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價值與尊嚴

人的價值與尊嚴

作者:彭明輝 (本文係活出生命最好的可能:彭明輝談現實與理想一書導言/聯經出版

什麼是人生的意義? 什麼是人的價值與尊嚴? 人真的可以找到比飲食男女和財富權勢更讓人覺得有價值的人生目標嗎? 這一系列的問題困擾著千古以來中西菁英的心靈,尤其困擾著宗教力量式微之後的西方近代菁英。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一七四九一八三二)在他的成名作《少年維特的煩惱》裡歌頌愛情,但是愈到老年他愈是無法滿足於俗世的愛情與知識,而渴望追求更高的價值與意義。他在劇本《浮士德》裡寫出自己晚年的心路歷程,深深打動了十八世紀無數歐陸知識分子的心。

這是歌德的畢生代表作,充分展現了人類永不止息的自我挑戰,追求更高遠理想的宏願。這個劇本分成兩部,第一部完成於歌德五十七歲的時候;第二部在二十六年後才發表,歌德已經八十三歲。

幕啟時,白髮蒼蒼的浮士德博士在他的書房裡回憶他的一生,他皓首窮經以研究各種學問,滿懷熱情想要知道人生的真理與奧秘,臨終時卻覺得他窮盡畢生精力所得到的知識都是沒有價值的。他想不出人生到底還有什麼值得追求。這時候,魔鬼梅菲絲特出現了,他保證可以引領浮士德去經歷一輩子不曾感受過的滿足與幸福。浮士德接受了這個賭局──他想要知道人生到底還有什麼更高的幸福。

梅菲絲特先帶浮士德去一個酒館享受宴飲之樂,浮士德卻覺得那只不過是在發洩人類最粗鄙的獸性,既無聊又無趣。梅菲絲特用魔法讓浮士德愛上純真的少女葛麗卿,又用魔法將浮士德變成翩翩美少男,去誘拐葛麗卿。葛麗卿愛上浮士德,為了在家裡幽會而把浮士德給的安眠藥水拿給她媽媽,卻意外毒死了母親,而一夜歡的結果則使她懷孕。未婚媽媽的命運是悲慘的,葛麗卿在絕望中將新生的嬰兒溺斃,也因此被判處死刑。對於這一段情與葛麗卿的遭遇,浮士德愧疚多於滿足──塵世裡的飲食男女無法讓他感受到人生的值得。

塵世沒有可以吸引浮士德的事物,梅菲絲特只好帶他超越塵世,周遊於歷史、神話和純粹精神性的世界,去追求人類精神世界最極致的可能性。浮士德克服各種艱難,找到象徵永恆之美的希臘美女海倫,用詩歌的協韻之美擄獲海倫的芳心,把她帶到純樸自然的人間仙境阿卡迪亞,兩人並生下一個精神上的兒子。但是這個結合了藝術與美的孩子,遺傳了浮士德的冒險精神,為了追求勇氣、自由與挑戰一切的極限,他在嘗試飛向天際時摔死,也結束了浮士德和海倫的情緣。

後來,浮士德成為國王的寵臣,獲得一塊濱海的封地。浮士德為他的子民填海造陸並建立堤防,希望用人類的自主力量打敗大自然的暴力威脅,讓人類獲得獨立與自由。某天夜裡來了四個陰沉的女神,帶來他死期將屆的警訊。浮士德拒斥了其中三個女神的協助,卻因為體力衰弱而擺脫不掉被命運之神照料的需要。但是他仍堅持:他一輩子都在奮力掙脫命運的束縛,想要靠人類的知識和努力超越一切限制,邁向更高的價值與自由;因此他將繼續往前推進,追求人類更高的極限。「照料」女神被浮士德的高傲激怒,弄瞎了他的雙眼,並且告訴他:人類一輩子都是盲目的,你也將至死都是盲目的。

但是浮士德毫不妥協,繼續進行他填海造陸與建築城堡的計畫,想要保護人類,讓他們可以擺脫大自然的威脅和命運之神的擺布,靠自己不休止的努力去維護海堤與城堡,爭取自己的獨立、自主與自由。這個工程象徵著人類的命運──人們必須靠自己的努力去爭取人生意義與自主性,並且為了維護人生意義與自主性而永不休止的戰鬥。

