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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舞動台灣的林懷民
須文蔚/聯合報

林懷民在紐約郊區當侍者。有一天他在大廳值班,一個客人給的小費,嘩啦啦地從指間散落地上。從小衣食無缺的他發愣了:該怎麼辦?要呢?還是不要呢?……

小作家的密謀

1961年還在台中一中初中部的林懷民,叩響了《聯合報》副刊主編林海音在台北重慶南路三段宿舍的大門,親切的文壇大師接見了他。

林海音剛採用了他的一篇小說〈兒歌〉,對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能夠嫻熟運用蒙太奇般的手法講故事,感到無比的好奇,於是把他引進狹仄的客廳裡,兩人暢快地交換了寫小說的想法與技巧。林海音覺得林懷民像一個熱切的冒險家,一股腦想闖進文學的國度中,於是鼓勵地說道:「好好的寫下去!有新作品就寄來《聯副》。」

正襟危坐的林懷民回答:「爸爸要我好好讀書,準備升學,不要再寄什麼稿子給您!」

「爸爸的話要聽,但是如果你真想創作的話,誰擋得住你?」林海音說罷,兩人會心大笑了起來。

林海音並不知道,其實林懷民十分畏懼忙於縣長公務的父親。為了尋求雲林縣長連任,父親林金生總是不在家,四處奔波、拜票與處理地方的紛爭。每每回到家中,父親都顯得十分疲累,口中談的多半是地方政治的合縱連橫,或是知識分子改造社會的壯志,文學或藝術都只是無濟於事的休閒。

林海音也不知道,小林懷民除了文章寫得好,也是舞癡。五歲那年,家人帶他去看了電影《紅菱艷》(The Red Shoes),林懷民迷上了芭蕾舞者的舞姿與愛情故事,反覆看了七、八遍。在家中模仿螢幕上舞者肢體舞動,把客廳裡的拖鞋全都跳壞,林媽媽趕緊替他特製一雙白色的舞鞋,那是林懷民的第一雙舞鞋。《聯合報》副刊給他的第一筆稿費,也花在生平第一次舞蹈課上。

少年林懷民暗暗密謀:「要逃開政治世家的束縛,就要寫小說!就要跳舞!」

雖然父親要林懷民念法律,希望他能夠繼承衣缽。在考上政大法律系之後,他隨即轉學到新聞系,大三的林懷民跟隨著旅美舞蹈家黃忠良學現代舞,才大學畢業就出版了小說集《變形虹》和《蟬》。文壇的讚譽如潮水般湧到務實與淑世的父親耳中,都顯得荒唐。

有個暑假,林懷民在家中遇見父親。父親問:「你這一輩子究竟想做些什麼?」

林懷民怯生生回答:「我希望有溫飽、有很多唱片,希望讀點書、寫點文章。」

林金生聽了淡淡一笑:「只是這樣嗎?不想想社會責任嗎?」

父親的一笑,把林懷民放逐到一個遙遠的國度,沒有法律、沒有政治、沒有父親的肯定與支持的荒野。

青年舞者的流浪記

退伍後,林懷民到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系碩士班,展開流浪生涯。

不過青年林懷民不再逃避,而是充滿自信地流轉於不同的領域間,為了文學的愛好,他到愛荷華大學英文系小說創作班,取得藝術碩士學位;為了舞蹈的夢想,他正式在愛荷華學舞,也赴紐約瑪莎‧葛蘭姆以及模斯‧康寧漢舞蹈學校研習現代舞。

沒有家庭的奧援,學舞成為一件奢侈的興趣。暑假到了,林懷民在紐約郊區當侍者。有一天他在大廳值班,一個客人給的小費,嘩啦啦地從指間散落地上。從小衣食無缺的他發愣了:「該怎麼辦?要呢?還是不要呢?」在不到一秒的猶豫下,他想起自己是個侍應生,沒有理由不彎腰。於是他跪了下來,在太太、小姐們的高跟鞋中間,一夸特、一夸特地撿拾。積少成多,存下的錢不但可以學舞,每天跳六小時,他覺得這是學習舞蹈的最後機會,所以特別賣力。晚上花七角五分錢一張的學生票去看舞,站在劇院的高處,眼睛發亮地盯著舞者的律動,無數前衛的演出,滋養了流浪的舞者心靈。

