強年少,和氣沖心何可任。」(《喜春吟》,《擊壤集》卷十)攻心而使之無可奈何底樂,大概是與哀相對底樂。與哀相對的不是真樂。康節有點故意表示其樂,這就不夠風流。

 

(原載1944年《哲學評論》第九卷第三期,又見《三松堂學術論集》第60961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馮友蘭《論風流》(中)──洞見與妙賞

「是真名士自風流」

敢問風流究竟何物?

馮友蘭先生有謂:

是真風流,必有玄心,

必有洞見,必有妙賞,

必有深情!

 

    就第二點說,真風流底人,必須有洞見。

所謂洞見,就是不借推理,專憑直覺,而得來底對於真理底知識。洞見亦簡稱為「見」。此「見」不是憑藉推理得來底,所以表示「見」的言語,亦不須長篇大論,只須幾句話或幾個字表示之。此幾句話或幾個字即所謂名言雋語。名言雋語,是風流底人的言語。

《世說新語》說:「阮宣子(修)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椽。世謂三語椽。」(《文學》)《世說新語》亦常說晉人的清談,有長至數百言數千言,乃至萬餘言者。例如:「支道林,許、謝盛德,共集王家。(許詢,謝安,王蒙)謝顧謂諸人,『今日可謂彥會。時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難常。當共言詠,以寫其懷。』許便問主人,『有莊子不?』正得《漁父》一篇。謝看題,便各使四座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許語。敘致精麗,才藻奇拔,眾咸稱善。於是四座各言懷畢,謝問曰:『卿等盡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謝後粗難,因自敘其意,作萬餘言。才峰秀逸,既自難干。加意氣擬托,蕭然自得。四座莫不厭心。」(《文學》)

支道林、謝安等的長篇大論,今既不傳,是不惋惜底。但何以不傳?大概因為長篇大論,不如名言雋語之為當時人所重視。《世說新語》謂:「客問樂令(樂廣)『旨不至』者,樂亦不復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确几曰:『至不?』客曰:『至。』樂又舉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於是客乃悟。服樂詞約而旨達。皆此類。」(《文學》)又說張憑見流真長,「頃之,長史諸賢來清言。客主有不通處,張乃遙於末座判之。言約旨達,足暢彼我情懷。」(《文學》)

「言約旨遠」,或「詞約旨遠」,是當時人所注重底。真風流底人的言語,要「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真風流底人談話,要「談言微中」,「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若須長篇大論,以說一意,雖「文藻奇拔」,但不十分合乎風流的標準,所以不如「言約旨遠」底話之為人所重視。

 

    就第三點說,真風流底人,必須有妙賞。

所謂妙賞,就是對於美的深切底感覺。《世說新語》中底名士,有些行為,初看似乎是很奇怪;但從妙賞的觀點,這些行為,亦是可以瞭解底。如《世說新語》說:「王子獻(徽之)出都,尚在渚下,舊聞桓子野(伊)善吹笛,而不相識。遇桓于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識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與相聞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桓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回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主客不交一言。」(《任誕》)王徽之與桓伊都可以說是為藝術而藝術,他們的目的在於藝術並不在於人。為藝術的目的既已達到,所以兩個人亦無須交言。

   《世說新語》又說:「鍾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識嵇康。鍾要于時賢雋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向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旁若無人,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簡傲》)晉人本都是以風神氣度相尚。鍾會、嵇康既已相見,如奇松遇見怪石,你不能希望奇松怪石會相說話。鍾會見所見而去,他已竟見其所見,也就是此行不虛了。劉孝標注引《魏氏春秋》說:鍾會因稽康不為禮,「深銜之,後因呂安事,而遂譖康焉。」如果如此,鍾會真是夠不上風流。

   《世說新語》說:「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沽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任誕》)又說:「山公(濤)與嵇阮一面,契若金蘭。山妻韓氏,覺公與二人異于常交。問公。公曰:『我當年可以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負羈之妻,亦親觀狐趙,意與窺之,可乎?』他日二人來,妻勸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窺之,達旦忘返。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當以識度相友耳。』公曰:『伊輩亦常以我度為勝。』」(《賢媛》)