浮士德雖然是個虛構的人物,但卻與歷史上許多偉大人物一樣,展現出人類三種令人激賞的高貴特質:一、能自覺的認識自我,不斷自我改善以追求更高的理想,並且願意為這理想而犧牲、受苦,與個人的生理、心理本能對抗,讓我們在這些受苦的靈魂中看到人的尊嚴與價值;二、能有意識的認識自然的世界和人類的社會組織,並且無私的奉獻心血去謀思改善之道;三、對於他人的苦難有一種不忍之心,甚至願意為陌生人犧牲、受苦。

後來的西方哲學家也大致上認為人類具有精神上的自我意識,有能力認識自己,而且能自由抉擇自己的人生路徑,沒有任何既定的生理限制或「本性」可以強迫我們,即使面臨懲罰、痛苦與獎賞的誘惑,也可以不改其志。他們將這種獨立自主的特性稱之為「位格」(person)。

人的尊嚴與價值,也就體現在這三種特質裡;而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也就在以一生的努力去踐履、實現這三種特質,使它們從潛在的可能變成具體的實踐。

自我挑戰,活出生命的終極價值
事實上,在中、西數千年的歷史裡,確實有許多人能以具體的實踐挑戰他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極限,甚至挑戰他自己理性的極限,只為了窮究人生最終的意義,並踐履自己最終的人生理想。

陶淵明是中國文人追求理想的一個典型,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四)一生未婚,只為了要用哲學思考證明人的價值與尊嚴。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oren Kierkegaard,一八一三一八五五)也是為了追求人生最高理想而願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他想要把一生完全奉獻給「那個我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理念」。他甚至說,他只願意讀那些「肯為自己的理想而付出生命的人」所寫的作品。後來,他為了心無旁騖致力於宗教的靈性發展,痛苦決定與他深愛的未婚妻解除婚約。

塞尚(Paul Cezanne,一八三九一九六)也是為了堅持他的理想而忍受大半輩子的孤單、挫折與冷嘲熱諷。他熱愛繪畫,在摯友左拉(Emile Zola,一八四○—一九二)的鼓勵下放棄律師生涯去巴黎學畫。但是他始終未能考入巴黎高等美術學校,而沙龍展評審的結果也是連年落選。後來連左拉都懷疑起塞尚的藝術天分,在他的小說《作品》裡以影射的方式嘲笑塞尚,導致兩人從此絕交。塞尚二十七歲時創作的一幅畫,到四十二歲時才被沙龍展接受(生平唯一的一次),五十六歲時才有畫商幫他安排了生平第一次的畫展。這麼崎嶇的創作過程,最後卻成功的畫出大自然的莊嚴、神秘、崇高與神聖,也畫出人的尊嚴和充滿幸福感的靜物。

梵谷(Vincent van Gogh,一八五三一八九)的時運更加不濟,一輩子只賣出過一批畫,共五張,賺取二十五法郎,其他時候就只能仰賴弟弟接濟。高更(Paul Gauguin,一八四八一九三)當過船員和證券交易所的經理人,他在友人鼓動下成為「週日畫家」;二十八歲時,他的一幅作品被沙龍展接受,後來又連續參加五次印象派畫展,開始成為職業畫家。不幸的是股市狂跌帶動了不景氣,使他不得不去當推銷員和海報張貼員謀生,甚至在巴拿馬運河旅遊作畫期間,盤纏用罄而不得不到工地當苦力。四十三歲時他到達大溪地,展開了他創作生涯最高峰的十年,卻也在貧病交加中染上了嗎啡毒癮,並且在五十五歲時因心臟病發作去世。

梵谷和高更都是在世人不了解的情況下,孤獨的從事繪畫創作,塞尚也是在少數人的支持和大多數世人的厭惡下從事創作。假如他們把外在的成就和世人的肯定當作「自我實現」的重要考量,他們應該早就放棄繪畫的創作了。使他們可以持續不輟創作的原因,就只是單純對創作的熱愛而已。