1972年,林懷民帶著儲蓄的七百美元,展開一趟更遙遠的漫遊,他用學生票,繞道盧森堡、巴黎、葡萄牙、西班牙、義大利和希臘,然後回家。

在夏天的夜晚,他睡在公園的石凳上,以背囊為枕,或是住便宜的青年旅館,和背包客交換著旅行的方向。為了趕搭通往曼谷的午夜班機回台北,他提前到達雅典機場,忽然覺得自己不再是個孩子了,假期度完了,社會責任上肩膀了,想起要回到戒嚴時期的封閉島嶼,恐怕再也沒機會浪跡天涯,不禁悲從中來,跑進廁所大哭了一場。

舞動雲門

擦乾眼淚,回到台灣的林懷民很快投身到現代舞的推廣與教育上。

懷著忐忑的心情,在1973年2月9日,到台北南海路美國新聞處林肯中心,舉行現代舞表演及演講。就在演講結束的晚上,接到俞大綱先生的電話。

「林先生,今天的演講很精采,年輕人擠滿了現場,我站著聽完!」

林懷民怯怯地道:「謝謝!」

「內人和我明天晚上要到文藝中心看戲,剛好多了張票,你能不能陪我們去?」

縱使對平劇有些排斥,但由於敬畏俞先生,也就答應赴會。從此,俞先生看戲總是剛好多一張票,在俞先生細膩、精闢的詮釋下,讓林懷民認識了平劇,也啟發了林懷民把現代舞與傳統戲曲、藝術與思想結合在舞蹈創作上。

在1970年代,結合傳統與現代,尋找自己的音樂、舞蹈與文學的呼聲,此起彼落。台灣省交響樂團的團長史惟亮以「中國現代樂府」為名,推廣本土音樂創作,邀請林懷民一起創作。於是林懷民引用《呂氏春秋》中的記載:「黃帝時,大容作雲門……」創辦了台灣第一個專業舞團「雲門舞集」,希望用中國人寫的音樂,讓中國舞者,跳給中國人看。

雲門舞集讓當時貧瘠的文藝環境為之振奮,無論是《寒食》、《哪吒》和《白蛇傳》,不但受到觀眾的歡迎,更獲得評論界的讚譽。可是當時劇場並沒有專業分工,滿腔熱血的林懷民必須要把音樂、編舞、服裝、道具、燈光、場地、票務與文宣等工作,一肩扛下,更要張羅團員的薪資。林懷民總是右手領到政大發的薪水,左手就把錢交到雲門的排練場,應付團員的急需。

在舞台的燈光熄滅,當觀眾的掌聲停歇,他總是要愁苦下一場演出的舞碼,和無窮無盡的行政工作。

有一天,創作遇上了瓶頸,加上團務繁忙,林懷民忍不住向俞大綱抱怨:「創作好像走鋼繩,根本不曉得明天會怎樣,真是要命。而且我百分之九十的時間必須去做些與藝術無關的事,才能維持舞團。」

俞先生像哄著孩子一樣,勸眼前蒼白與愁苦的年輕人:「別嘆氣!你這麼年輕,努力下去總有出路的。」

林懷民卻不領情地說:「不幹了,我要瘋了!」

不料,這句話惹火了俞大綱。他高聲道:「我活到今天,還想做點事情,把中國文化繼續在台灣傳承。世界亂成這個程度,我得了心臟病,太太中風,我還在努力!」老先生突然大力拍桌子怒斥:「雲門不許停辦!」

於是二十八歲的林懷民強打起精神,繼續編舞與帶領舞團。甚至在1976年帶團赴日本,遭遇破產的危機,也沒有退卻。這時,曾任駐美大使的葉公超先生挺身而出,為雲門募款,從此舞者開始定期支薪,舞團也慢慢步上軌道。

失足與起身

雲門舞集並非從此一帆風順,1977年春天,俞大綱因癌症去世,同年史惟亮先生因心臟病去世,在思想上與音樂上引領雲門的兩位哲人遠去,讓林懷民在精神上頓失依靠。秋天,他在演出時,不慎失足,右小腿肌肉破裂,讓他必須暫時離開舞台。

