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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救孩子——中國文教學測驗改良芻議與嘗試(下)

 

國立台中文華高中 黃靖雅

 

五、可以預見的難題

 

法國大學入學考試曾經出現過這樣的題目:「透過勞動,我們獲得什麼?」「所有的信仰,都和理性相悖嗎?」這是給文科學生的考題。至於理科生,有另一組題目等著:「如果沒有國家或政府,我們會變得更自由嗎?」「每個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責任嗎?」

我們的大考題目不必出現這種「深奧」的哲學題目,僅須大量回歸形式素樸,可卻需要思考分析的表達能力測驗,大抵就可以預知可能出現的反彈聲浪。一定有家長馬上站出來質疑評分的公平性,甚至開罵:那是考資優班的,不適合考我們的孩子。而補習班呢?他們會樂於迎接可見的蓬勃商機,摩拳擦掌準備開設「表達能力衝刺班」或「必勝班」。

補習班以商業利益為重,原本就是追逐利益,見縫插針,我無意置喙。但是我內心深處的懷疑卻是:親愛的家長,為什麼要為了齊頭式的平等,遷就於壓制孩子深入思考的選擇題?昇平時代,燈光聲色的誘惑原本就不少,更何況是在智慧手機人手一支,隨時可以在線上遊戲找尋慰藉的今天,把學校的正規學習搞得索然無味,孩子會乖乖就範才是怪事。

 

 

六、試以文華高中期末考試題為例

 

如果不想拿選擇題,尤其是文法與修辭的選擇題來「荼毒」孩子,我可以在校內的考試作點什麼?100學年度的高二期末考,個人嘗試另類考題,以相聲的文稿形式,置入考題。因為種種主、客觀因素,不敢逕自採用全手寫的表達能力測驗,改採折衷方式,除了小部分默寫題外,其餘以近似選擇的配合題出現。學生答題時,只要對於考試範圍有基本的熟悉度,配合相當程度的閱讀能力,就可以從上下文句的邏輯關係找出正確答案。換言之,整個測驗的目標定位在「閱讀理解」上。

如果再深究一層,個人其實還有「置入性行銷」的用意在。透過試卷的閱讀,讓學生在其中溫習中華文化、人生哲學,或者是課本之外的補充教材,如胡適的〈論短篇小說〉,司馬遷的〈報任安書〉。對我來說,出題其實等同一次上臺宣講的機會——當然,學生買不買帳,是不是因而受用,恐怕就因人而異了。

考卷實際施測之後,同仁不乏溢美之詞,當然,這不能排除背後極大的可能:中文系人溫柔敦厚的教養,再加上面對一個共事多年的工作夥伴,大概也說不出什麼刻薄的評語來,是以客觀的參考價值應該有限,此處不必贅言。至於學生,反應其實兩極。

以出題老師身分巡堂時,泰半學生報以會心的微笑,尤其是自己任教的班級,慷慨地爆出響亮的笑聲。私下徵詢,學生的回答是考卷很活、很有創意,感覺非常新鮮,因此寫起卷子來不會有平常制式考卷的煩悶感。可反面的反應有沒有呢?當然有。比較溫和的,只說「看到整張考卷都是字,嚇到腿軟」,「卷子的形式大異尋常,讓人心慌」,「跳脫既定格式的考法,很難猜答案」;最激烈的一個,聽說是嚷了聲「太難寫了!」隨即把試卷撕毀。

撕卷的強烈反應我很能理解。學生十餘年來早已習慣了制式的卷子,習慣從四個選項或五個選項中「找尋」答案——或者,「淘汰」答案——對這種長篇累牘的提問方式恐怕會吃不消。再者,身為資深教師與兩個孩子的母親,我自己也心知肚明,這一代孩子的閱讀習慣一如我們的經濟環境,也是近於雙峰化。鑽得進經典、而且樂在其中的固然不少;習慣輕薄短小的速食文化,只挑簡易版的恐怕也不在少數。一旦被迫面對長篇考卷,如此激烈的反應其實不足為奇。

撇開極端的反應,再怎麼說,那終究是少數,而且是唯一的案例。平心而論,事後回頭審視這份卷子時,當然也看出命題時渾然未覺的盲點。比如說,因為原先公告的範圍極少,又擔心全在課本內的題目考不出鑑別度,命題時刻意往範圍外的相關大方向傾斜——對應試的學生而言,那意謂著超出的範圍比例太高,試卷的難度相對便大大提高了。

類同的心態,我相信是許多工作夥伴在出題時曾經閃過心頭的。擔心出的卷子太過簡單,不具「鑑別度」,以至於自以為容易至極的題目,卻招來遍地哀嚎的反應。

試問:明明公告了出題範圍,可試卷實際出現的卻是範圍外的,如此作法,究竟是讓學生體會到學海的浩瀚無涯,因而生出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仰慕之心;或者只是加深學生飽受挫折的無力感,從而排斥國文的學習?

老師的期待理當是前者,可對學生而言,他們真正的反應卻常常是後者。

相較於其他考科,國文的「投資報酬率」實在太低了,誰要喜歡國文呢?

與其指責學生的「短視近利」或「現實」,不如回歸人性之常。除了極少數的奇葩,可以全然不在乎分數,一般學生當然期待「有念有分」,能在考卷上如實反映自己努力的成果。可如果國文測驗一定要如此「超然」,那就很難期待學生「配合演出」。

要進到教育環境,成為學習的領航員,教育心理學不但是必修,而且理應是高分通過的學科。適度提供學生學習的反饋,不只是在平常互動時給予有力的情緒支持,更應在原先冰冷的試卷上給予實際的成績回饋。適度的「甜頭」非但必要,正確的「打賞」更可以引領學生往理想的學習方向大步前進,何樂而不為?