在林布蘭(Rembrandt van Rijn,一六一六六九)一生的畫作裡,他持續不斷的問,人活著有何價值與意義,以及要如何面對自己的一生。我們可以在他中年以後的自畫像與宗教繪畫中,看到他的倨傲、懷疑、焦慮、困惑、絕望,但是他不曾放棄追求人生的意義,因此終於在晚年的作品裡描繪出人性的神聖光芒,而他的自畫像也終於變得寧謐而坦然。同樣的,我們也可以在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一四五二一五一九)和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一七七○—一八二七)的畢生作品中發現類似的心路歷程。

在許多探討人性與人生意義的小說裡,我們也一再看到作者如何為了確定「人」的尊嚴以及自己和那「位格」的關係,而經歷折騰人心的懷疑、絕望、安慰、歡欣與痛苦,終於在最後肯定了生命的意義與價值。在杜斯妥也夫斯基(Feodor Dostoyevsky,一八二一一八八一)、拉格維斯特(Par F. Lagerkvist,一八九一一九七四)、卡繆(Albert Camus,一九一三一九六)和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一九二九)堅持不懈的探究過程中,我們再度看到了「人」的可貴特質。

為改善世界而無私奉獻
許多大學教授做研究的目的是為了名利與權位,但是真正值得尊敬的學者卻是不計個人毀譽與得失,一心只想透過自己的研究去造福人類。

從蘇格拉底(Socrates,西元前四六七前三九九)開始,哲學思辨與學術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辨別是非,尤其是挑戰普世價值並找出其中的謬誤與盲點,以期引導社會走出世代沿襲的桎梏與盲從,從而邁向更好的未來。蘇格拉底為了引導年輕人去反省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不惜挑戰當時雅典的主流價值,並因此被控以「不敬神」和「蠱惑青年」而處死刑。

一九四年,紐約城市大學聘請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一八七二一九七)擔任一年的教席,卻因為羅素主張開放婚姻與自由思想,引來教會、新聞媒體與各種社會團體的激烈抗議。其中一位女性針對羅素的任命案向紐約高等法院提起告訴,結果主審法官判決羅素的品德不適任哲學教授。羅素並不妥協,反而在後來的履歷中加了一條「學術榮譽與傑出表現」:享有跟蘇格拉底完全相同的罪名,因為「不信神,並且教壞年輕人」而被法院判決不夠格擔任紐約城市大學的哲學教授。即使到了一九七二年,還是有一位具有長聘權的史丹佛大學教授因為支持學生反戰活動而被解聘。

知識分子的風骨之所以讓人感動,就是因為他們這種為了社會的進步而願意自我犧牲的精神。

科技與企業的發展可以是為了私利,更可以是為了造福世人。儒家素有「利用厚生」與「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思想,李陽冰父子的都江堰和中國的許多科技發明都是上述儒家思想的產物。倡導《論語》與算盤合一的澀澤榮一(一八四○—一九三一)企圖用經濟的手段實踐儒家「利用厚生」的思想,在《論語與算盤》一書裡為日本樹立了「儒商」的典範。他棄官從商,致力於建立日本的金融體系和創立各種股份制公司,因而被稱為「日本近代實業界之父」。這種以企業興國的思想啟發了後來松下幸之助「企業存在的目的在解決人類的貧窮」這樣的思想與抱負。

西方的社會改革運動歷史悠久,從歐文(Robert Owen,一七七一一八五八)的工人合作社與公社、英國的霍華德爵士(Sir Ebenezer Howard,一八五○—一九二八)的花園城市、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後來歐洲各國的原始共產黨員,到一九六八年法國的學生運動與美國學生的反戰,西方社會改革運動史上堅持公義的這一方永遠不曾贏過,但是堅持公平與正義的力量也一直不曾退卻。我曾自問:「假如永遠是輸家,他們為什麼還要堅持?」我從歷史學到的最佳理由是:「左派從來都不曾贏過,但是沒有左派的社會,人真的會吃人!」我相信這些人應該都知道他們的堅持也許沒有讓這社會因而變得更好,但至少讓它不會變得更壞。對我而言,光這個理由就已經足夠了。

很多人會在得到權力後就腐敗,或者在參與幾次社會運動的行動後就消沉的躲起來,那是因為他們只想贏,而沒有為自己找到「即使輸也值得堅持下去」的理由;很多人只想要勝利的光彩,而沒有能力為他人耗費自己的時間與生命,去做沒有人喝采的小事情。