在美國的風雪中穿梭在醫院與舞蹈教室間,離故鄉愈遠,林懷民卻有更貼近鄉土的構思:在苦悶的年代,為匍匐在土地上掙扎的人們發出嘶吼,以滿腔熱血寫作一首屬於台灣的史詩。他在1978年底推出了《薪傳》,敘述三百年前先民渡海前來,蓽路藍縷開拓台灣,綿延香火的故事。

林懷民把《薪傳》獻給故鄉嘉義,就在首演當天,12月16日的早上,美國政府宣布與中國大陸建交,低迷的氣氛瀰漫在嘉義體育館中,六千名觀眾,隨著陳達〈思想起〉的歌聲,步入了台灣的悲歡歲月中。雲門請嘉義農專培植了一方禾苗,當舞台燈光照亮綠油油的稻禾,觀眾瘋狂地拍起手來。林懷民站在後台掉下了眼淚,他知道,故鄉從未看過現代舞的鄉親,是多麼以嘉南平原上的作物為傲。從「唐山」到「渡海」,從「拓荒」、「播種」,到「豐收」與「節慶」,觀眾面對變局的壓力釋放出來,台上與台下一起激動落淚,掌聲久久沒有停歇。

80年代尾聲,台灣錢淹腳目,辛苦拚搏與編舞的林懷民,突然發現原來在台下熱切的眼神,迷茫在大家樂和股票市場上。1988年底,他決定讓雲門暫停,讓自己再度去流浪。

1991年歸來後,他坐在台北街頭的計程車上,和司機談政治、經濟與生活,也慨嘆經營舞團的艱苦。這位司機突然正色問道:「哪個行業不辛苦?」

林懷民一時啞然,下了計程車後,正要駛離路邊的司機突然搖下車窗,高聲說:「林老師,加油!」

林懷民不由得想起在80年代,也曾遇到一位灰白平頭的司機先生,嚼著檳榔,話不多,透過後照鏡認出他,臨下車堅持不收車錢,堅定說:「林先生,要更打拚,要替台灣人爭口氣!」

林懷民發現,雲門舞集是台灣人共同享有的一個夢,他不能中斷台灣人作夢的權利,於是起身,重新舞動雲門。

傳承流浪的基因

正因為貼近台灣的土地,雲門舞集從傳統與鄉土中汲取了豐富的養分,也才能征服了歐洲、美加、日本等地的舞蹈界與媒體。林懷民獲獎無數,雲門舞集也得到不少企業家的贊助,沒有再傳出財務的危機。2004年二月,當他獲頒行政院文化獎時,在授獎舞台上卻聽見他說:「我很不好意思,我要謝謝評審,因為我很需要這筆錢。」

這筆為數新台幣六十萬元的獎金,究竟能夠幫雲門舞集度過怎樣的難關?台下觀眾無不發愣。

林懷民緩緩地說出他的想法,年少時他受過許多人的幫助,現在想成立一個「流浪者計畫」:「讓年輕藝術家可以來申請一筆錢,到海外從事自助式的『貧窮旅行』!」

藉由「流浪者計畫」,林懷民希望台灣年輕藝術家去壯遊天下,透過貧窮旅行,展開自我與自我的對話,追求屬於自己的冥想空間。而且一個人在國外,勢必要與陌生人對談,這樣才能夠擴大視野,汲取不同國家的文化經驗。

林懷民喜歡這麼說:「年輕時的流浪,是一生的養分。」他曾經叛逆與逃避,更曾經徬徨,但他回台灣後,堅持在鄉野的泥土上舞蹈,將傳統與現代融於一爐,而今更把流浪的基因傳承給青年,讓下一個世代的血管中響著濟慈的歌聲:「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在流浪。」讓下一個世代去追逐、挫折、反思與重建世界觀。林懷民相信,當漂鳥返家時,父親念茲在茲的「社會責任」,將會播種在台灣的每個角落,鄭重地發芽與茁壯。























































追悼志摩

追悼志摩                                                                                胡適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來;

 我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雲彩。(再別康橋

志摩這一回真走了!可不是悄悄的走。在那淋漓的大雨裡,在那迷濛的大霧裡,一個猛烈的大震動,三百匹馬力的飛機碰在一座終古不動的山上,我們的朋友額上受了下致命的撞傷,大概立刻失去了知覺。半空中起了一團天火,像天上隕了一顆大星似的直掉下地去。我們的志摩和他的兩個同伴就死在那烈焰裡了!