阮籍與韓氏的行為,與所謂好色而不淫又是不同。因為好色尚包含有男女關係的意識,而阮籍與韓氏直是專從審美的眼光以看鄰婦及嵇、阮。所以他們雖處嫌疑,而能使鄰婦之夫及山濤,不疑其有他。

   《世說新語》又云:「謝太傅問諸子侄:『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車騎(謝玄)對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耳?』」(《言語》)子弟欲其佳,並不是欲望其能使家門富貴,只是如芝蘭玉樹,人自願其生於階庭。此亦是專從審美的眼光以看佳子弟。

   《世說新語》又說:「支道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言語》)他養馬並不一定是要騎。他只是從審美的眼光,愛其神駿。

 

馮友蘭《論風流》(上)──玄心

馮友蘭《論風流》(上)──玄心

「是真名士自風流」

敢問風流究竟何物?

馮友蘭先生有謂:

是真風流,必有玄心,必有洞見,必有妙賞,

必有深情!

 

 

    風流是一種所謂的人格美,凡美都涵有主觀的成分。這就是說,美涵有人的賞識,正如顏色涵有人的感覺。離開人的賞識,不能有美,正如離開人的感覺,不能有顏色。此所謂不能,也不是事實底不能,而是理底不能。人所不能賞識底美是一個自相矛盾底名詞,人所不能感覺底顏色,亦是一個自相矛盾底名詞。

    說一性質有主觀的成分,並不是說它沒有一定底標準,可以隨人的意見而變動。例如說方之性質,沒有主觀的成分,紅之性質有主觀的成分。但甚麼是方有一定底標準,甚麼是紅也有一定的標準。血是紅底,不是色盲底人,看見血都說是紅。美也是如此,美雖有主觀成分,但是美也有一定底標準。如其不然,則既不能有所謂美人,亦不能有藝術作品。不過我們也承認,也許有一小部分人本來沒有分別某種顏色的能力,對於這些人就沒有某種顏色。這些人我們名之為色盲。有色盲,也有美盲。

    不過沒有主觀成分的性質的內容,是可以言語傳達底。有主觀成分的性質的內容,是不可以言語傳達底。我可以言語告訴人甚麼是真,甚麼是善,但不能告訴人甚麼是美。我可以說,一個命題與事實相合,即是真。一個行為於社會有利即是善。但我不能說,一個事物有什麼性質是美。或者我們可以說,凡能使人有某種快感的性質是美。但是那一種快感是甚麼,亦是不能說底。我只能指著一個美底事物,說這就是美。但如我所告訴底人,是個美盲,我沒有方法叫他知道甚麼是美。此正如我可以言語告訴人甚麼是方,但不能告訴人甚麼是紅。我只能指著一個紅底東西說,這就是紅。但如果我所告訴底人是個色盲,我沒有法子叫他知道甚麼是紅。

    美學所講底是構成美的一部分的條件,但是對美盲底人,美學也是白講,因為他即使研究美學,他還不能知甚麼是美。正如色盲底人,即研究了物理學,知道某種長度的光波是構成紅的條件,但他還不能知道甚麼是紅。

    風流是一種美,所以甚麼是可以稱為風流性質的內容,也是不能用言語傳達底。我們可以講底,也只是構成風流的一部分的條件。已經知道甚麼是風流底人,經此一講,或者可以對於風流之美,有更清楚底認識。不知道什麼是風流底人,經此一講,或者心中更加糊塗,也未可知。

    先要說底是:普通以為風流必與男女有關,尤其是必與男女間隨便底關係有關,這以為是錯誤底。我們以下「論風流」所舉的例,大都取自《世說新語》。這部書可以說是中國的風流寶鑒,但其中很少說到男女關係。當然,說男女有關底事是風流,也是風流這個名詞的一種用法。但我們所謂風流,不是這個名詞的這一種用法的所謂風流。