附帶一提,這張形式相對新穎的試卷裡依然出現了非常「傳統」(說穿了叫「死板」)的「默寫」題型,看似矛盾,對我個人而言則不然。理性的閱讀與思辨,不必然與「背誦」衝突。學習歷程本來就是「輸入」與「輸出」的有效轉換,無有適度的「輸入」,空言「啟發」,敢問「無」中如何生「有」?背誦本身絕非罪惡,其間的判準在「內涵」。易言之,背誦是否得利,關鍵在於我們要求學生背誦的是「什麼」。

能夠進入教科書的文言文早已歷經時代洪流的千錘百鍊,「經典」地位的建立有其客觀性,不論是「形式」與「內容」,都值得肯定。背誦如是經典,對學生的長期發展而言,絕對有正面的收益。堵死學生腦袋的背誦,絕不是這些經典大作,而是一大串無謂的「資料」。

上下五千年的國學當然博大精深,值得深入認識。但莫忘學生的「胃納」與「時間」有限,企圖全部塞進學生腦袋的結果,就只能是索然無味的資料。無有故事性的資料,任憑「身世」偉大得驚人,對學生而言仍然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符號」,乃至腐臭逼人的「屍骸」。更別忘了,我們如今活在一個高科技的時代,這些資料,學生上網「谷歌」一下,便可一覽無遺,就饒了學生吧。

 

 

七、調和現實與理想的教學現場

       

雖然對於修辭與文法霸佔試卷極為反感,但不表示,我反對教學現場完全屏除兩者的存在。只是前提必須把兩者建立在「工具意義」,而不是「目標導向」上。

        文言文與白話文畢竟存有不同的屬性,部分語句須要透過修辭與文法理解。舉最簡單的例子,范仲淹的名篇〈岳陽樓記〉,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逕以常見的單一句式理解,便難見其中奧義。如果學生能夠知道有所謂的「互文足義」,因此深刻了解古之仁人不因外在遭遇或個人得失而或喜或悲的境界,雖然受限於年齡與閱歷,了解仍然有限,但至少對於文字的解讀是比較貼近原義的。

        再如文法,文言文中常見的倒裝句法,透過老師簡要的說解,學生能有基本的認識,日後相關的閱讀即不成問題。一言以蔽之,文法與修辭一如字義與字音字形,都只是築基的工具。而工具畢竟只是基礎,基礎一旦建立,即能向上成就文意賞析的更高建築體。老師在課堂上的說解,千萬不要喧賓奪主,讓文法修辭等工具反客為主,變成教學與測驗的主要目標。

        當然,文法或修辭等工具性的講解,很容易讓學生留下大量筆記,從而製造汪洋宏肆的教學印象,至於是否等同學生真實受用呢?只怕未必。大陸北京四中特等教師張子鍔曾提出非常切當的教學心法:「要給學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水。」

        筆者相信能夠站在講臺上的工作夥伴,每個人背後都備有好幾桶水,等著以愛心與耐心為學生澆灌。只是弱水三千,舀出的該是哪一瓢呢?

        我個人篤信的消極原則是:千萬不要迷信「多即是好」,亦即不要讓大量「資料」倒盡學生胃口。資料是死的,「活」的故事才能真正與學生的「生活」,乃至「生命」產生交集。如果不得已,為了遷就現實,資料性的知識非得提供不可,那麼能少則少。課堂中老師的引導,當在深入現有的選文,建立學生探索的興趣,進而延伸到相關的優質作品。換言之,老師扮演的角色近似深諳營養學的大廚師,端出來的菜色如果是既營養又好吃的「好料」,學生自然「胃口」大開。也只有在閱讀的「質」與「量」兩者俱進之下,學生的國語文能力方能有效提昇——不管是在國文本身的測驗,或者作為其他學科的閱讀理解基礎。

 

 

結語:高中國文老師的悲歌

 

據聞佛陀在證道前,曾與魔鬼有過一段對話。

預備在佛陀涅槃之後擾亂僧團的魔鬼自信滿滿,可佛陀絲毫不為所動:教法、組織一應俱全,魔鬼的騷擾不可能撼動佛教已然穩固的根基。魔鬼聞言,露出猙獰的微笑:閣下弄錯了,我不必苦苦從外圍攻進,只需穿上僧衣,混在僧團裡,自然有辦法讓您的組織從根爛起。

這個故事的結局,據說停格在佛陀婆娑的淚眼。魔鬼用的固然是賤招,卻也是無可抵擋的高招。

身為資深的中學老師,面對教改之後層出不窮的種種怪象,沈重的心情直如當年的佛陀吧。然而既然身在教學現場,如果只能發出一聲徒然的浩嘆,依舊無濟於事。

我想說的是:不論教改怎麼改,作為國文老師,我們最該著意的,當是撇開升學與考試的短期目標之後,放眼大未來,省思學生真正能帶著走的究竟是什麼?

國語文也許只是「工具」學科,是「升學」考科;但對每一個深愛這個志業的工作夥伴來說,孩子願意在離開課室,離開考卷之後,對文字承載的內涵仍然保有熱情,從而誠實面對自己的生命,與美好的作品交相激盪,成就一段餘韻無窮的樂章,相信那才是國文老師靈魂深處最大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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