我們初得著他的死信,都不肯相信,都不信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會死的這麼慘酷。但在那幾天的精神大震撼稍稍過去之後,我們忍不住要想,那樣的死法也許只有志摩最配。我們不相信志摩會「悄悄的走了」,也不忍想志摩會死一個「平凡的死」,死在天空之中,大雨淋著,大霧籠罩著,大火焚燒著,那撞不倒的山頭在旁邊冷眼瞧著,我們新時代的新詩人,就是要自己挑一種死法,也挑不出更合適,更悲壯的了。

志摩走了,我們這個世界裡被他帶走了不少雲彩。他在我們這些朋友之中,真是一片最可愛的雲彩,永遠是溫暖的顏色,永遠是美的花樣,永遠是可愛。他常說:

 我不知道風

 是在那一個方向吹

我們也不知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可是狂風過去之後,我們的天空變慘澹了,變寂寞了,我們才感覺我們的天上的一片最可愛的雲彩被狂風捲去了,永遠不回來了!

這十幾天裡,常有朋友到家裡來談志摩,談起來常常有人痛哭,在別處痛哭他的,一定還不睡。志摩所以能使朋友這樣哀念他,只是因為他的為人整個的只是一團同情心,只是一團愛。葉公超先生說:「他對於任何人,任何事,從未有過絕對的怨恨,甚至於無意中都沒有表示過一些憎嫉的神氣。」陳通伯先生說:「尤其朋友裡缺不了他。他是我們的連索,他是黏著性的,發酵性的。在這七八年中,國內文藝界裡起了不少的風波,吵了不少的架,許多很熟的朋友往往弄的不能見面。但我沒有聽見有人怨恨過志摩。誰也不能抵抗志摩的同情心,誰也不能避開他的黏著性。他才是和事老,他有無窮的同情,他總是朋友中間的『連索』。他從沒有疑心,他從不會妒忌,使這些多疑善妒的人們十分慚愧,又十分羡慕。」

他的一生真是愛的象徵。愛是他的宗教,他的上帝。

 我攀登了萬仞的高岡,

 荊棘扎爛了我的衣裳,

 我向縹緲的雲天外望

 上帝,我望不見你!

……

 我在道旁見一個小孩:

 活潑,秀麗,襤褸的衣衫;

 他叫聲媽,眼裡亮著愛

 上帝,他眼裡有你!(他眼裡有你

志摩今年在他的猛虎集 自序裡曾說他的心境是「一個曾經有單純信仰的流入懷疑的頹廢」。這句話是他最好的自述。他的人生觀真是一種「單純信仰」,這裡面只有三個大字: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他夢想這三個理想的條件能夠會合在一個人生裡,這是他的「單純信仰」。他的一生的歷史,只是他追求這個單純信仰的實現的歷史。

社會上對於他的行為,往往有不能諒解的地方,都只因為社會上批評他的人不曾懂得志摩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他的離婚和他的第二次結婚,是他一生最受社會嚴厲批評的兩件事。現在志摩的棺已蓋了,而社會上的議論還未定。但我們知道這兩件事的人,都能明白,至少在志摩的方面,這兩件事最可以代表志摩的單純理想的追求。他萬分誠懇的相信那兩件事都是他實現他那「美與愛與自由」的人生的正當步驟。這兩件事的結果,在別人看來,似乎都不曾能夠實現志摩的理想生活。但到了今日,我們還忍用成敗來議論他嗎?