   《世說新語》常說名士風流,我們可以說風流是名士的主要表現。是名士,必風流。所謂「是真名士自風流」。不過冒充名士底人,無時無地無之,在晉朝也是不少。《世說新語》說:「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任誕》)這話是對於當時的假名士說底。假名士只求常得無事,只能痛飲酒,熟讀《離騷》。他的風流,也只是假風流,嵇康、阮籍等真名士的真風流,若分析其構成的條件,不是如此簡單。我們於以下就四點說真風流的構成條件。

    就第一點說,真名士真風流底人,必有玄心。《世說新語》云:「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日:『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劉孝標注云:「『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樂廣譏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於此?』樂令之言,有旨哉。謂彼非有玄心,徒利其縱恣而已。」「作達」大概是當時的一個通行名詞,達而要作,便不是真達,真風流底人必是真達人。作達底人必不是真風流底人,真風流底人有其所以為達。其所以為達就是其有玄心。玄心可以說是超越感,晉人常說超越,《世說新語》說:「郭景純詩云:『林無靜樹,川無停流。』阮孚云:『泓崢蕭瑟,實不可言』。每讀此文,輒覺神超形越。」超越是超過自我;超過自我,則可以無我;真風流底人必須無我,無我則個人的禍福成敗,以及死生,都不足以介其意。《世說新語》說:「郗太傅(鑒)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婿。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婿,或自矜持。惟有一郎,在東床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正此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雅量》)又說:「庾小征西(翼)當出未還。歸母阮,是劉萬安妻,與女上安陵城樓上。俄頃,翼歸。策良馬,盛輿衛。阮語女:『聞庾郎能騎,我何由得見。』歸告翼,翼便為於道開鹵簿,盤馬。始兩轉,墜馬墮地,意色自若。」(《雅量》)王羲之聞貴府擇婿而如不聞。庾翼於大庭廣眾中,在妻及岳母前,表演馬術墜馬,而意色自若,這都是能不以成敗禍福介意的。不過王羲之及庾翼所遇見底,還可以說是小事。謝安遇見大事,亦是如此。《世說新語》說:「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于常。」(《雅量》)能如此,正是所謂達,不過如此底達,並不是可以『作』底。

陳平原 訓練、才情與舞臺(四)─舞臺與課堂

 

關於“舞臺”

  

  說實話,以諸位的智商,念個博士、當個教授並不難;但真要做好學問,則沒那麼容易。這需要訓練,需要才情,此外,還需要表演的舞臺。目前中國的狀態是,教授們機會很多,大學生、研究生登臺表演的機會則少得可憐。我們的任務是,搭建比較像樣的表演舞臺,讓年輕一代早日脫穎而出。這包括想方設法籌集經費,讓研究生走出去,到國內外參加各種學術會議,也包括去年聯合十多所著名大學,創辦“兩岸三地博士生中文論壇”等。諸位千萬不要將目光局限在這小小的燕園,要走出去,參與各種學術上的合作與競爭。一方面是增長學識,另一方面也是表現自己,讓學界瞭解你這罈“酒”的存在。過去說,“酒香不怕窖子深”,現在不行了,你沒在學術會議及刊物上亮相,不會有人三顧茅廬的。

  缺乏“舞臺”,那是學校及長輩的責任;有了“舞臺”而表現欠佳,那是你們的遺憾。好大學的學生,往往不太懂得“惜福”,有了機會,不擅長馬上抓住,以為過了這個村,還有那個店。其實,決定命運的關鍵時刻,一輩子也就那麼幾步。考上什麼樣的大學、博士論文是否優秀、重要學術會議上有無上乘表現、能否找到合適的工作崗位,對於學者來說,這都是決定性的。十年寒窗苦讀,要將自家學問心得在十分鐘的發言中體現出來,你敢輕慢待之?目前國內學術會議太多太濫,與會者大都不認真;作為剛入行的研究生,你們還有學術理想,不說反潮流,起碼應該知道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壞的。然後,抓住每一次表演機會,用獅子搏兔的架勢,力求完勝。