但是我一直記得西方社會是從這樣的卑微行動開始改變起的。一八四八年的原始共產黨員人數遠少於今天劍橋、牛津、哈佛的頂尖學府博士,而且通常出身貴族;當年要加入共產黨,必須具備頂尖的能力、罕見的犧牲熱情、人格與道德特質出眾,才有資格成為黨員。這些人做什麼事來改變社會呢? 他們到礦場去當礦工,利用休息時間教礦工寫自己的名字,讓礦工感受到自己不再是沒有姓名的「群眾」(the mass),而是有名有姓的「約翰兄弟」、「瑪莉姐妹」,是跟他們的領主一樣有靈魂,有尊嚴、有人格的人。

我覺得我的出身不如他們,聰明程度不如他們,人品與犧牲精神不如他們。如果他們願意去做這麼卑微的事,我也願意去做各種我所能做到的事。

這些從事社會改革運動的人給了我一個信念──社會運動基本上是一種價值觀的戰爭,也是一種對於「更好的社會」的務實追求與摸索。只要你找到一種現實上可行而更好的社會,你就有機會說服別人既有的不公不義不值得忍耐。

其實,輸贏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有意義的事」。「有能力改變社會」沒什麼了不起──如果那是「使社會變得更糟」的話。重要的是讓這世界因你而變得更好,至少因你的堅持而不至於變得更糟。

為陌生人而犧牲、受苦
在甘地(Mohandas Gandhi,一八六九一九四八)的身上我們看到「人」的尊貴──並不是因為他是印度的國父,而是因為他的「人格」。

印度獨立後不久,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從新建立的巴基斯坦往東撤出時,卻與從旁遮普省往西遷移的回教徒起了衝突,發展成大屠殺,死亡人數以百萬計。面對印度教、錫克教和回教徒之間因為教義而綿延無數代的殘酷殺戮與仇恨,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甘地發誓絕食到死,或者直到旁遮普省所有的殺戮全部停止為止。他說:「或者加爾各答恢復平靜,或者我離開人間。」

這個人,如果人間的仇恨不能被愛化解,他寧可不活;如果他的死可以為人間增加一點愛,減少一點仇恨,他也願意死。是這樣的一個靈魂,讓我們看到「人」的那種尊貴,「位格」的那種尊嚴。

在這個絕食的甘地身上,我們看到「人」的尊嚴。

從第二天早晨起,槍擊聲逐漸與和平的口號聲交織在一起。越來越多的群眾湧向甘地下榻處,甚至最凶狠的殺人犯也放下了大刀、鐵棍和步槍,前來詢問甘地的健康狀況。下午,省督宣布,大學生決定為恢復和平進行總動員。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知名人士紛紛來到這位垂危老人的臥榻前,請求他停止絕食。一名穆斯林跪在他的腳下喊道︰「如果您有個好歹,我們穆斯林可就完了。」任何苦苦的哀求,始終未能動搖燃燒在甘地衰竭身體內的意志。他說道:「在半個月前那種令人引以為榮的和平未恢復之前,我絕不停止絕食。」

第三天凌晨,甘地說話的聲音低得難以聽見,脈搏極度微弱。甘地健康惡化的消息一傳出,加爾各答到處充滿焦急和悔恨。二十七名市區的極端分子來到海達利寓所門前,用充滿悔恨的聲音承認自己的罪惡,請求甘地饒恕,哀求他停止絕食。那夥製造貝利亞加塔大街慘案的人也跑來懺悔,領頭的人對聖雄說:「只要您停止絕食,我們願意愉快的接受任何懲罰。」這天晚上,省督親筆為甘地書寫一封信,告知他全城已經恢復平靜。印度教、錫克教和穆斯林顯要人物起草了一項共同聲明,莊嚴保證「誓死為阻止宗教仇恨的毒焰再起而奮鬥到底」。

九月四日晚上九點十五分,甘地喝了幾口桔子汁,宣告結束七十三個小時的絕食鬥爭。他的老友拉賈戈帕勒查理說:「甘地建樹過許多豐功偉績,然而最為神奇的乃是他在加爾各答戰勝了邪惡,印度獨立也無法與之相比。」