我忍不住我的歷史癖,今天我要引用一點神聖的歷史材料,來說明志摩決心離婚時的心理。民國十一年三月,他正式向他的夫人提議離婚,他告訴她,他們不應該繼續他們的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結婚生活了,他提議「自由之償還自由」,他認為這是「彼此重見生命之曙光,不世之榮業」。他說:「故轉夜為日,轉地獄為天堂,直指顧間事矣。……真生命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幸福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真戀愛亦必自奮鬥自求得來!彼此前途無限,……彼此有改良社會之心,彼此有造福人類之心,其先自作榜樣,勇決智斷,彼此尊重人格,自由離婚,止絕苦痛,始兆幸福,皆在此矣。」

這信裡完全是青年的志摩的單純的理想主義,他覺得那沒有愛又沒有自由的家庭是可以摧毀他們的人格的,所以他下了決心,要把自由償還自由,要從自由求得他們的真生命,真幸福,真戀愛。

後來他回國了,婚是離了,而家庭和社會都不能諒解他。最奇怪的是他和他已離婚的夫人通信更勤,感情更好。社會上的人更不明白了。志摩梁任公先生最愛護的學生,所以民國十二年任公先生曾寫一封很長很懇切的信去勸他。在這信裡,任公提出兩點:其一,「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于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已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其二,「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象起落鶻突,而得滿足得寧帖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已耳。」任公又說:「嗚呼志摩!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儕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於不可必得之夢境,挫折數次,生意盡矣,鬱悒佗傺以死,死為無名。死猶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墮落至不復能自拔。嗚呼!志摩,可無懼耶!可無懼耶!(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日信)」

任公一眼看透了志摩的行為是追求一種「夢想的神聖境界」,他料到他必要失望,又怕他少年人受不起幾次挫折,就會死,就會墮落。所以他以老師的資格警告他:「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

但這種反理想主義是志摩所不能承認的。他答覆任公的信,第一不承認他是把他人的苦痛來換自己的快樂。他說:「我之甘冒世之不韙,竭全力以鬥者,非特求免凶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求人格之確立,求靈魂之救度耳。」人誰不求庸德?人誰不安現成?人誰不畏艱險?然且有突圍而出者,夫豈得已而然哉?第二,他也承認戀愛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他不能不去追求。他說:「我將於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靈魂之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他又相信他的理想是可以創造培養出來的。他對任公說:「嗟夫吾師!我嘗奮我靈魂之精髓,以凝成一理想之明珠,涵之以熱滿之心血,朗照我深奧之靈府。而庸俗忌之嫉之,輒欲麻木其靈魂,搗碎其理想,殺滅其希望,汙毀其純潔!我之不流入墮落,流入庸懦,流入卑汙,其幾亦微矣!」

我今天發表這三封不曾發表過的信,因為這幾封信最能表現那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徐志摩。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須有愛,必須有自由,必須有美;他深信這種三位一體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純潔的心血培養出來的。—我們若從這個觀點來觀察志摩一生,他這十年中的一切行為就全可以瞭解了。我還可以說,只有從這個觀點上才可以瞭解志摩的行為;我們必須先認清了他的單純信仰的人生觀,方才認得清志摩的為人。

志摩最近幾年的生活,他承認是失敗。他有一首生活的詩,詩暗慘的可怕。

 陰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

 生活逼成了一條甬道:

 一度陷入,你只可向前,

 手捫索著冷壁的黏潮,

 

 在妖魔的臟腑內掙扎,

 頭頂不見一線的天光,

 這魂魄,在恐怖的壓迫下,

 除了消滅更有什麼願望?

他的失敗是一個單純的理想主義者的失敗。他的追求,使我們慚愧,因為我們的信心太小了,從不敢夢想他的夢想。他的失敗,也應該使我們對他表示更深厚的恭敬與同情,因為偌大的世界之中,只有他有這信心,冒了絕大的危險,費了無數的麻煩,犧牲了一切平凡安逸,犧牲家庭的親誼和人間的名譽,去追求,去試驗一個「夢想之神聖境界」而終於免不了慘酷的失敗,也不完全是他的人生觀的失敗。他的失敗是因為他的信仰太單純了,而這個世界太複雜了,他的單純的信仰禁不起這個現實世界的摧毀;正如易卜生的詩劇Brand裡的那個理想主義者,抱著他的理想,在人間處處碰釘子,碰的焦頭爛額,失敗而死。

然而我們的志摩「在這恐怖的壓迫下」,從不叫一聲「我投降了」—他從不曾完全絕望,他從不曾絕對怨恨誰。他對我們說:「你們不能更多的責備。我覺得我已是滿頭的血水,能不低頭已算是好的。」(猛虎集 自序)是的,他不曾低頭。他仍舊昂起頭來做人;他做事,他總是仍舊那樣熱心,仍舊那樣高興。幾年的挫折,失敗,苦痛,似乎使他更成熟了,更可愛了。