  對於學者來說,參加學術會議,除了交朋友,談合作,游名勝,最重要的,是在學術對話中“表現自己”。具體說來,包含以下三個任務:發言、傾聽、提問。

  先說如何學會傾聽。參加國內外學術會議,把人家還沒正式刊行的論點或材料“拿來”,那是違規;口頭發表也是發表,必須給予尊重。我想說的是另一個問題。當下中國學界,會“說”的人多,會“聽”的人少。有位從美國回來的教授告訴我,北大不是一流大學,理由是,教授們不聽別人演講,來的都是學生。將“參加學術會議”誤解為上臺念論文,發表完了,走人。名教授或自以為有名的教授,像走馬燈一樣,到處登臺,只說不聽,這是很不好的習慣。作為學者,不能滿足於“獨白”,還得學會“傾聽”。但凡精心組織的會議或論壇,總有精彩的發言值得你欣賞;不怎麼精彩但有一得之見的,也應該仔細傾聽。在眾多學術報告中,能否敏銳地發現前沿話題,並意識到學術突破的可能性,那是判斷一個學者能力的重要指標。很可惜,當下中國,因參加學術會議而“獲益匪淺”的學者,越來越少。

  學術會議上,除了懂得傾聽,還要學會提問。說到“提問”,我不喜歡以下三種風格:一是不懂裝懂,有機會就舉手,誤解對方,胡亂發言,自曝其短;二是逞才使氣,東拉西扯,盡說些自己擅長而跟對方發言沒有關係的話題;三是刻薄為文,不看對方論文大體,抓住一兩個小瑕疵窮追猛打。所謂“提問”,可以挑剔,可以商議,也可以請教,但都要有分寸感,讓對方感覺到你的善意與真誠。學術會議不是拳擊館,追求真理之外,可以表現自我,但不以打倒對方為目標。真正的高手,與人為善,一出口就讓人明白你的實力,而提出的問題又是可以討論的;至於某些可笑的失誤,或點到為止,或私下告知,沒必要拿出來熱諷冷嘲。

  既然參加學術會議,自家發言當然最重要。作為學者,除沉潛把玩、著書立說外,還得學會在規定時間內向聽眾闡述自己的想法。有時候,一輩子的道路,就因這十分鐘二十分鐘的發言或面試決定,因此,不能輕視。中國大學沒有開設演講課程,很多學者缺乏這方面的訓練。學術會議上的發言,不同于朋友聊天,不同於師徒講學,也不同於公眾場合的演說。表演性與學術性互相制衡,既不能誇誇其談,也不能過分靦腆,目標是讓同道聽懂你的關鍵思路,以便展開有效的對話。如何做到既啟發別人也表現自己,有幾個小技巧,供大家參考。

  首先,即便已提交完整的論文,你也不能假想大家都認真拜讀過,還是得提綱挈領,將自家論文的精彩處凸顯出來。其次,傾聽與閱讀差異很大,發言時必須步步為營,切忌天女散花,讓人摸不著頭腦。第三,不常見的關鍵性史料,尤其是古文或外文,讀一遍根本無法知曉,或使用PPT,或印發給聽眾。第四,提要太短,論文太長,建議另外準備發言稿。臨場組織或借題發揮,需要很好的心理素質,更適合於作家而不是嚴謹的學者。第五,越是正式場合,越需要念講稿,千萬別逞才使氣。因為,聽眾期待的,不是你的機智或幽默——那東西有更好,沒有也無所謂;關鍵是你的發言有沒有真東西,能不能讓人眼前一亮。比如我,能欣賞技巧生疏但認真準備的論文,但無法忍受花裡胡哨但沒有真才實學的表演。請記得,學者發言或演講,與歌星演出不一樣。

  

  關於“課堂”

  

  前幾天接受採訪,我老話重提——既然北大、清華的學生,是十三億人中選出來,這大學怎麼辦都不會太差。某種意義上,我們在北大教書,是沾了學生很大的光——北大教授的影響力,遠遠超出其實際水準。作為北大研究生,你們也得珍惜這個可能是目前中國最好的學術環境。北大博士生的獎學金,比國內其他大學多一倍,那是學校自己籌款得來的,加上住宿基本免費,食堂吃飯有補貼,將來走上工作崗位,待遇說不定沒現在好。還有一點,中文系的博士生,不必幫老師做實驗,也不怎麼為系裡打雜。之所以這麼安排,是希望大家心無旁鶩,全力以赴地讀書做學問。香港中文大學博士生的獎學金確實比我們多,但人家規定很嚴格:每週幹多少小時的雜活,一年只有十幾天假期,其餘時間不得擅自離開香港。