在一九五三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史懷哲(Albert Schweitzer,一八七五一九六五)身上,我們也看到「人」的丰采。

史懷哲是位德國牧師的兒子,熱愛巴哈的音樂和管風琴。二十一歲那年夏天的一個早晨,他覺悟到:「只為自己活著的人將失去生命,只有為了福音獻身的人,才能永生。」於是決定在三十歲以前為學術和藝術而活,三十歲以後將為服務人類的事業而活。史懷哲在音樂和學術上都天賦異稟,管風琴巨擘魏多(Charles-Marie Widor,一八四四一九三七)把他當作自己的衣缽傳人;他在大學與研究所期間極其用功,二十五歲就已經是神學博士、哲學博士,同時又是享有聲望的管風琴演奏家和巴哈研究者。他在一九五年出版法文版《巴哈論》,被認為是自有巴哈的研究書籍以來最高水準的著作。

這個真正在學術與人文精神上的菁英,卻從不曾忘記他二十一歲時的誓願。二十九歲那年,他決心要以醫生的身分終生為非洲服務──只因為非洲醫療落後、環境惡劣,嚴重缺乏醫生。一個學術與音樂界的新星,卻在三十歲開始學醫。他對朋友說:「當然,學醫的日子極不容易,但我的內心寧靜又充滿了幸福感。我的生活是艱苦的,然而是美的。您不要認為我是一個沉於幻想的人,實際上,我是一個非常客觀和冷靜的人。我從青少年時代就開始反覆思考人生的意義,最終的結論是──關鍵在於行動。」

一九一三年春季,史懷哲辭去大學的教授職務,與夫人海倫來到非洲的加彭,從此以後來往歐洲(募款、演奏)與非洲(行醫),直到過世為止,共五十二年。一九一七年,由於戰爭的關係,史懷哲夫婦被法軍遣返到歐洲的俘虜集中營。史懷哲卻用書桌的邊緣當作鋼琴的鍵盤,陶醉在想像的音樂之中,並在戰俘營裡寫下不世鉅作《文明的哲學》(Kulturphilosophie )。一九二八年,史懷哲在接受「歌德獎」時提到:「我們必須與自己及其他一切戰鬥,不為什麼,只因現代是失去了人性的時代。」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史懷哲因病逝世於非洲。

這樣的人在歷史上一直不斷的出現,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一九一○—一九九七)、創辦孟加拉鄉村銀行而獲得二○○六年諾貝爾和平獎的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一九四)等。這樣的人,又讓我們看到「人」──具「位格」的人。

結語
上述這些認真活過的歷史人物,用他們的一生見證了康德以嚴謹的哲學思想所建立的信念──人性具有無可比擬的尊嚴,有能力理解外部世界,具有追求完美與自我提升的能力,可以為自己設定人生目標,可以服從自己的價值觀而抗拒當下的誘惑,即使面臨懲罰、痛苦與獎賞的誘惑也不改其志。因為人具有如此的價值與尊嚴,所以康德特別堅持︰「不論是面對自己或他人,對待人性時都只能把它視為是自身的目的,而不可以僅僅把它當作是一種手段。」也就是說,絕不可視人如物,把別人當作工具。

而寫下〈歡樂頌〉(Andie Freude)的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一七五九一八五)更語重心長的指出,尊嚴乃是「道德力量凌駕本能」的表現,是「在受苦中表現出來的沉著與平靜」,因為精神的自由完全展現在受苦的能力當中。

無怪乎佛教的信仰裡相信人都是佛種子,這賦予人無比的尊嚴──不僅使他不能在任何情況下殺人,甚至使他不能糟蹋自己的一生。

而基督宗教的傳統信仰裡,人是上帝依祂的形象所造,並授權予他去管理上帝所造的萬物。根據聖阿奎納(Saint Thomas Aquinas,一二二五一二七四)的進一步闡釋,人具有精神性的靈魂、智性以及自由意志,使得他成為自己的主人,他獨立而自主的存在,並且是自己一切行為的主導根源。

人是動物,但不僅僅只是動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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