他在苦痛之中,仍舊繼續他的歌唱。他的詩作風也更成熟了。他所謂「初期的洶湧性」固然是沒有了,作品也減少了;但是他的意境變深厚了,筆致變淡遠了,技術和風格都更進步了。這是讀猛虎集的人都能感覺到的。

志摩自己希望今年是他的「一個真的復活的機會」。他說:「抬起頭居然又見到天了。眼睛睜開了,心也跟著開始了跳動。」我們一班朋友都替他高興。他這幾年來想用心血澆灌的花樹也許是枯萎的了;但他的同情,他的鼓舞,早又在別的園地裡種出了無數的可愛的小樹,開出了無數可愛的鮮花。他自己的歌唱有一個時代是幾乎消沉了;但他的歌聲引起了他的園地外無數的歌喉,嘹亮的唱,哀怨的唱,美麗的唱。這都是他的安慰,都使他高興。

誰也想不到在這個最有希望的復活時代,他竟丟了我們走了!他的猛虎集裡有一首詠一隻黃鸝的詩,現在重讀了,好像他在那裡描寫他自己的死,和我們對他的死的悲哀:

 等候它唱,我們靜著望,

 怕驚了它。但它一展翅

 衝破濃密,化一朵彩雲;

 它飛了,不見了,沒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熱情。

志摩這樣一個可愛的人,真是一片春光,一團火焰,一腔熱情。現在難道都完了?

決不—決不志摩最愛他自己的一首小詩,題目叫做「偶然」,在他的卞昆岡劇本裡,在那個可愛的孩子阿明臨死時,那個瞎子彈著三弦,唱著這首詩: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滅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朋友們,志摩是走了,但他投的影子會永遠留在我們心裡,他放的光亮也會永遠在人間,他不曾白來了一世。我們有了他做朋友,也可以安慰自己說不曾白來了一世。我們忘不了和我們在那交會時互放的光芒!

二十年,十二月,三夜(同時在北平 晨學園發表)

 

繞著地球公益旅行

褚士瑩:繞著地球公益旅行

 

 不到三十歲,褚士瑩就曾遊歷過八十多國、出版三十多本旅遊書。
現在,他選擇做一個能夠結合旅行志趣的國際志工顧問,浪跡世界幫助人。
文/蕭富元 天下雜誌364

 他曾經需要不斷販賣自己,寫專欄、出書打書,拍廣告、主持廣播和電視節目,時時刻刻活在攝影鏡頭下;他也曾在美國高科技公司工作五年,看盡金錢遊戲。彷彿是走到生命的轉角,先後在台大、開羅大學與哈佛求學的褚士瑩,精準地按照自己的人生規劃,在而立之年轉換跑道,開啟公益旅行家的生涯。

像他這樣從小夢想旅行世界,不到三十歲就遊歷八十多國、出版三十多本旅遊書的實踐者並不常見。褚士瑩從高中時期做交換學生開始浪跡世界,只不過,過去他為自己旅行,現在他為別人旅行。

組織專業志工團

一年有三百三十多天在海外,待在台灣的時間前後加起來只有一個月,褚士瑩還記得,在哈佛甘迺迪學院念公共行政時,深切體認到自己旅行世界的夢想其實很小,立願三十歲後要幫助那些夢想更大的實踐家。

他選擇做一個能夠結合旅行志趣的國際志工顧問,並組織一組包含科學家、農業學者、計劃專家等多國籍的十人專業志工團隊,積極參與國際公共事務。

和觀光旅行迥異其趣,公益旅行看到的是殘破不堪的現實。

三年多前,褚士瑩擔任某項緬甸孤兒獎學金專案顧問,深入現場後,發現孤兒還是上不了學,善款淪為軍方手中的武器。緬甸軍事政權禁止非政府組織進入當地,要真正幫助失學兒童,褚士瑩必須思考如何在不觸犯軍政府的前提下,直接到現場工作,把兒童留在學校,免於落入雛妓或是童工的命運。