  說這些,是因為主管學生工作的老師告訴我,最近幾年,中文系研究生的學習熱情下降,不少人經常蹺課。選修課都是開卷考試,而人文學本來就沒有標準答案,北大教師又標榜相容並包,你只要表達一點不同意見,管他對錯,沒有人敢給你不及格。看準了這一點,不少研究生學期初報個名,學期末交篇作業,不求高分,只要及格。畢業班的同學,更是以實習、找工作、寫論文、談戀愛為由,理直氣壯地“翹課”。開始我不相信,教室裡不是坐得滿滿的嗎?結果一點名,十分之一沒來;填補空白的,是外校來的旁聽生。據說這已經是很好的了,有的課堂上,出席率只有一半。學生們交流經驗,不是談哪門課更重要,對自己的學業有幫助,而是哪門課好修,老師給分高,且不用做作業。

  那天走在未名湖邊,聽導遊給中學生介紹北大:在這裡讀書很自由,想上課就上,不上課就逃,沒人管你。看中學生歡呼雀躍的樣子,我心裡很悲哀,感歎自己落伍了。

  老北大的傳統,確實是特立獨行,自學為主;可曾經的“佳話”,怎麼七轉八折,變成了“假話”。張中行撰《紅樓點滴》(收入《負暄瑣話》),確實提及:“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可張文還有一句:“其實,至少就我親身所體驗,是進門以後,並沒有很多混混過去的自由,因為有無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轄著,這就是學術空氣。”這無聲無臭無形無文的“學術大法”,如同自然規律一樣,保證著大學的運行。若忽略“學術空氣”,放棄自我約束,只談翹課的自由,那大學還能成為大學嗎?

  如此“悠閒”的校園生活,跟我上面談及的北大學生才氣有餘而訓練不好,有直接的關係。為了中文系的長遠發展,也為了對學生負責,系辦公會議討論了好幾次,決定從下學期起,要求選課的學生課堂簽到。你們有足夠的自由選擇空間,除了中文系每學期為研究生開設50門左右選修課,你們還可以修外系的課。但一旦選了課,希望積極參與,養成“誠實做學問”的習慣。有事可以請假,但不能太離譜;按照學校規定,四次無故缺席,取消考試資格。去年辦百年系慶,希望賡續傳統,激發學術熱情;今年則突出教學管理,強化必要的學術訓練。

  做出這個決定,對我本人來說,是很痛苦的。作為《北大舊事》的編者及《老北大的故事》的作者,我深知北大人對於“自由”的渴望。不過,當年我就提醒,“軼事”見精神,但不能過分當真,“好玩”只是校園生活的一小部分。作為學生,絕大部分時間還是進課堂、圖書館與實驗室。這些艱辛的“日常生活”,因為太普通了,時過境遷,不太被當事人“追憶”,但不等於不重要。

  最後,我想說一句:請不要過分誇大燕園生活的特殊性,在這裡念書,同樣需要“一步一步踏在土泥上,打上深深的腳印”。

 

 

陳平原 訓練、才情與舞臺(三)─才情

陳平原 訓練、才情與舞臺(三)─才情

 

關於“才情”

  

  無論寫詩作文、經商從政,都得有才情。做學問自然也不例外。基本訓練完成後,剩下的,就是肯不肯下功夫、有沒有好的發展機遇了。可是,同樣很用功,有人突飛猛進,有人則始終上不去,為什麼?這就說到天賦的問題。

