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瀏覽模式: 普通 | 列表

學運潮中回首看學運

學運潮中回首看學運

節錄自王開林撰 辜鴻銘為何被北大辭退 原載於《同舟共進》2012年第8

 

191954日,北京高校學生組成遊行隊伍,衝擊東交民巷,火燒趙家樓,打傷章宗祥,因此二十三名肇事學生被捕。值得一提的是,章宗祥宅心仁厚,他被誣為“賣國賊”,受到重創,卻並未控告肇事者,反而讓夫人陳彥安出面,代他具呈保釋被捕學生。在紛紛亂局中,謠諑四起,有人懷疑羅家倫和傅斯年去過安福俱樂部赴宴,已被段祺瑞執政府收買,於是嘲罵羅家倫的漫畫和打油詩一齊出籠,打油詩帶有鮮明的人身攻擊色彩:“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財,三字吹拍騙,四維禮義廉。”內訌當然是致命的,若不是胡適及時出面,力保傅、羅二人清白無辜,此事還真不知道會鬧成什麼樣子才能收場。由此可見,學生運動總是暗流潛湧。

  當時,北京各高校的學生代表們決定於57日國恥日實行總罷課。北洋政府深恐事態愈加失控,遂與京城各大學校長達成協議,學生若肯取消罷課之舉,則警局立刻放人。大學校長們認為救人要緊,學生代表們卻不肯廢棄總罷課的原議,不肯向北洋政府妥協。在這個緊要關頭,羅家倫力排眾議,贊成復課,以換取被捕同學的安全歸校。應該說,他作出了理性的選擇,當時的優選方案莫過於此。嗣後蔡元培辭職,北京學運再次發動,很快就波及全國,仿佛一場大地震後的餘震不斷。

  羅家倫認為,“青年做事往往有一鼓作氣再衰三竭之勢”。誠然,青年學生一旦由求實轉為求名,尤其是“嘗到了權力的滋味”(蔡元培的說法)後,一敗塗地的結局就將無可避免。在五四運動一周年時,羅家倫檢討大學生濫用公權,即承認後果堪憂:“自從六三勝利以來,我們學生界有一種最流行而最危險的觀念,就是‘學生萬能’的觀念,以為我們什麼事都能辦,所以什麼事都要去過問,所以什麼事都問不好。”五四運動是二十世紀大學生干政的開端,此後學潮洶湧,一浪蓋過一浪,許多青年人踏上了不歸路,真不知伊於胡底。

  由於五四學潮,北大被打上了鮮明的政治印記,此後數十年,北大的學術空氣逐漸為政治空氣所激蕩,相對健全的個人主義日益式微,思想解放的主命題竟只能叼陪末席。從這個角度去看,羅家倫被列入“五四健將”的方陣,未始不是戴上了黃金打造的枷鎖,令人羨慕的同時,也令人側目。

  究竟是誰抹平了五四學潮與五四運動之間的模糊差距?答案很明確,是羅家倫。1919526日,《每周評論》第23期“山東問題”欄內,發表了署名為毅(羅家倫的筆名)的短文《五四運動的精神》,羅家倫指出,此番學運有三種真精神,可以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存亡:第一,學生犧牲的精神﹔第二,社會制裁的精神﹔第三,民族自決的精神。五四運動的概念從此確立不拔。五四運動迄今被過度歌頌了近百年,它的意義何在?影響何如?理智的人有必要找來李敖的《五四之誤:中國站起來,中國人垮了》,仔細讀一讀。

 

蔡元培先生曾調侃某些北大師生是“吃五四飯的人”,委婉地批評他們一勞永逸,安享尊榮,不求進步。“五四健將”的鎦金招牌何時才吃香?應是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後的追加獎賞才對,間隔了大約七八年時間,反而更加彰顯榮光。試問當初的情形如何?羅家倫的文章洩露出若干信息,厭倦的情緒竟揮之不散。

  1920年,為了配合五四學運周年紀念,羅家倫在《新潮》二卷四號上發表《一年來我們學生運動的成功失敗和將來應取的方針》,作出了深刻的反省,對五四時期的“罷課”、“三番五次的請願”、“一回兩回的遊街”頗有微詞,認為是“無聊的舉動”,是“毀壞學者”。他非常懊悔自己參加了學生運動,原文如右:“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讀了幾年書,而去年一年以來,忽而暴徒化,忽而策士化,忽而監視,忽而被謗,忽而亡命……全數心血,費於不經濟之地。偶一回頭,為之心酸。”他決定要“一本誠心去做學問”,“埋頭用功”,不問政治,“專門學者的培養,實當今刻不容緩之圖”。此文發表後不久,他真就拿定主意“專門研究學問”,去美國留學兩年,去歐洲游學四年。

 

適值國家內憂外患之際(靖雅按:時為抗戰時期),羅家倫激勵中央大學師生學習柏林大學前輩,“建立有機的民族文化”,保有獨立精神,復興中華民族。非常時期,他要引導師生回歸到學術中去,校紀就不可鬆馳,中央大學為此採取四項措施:一是“鬧學潮就開除”,二是“鎖校門主義”,三是“大起圖書館”,四是“把學校搬到郊外”。羅家倫是五四健將,靠鬧學潮起家,現在卻反對學生鬧學潮,措施無比強硬,此舉確實促人深思,耐人尋味。學生離開學校,去社會上蹚政治的渾水,只會被人利用,學業的荒廢固然可惜,有時激成慘禍,還會危及生命。

在羅家倫身上,我們不難看出五四健將們的精神嬗變,由感性的霧散抵達理性的晶凝乃是成長和成熟的必然結果。

 

  •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