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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友蘭《論風流》(下)──深情

馮友蘭《論風流》(下)──深情

 是真風流,必有深情

  就第四點說,真風流底人,必有深情。《世說新語》說:「衛洗馬初欲渡江,形神慘悴,語左右云:『見此芒芒,不覺得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言語》)又說:「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言語》)又說:「王長史(廞)登茅山,大痛哭曰:『琅琊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任誕》)桓溫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八個字表示出人對於人生無常的情感。後來庚信《枯樹賦》云:「桓大司馬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逢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雖二十四個字。但是主要的還是只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八個字。

    桓溫看見他所栽底樹,有對於人生無常底情感,衛玠看見長江,「見此芒芒,不覺百端交集」,他大概也是有對於無常的情感。不過他所感到的無常,不是人生的無常,而是一切事物的無常。後來陳子昂《登幽州台》詩:「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都是所謂「一往情深」。「一往情深」也是《世說新語》中的話。《世說新語》謂:「桓子野,每聞清歌,輒喚奈何。謝公聞之曰『子野可謂一往有深情』。」桓子野喚奈何,因為有一種情感,叫他受不了。這就是王廞所以痛哭的原因。他將終為情死,就是他也是受不了。這是對於人生有情的情感。

    真正風流的人有深情。但因其亦有玄心,能超越自我,所以他雖有情而無我,所以其情都是對於宇宙人生底情感。不是為他自己歎老嗟卑。桓溫說:「木猶如此,人何以堪?」他是說:「人何以堪」,不是說:「我何以堪?」假使他說「木猶如此,我何以堪」,他的話的意義風味就大減,而他也就不夠風流。王廞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他說到他自己。但是他此話與桓溫、衛玠的話,層次不同。桓溫、衛玠是說他們自己對於宇宙人生底情感。王廞是說他自己對於情感的情感。他所有底情感,也許是對於宇宙人生的情感。所以他說到對於情感底情感時,雖說到他自己,而其話的意義風味,並不減少。

    真正風流底人,有情而無我,他的情與萬物的情有一種共鳴。他對於萬物,都有一種深厚底同情。《世說新語》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言語》)又說:「支公好鶴,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鎩其翮。鶴軒翥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言語》)又說:「王子敬(獻之)云:『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若秋冬之際,尤難為懷。』」(《言語》)這都是以他自己的情感,推到萬物,而又於萬物中,見到他自己的懷抱。支道林自己是有凌霄之姿,不肯為人作耳目近玩。他以此情感推之鶴,而又於鶴見到他自己的懷抱。這些意思是藝術的精義,若簡文帝只見「翳然林木」,不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王子敬只見「山川映發」,不覺「秋冬之際尤難為懷」。他們所見的只是客觀的世界。照《世說新語》所說,他們見到客觀的世界,而又有甚深底感觸。在此感觸中,主觀客觀,融成一片。表示這種感觸,是藝術的極峰。詩中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春草無人隨意綠」,「空梁落燕泥」,皆不說情感而其中自有情感。

    主要底情感是哀樂。在以上所舉底例中,所說大都是哀的情感。但是有玄心底人,若再有進一步的超越,他也就沒有哀了。一個人若拘於「我」的觀點,他個人的禍福成敗,能使他有哀樂。超越自我的人,站在一較高底觀點以看「我」,則個人的禍福成敗,不能使他有哀樂。但人生的及事物的無常,使他有更深切的哀。他若從一更高底觀點從天或道的觀點,以看人生事物,則對於人生事物的無常,也就沒有哀了。沒有哀樂,謂之忘情。《世說新語》說:「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為之痛。」(《傷逝》)能忘情與不能忘情,是晉人所常說底一個分別。《世說新語》云:「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慧,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懨。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涅磐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言語》)能忘情比不能忘情高,這也是晉人所都承認底。

    忘情則無哀樂。無哀樂便另有一種樂。此樂不是與哀相對底,而是超乎哀樂底樂。陶潛有這種樂,他的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詩所表示的樂,是超乎哀樂的樂。這首詩表示最高底玄心,亦表現最大底風流。

    在東晉名士中淵明的境界最高,但他並不狂肆。他並不「作達」。《世說新語》云:「王平子(澄)胡毋彥國(輔之)諸人,皆以任放為達,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德行》淵明並不任放,他其實已於名教中得到樂地了。

    宋儒亦是於名教中求樂地。他們教人求孔顏樂處,所樂何事。《論語》曾皙言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宋儒說曾點「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而胸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有萬物各得其所之妙,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朱子注)。不管曾皙的原意如何,照宋儒所講,這確是一種最高的樂處,亦是最大的風流。

    邵康節當時人稱為「風流人豪」。他住在他的「安樂窩」裡,有一種樂。但是程明道的境界,似乎更在康節之上,其風流亦更高於康節。程明道詩云:「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予心樂,將謂偷閒學少年。」又說:「年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文集》卷一)這種豪雄,真可說是「風流人豪」。康節詩云:「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檢,真樂攻心不奈何。」(《林下五吟》,《擊壤集》卷八)「花謝花開詩屢作,春歸春至酒頻斟。情多不是強年少,和氣沖心何可任。」(《喜春吟》,《擊壤集》卷十)攻心而使之無可奈何底樂,大概是與哀相對底樂。與哀相對的不是真樂。康節有點故意表示其樂,這就不夠風流。

 

(原載1944年《哲學評論》第九卷第三期,又見《三松堂學術論集》第609617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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