  關於天賦才情,有幾種類型,我略做描述:第一類,雖好學,但資質平平。似乎萬事俱備,可就是“東風不與周郎便”。論文中規中矩,就缺那靈光一現,讀後老覺得缺一口氣。第二類,不是腦子笨,是暫時不開竅。這樣的學生很多,調整得好,總會有豁然開朗的一天。北大中文系不主張研究生入學後馬上撰寫學位論文,而是希望在修課過程中不斷調整姿態,等調整到位後,才進入論文寫作。如此培養思路,好處是學生眼界高,視野開闊,缺點則是往往調整到位也就差不多畢業了;最後關頭,緊趕慢趕,弄出個“眼高手低”的半產品,只好寄希望於畢業後繼續努力了。第三類,有才華,但隨意揮灑,不能善用其才。我在好多地方提及王瑤先生對我的教誨:“有‘才華’是好事,‘橫溢’就可惜了。”這句話,對大學生說有點早,對研究生不說,那就太晚了。很多人“才華”二字寫在臉上,且很享受周圍一片讚揚聲,若不及時提醒,等定型以後,要改也難。第四類,有才華且能善用,但外界條件不允許,最終沒能長成參天大樹。這就是“千古文章未盡才”。第五類,天時地利人和全湊齊,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可這種理想狀態並不多見。

  北大教授普遍尊重個性,欣賞才情;可對於中文系學生來說,要警惕“才子”情結。若不善積蓄,隨意揮灑才華,太可惜了。在日本學界,說你“天才”,那是嘲笑,意思是你訓練不好,或不夠用功。章太炎《菿漢閒話》稱:“學者雖聰慧絕人,其始必以愚自處”。舉的例子是大學者黃侃。世人皆知季剛先生狂傲,不知其讀書時如履薄冰,去世前一個月仍在點《唐駢文鈔》。在《與徐行可書》中,黃侃稱:“常人每自尊大,至於吾輩,見事略多,輒自謂比之古人,曾無其足垢之一屑。前路遙遠,我勞如何乎?”關鍵在於“見事略多”且“前路遙遠”,故多有敬畏之心,無暇自尊自大。

  清人章學誠著意分辨學問與功力,針對的是乾嘉學人之誤以“功力”為“學問”。今天倒過來,國內很多著名大學,尤其是自以為是的北大學生,看不起基本訓練,故往往才氣逼人但根基不穩。老師們不敢嚴格要求,講課時更多考慮學生的興趣,因為只有這樣,教學評估時才能得高分。另外,若真的因材施教,需要花很多時間,老師們都忙著寫論文,不願在教學上多花工夫。這就造成我上面說的,北大學生普遍有才情但訓練不好。

  對於學者來說,有靈氣、有才情、有好的想法,這很重要。但除此之外,還需要認真經營。這不僅僅是技巧問題,也包括心態。吟詩作文,可以發乎性情;撰寫長篇小說或學術著作,需要長時間的醞釀與摸索。五四時期曾有一場爭論,“小說”到底是“寫”還是“做”——前者強調靈性,後者注重經營。實踐證明,有才氣,必須配上善於經營,方才能出大成績。歷史上眾多有“匠心”而無“匠氣”的大書,全都是苦心經營出來的。

  回到正在或即將撰寫博士論文的諸位,你才氣再大,也不可能一揮而就。從“資格考試”到“開題報告”到“預答辯”再到“答辯”,這種步步為營的操作方式,有其合理性。對於爆發式的天才,此舉確實造成某種壓抑,但保證了絕大多數學生的利益——及早發現問題,少走彎路。有的學生追求完善,怕老師批評,想等一切都做好了再拿出來,於是蹉跎歲月;而且,拿出來時,木已成舟,很難再做大的改動。念研究院,本來就是進行學術訓練,不要怕出醜,不要怕失誤,正是在這種不斷修改中,完善自己。

  做學問沒有才情不行,單靠才情也不行。我見識很多志存高遠的北大學生,不屑于從小事做起,看不上具體的專業訓練,整天想著如何橫空出世,石破天驚。在《假如沒有“文學史”……》(《讀書》20091期)中,我曾提及:成功的文學史研究,必須兼及技術含量、勞動強度、個人趣味、精神境界。為何連“勞動強度”也算在內?你用什麼資料,花多少力氣,下多大功夫,內行一眼就能看得出來。勞動量大的,不一定是好論文;但沒有一定的勞動強度,憑小聰明寫出來的,不會有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