根據多年經驗,他深知公益計劃要成功,必須有當地人全程參與。他主動連絡聯合國東南亞總部詳陳構想,並三顧聯合國緬甸辦公室,說動當地工作人員加入他的團隊,從零開始,建立了專案志工辦公室,並獲得政府默許,成為第一個獲准進入緬甸偏遠地區的非政府組織。他每個月都會到緬甸蹲上一、兩個星期,發展到後來,英國、日本使館以及世界展望會等機構,甚至還委託他做一些公益專案。

從仰光出發,需要走五天才能到達這五個普通旅人足跡難至的窮困省分。褚士瑩到各地募款,認養失學孤兒,並在當地辦托兒所做學前教育,協助推廣環保農場,說服居民放棄鴉片改種高經濟價值作物。

他也反思,弱勢社會是一種結構問題,光是幫助小孩,並不能解決問題,還得擴及他的家庭,乃至整個村子。總是幫了一個忙,就會有另一個問題浮現,志工能幫忙的永遠只是冰山一角。「這時必須想,你對自己的信心是什麼?你想要的意義是什麼?」褚士瑩始終相信,只要小孩知道有人曾經為他努力過,日後他也會為自己的人生努力。
在做國際志工的過程中,褚士瑩觀察到,幫助弱勢團體並不如想像中的簡單,「working with the community(與社區一起工作)和working for the community(為社區工作)完全不一樣,」一身勁裝打扮的褚士瑩強調,做志工不能一廂情願去想對方需要什麼,而是要了解對方原有的需求,協助他們一起完成。「如果他們要的只是踩水機器,你卻給電腦,這就像是外太空來的隕石,」褚士瑩感慨,志工需要等待、自我要求和紀律,不能徒有熱情而缺乏常識,不專 業造成的傷害通常比幫助還要大。

負責任的旅遊

對褚士瑩而言,推展國際志工計劃最艱困的工作,不是如何有效幫助弱勢、和對方政府交手,而是跟捐款者溝通。他曾經協助一個十七歲的緬甸青年文盲申請補助回小學念書,當捐錢者看到認養的「兒童」照片,對褚士瑩抱怨,「他怎麼那麼老又不可愛?」讓褚士瑩錯愕不已。
除了把志工當作專業,他也秉持「公益旅行是一種負責任的旅遊(responsible travel)」信念,不為了做一件好事,而創造另一件壞事。即使是做公益,旅行也不能造成額外公害,搭飛機、乘汽車所消耗的油料以及製造的二氧化碳,都必須以種樹或送省電燈泡來抵消。

同時處理十幾個公益專案、遍布十幾個國家,每個月平均去十個國家,就算工作時間比以前更長,褚士瑩反而沒有以前那麼疲累,「不必販賣自己,每一口 呼吸都是在幫助別人,非常值得,」褚士瑩內省,全職公益讓他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看清自己在世界上的定位,對名利也更覺悟。現在的他,即使寫書,也不必到處 宣傳、搶媒體曝光。
「現在的我,不需要別人認識,對自己的快樂看得更清楚,」不過三十幾歲,褚士瑩言談間顯得內斂老成。
是啊,做的是自己想做而不是必須做的事情,必須做的又是自己想做的事情,這的確是一份美好的差事 。■

 

1001次邂逅  ‧王文華

我到台南一所高中演講,同學們寫了張卡片給我,上面畫著他們心目中的王文華。他們高估了我頭髮的數量,卻精準地捕捉到了我的小眼睛。一位叫「大象」同學在卡片中寫:「你的書像蔡依林的情歌,讓我瘋狂,讓我心碎。」我會心一笑。我知道蔡依林在他們心中的地位,所以這句話比諾貝爾獎都令我光榮。現場有一千多位同學,我不知道誰是「大象」。但我感覺他長長的鼻子,溫暖地擁抱著我。我特別high,我感受到愛。 演講完後我帶著卡片離開,不知道何時才會再見到這群學生。更不知道若能再見,我,或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子。但我抱著他們給我的卡片,在高鐵上睡著。在夢中,我想起了生命中好多類似這樣的邂逅。  


二十四孝

第一次學到「邂逅」這個字,是在瓊瑤的小說。那是三十年前,一個「邂逅」和「浪漫」都還流行的時代。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總是在一場巧合中認識,然後愛得天昏地暗。當時的我也希望自己是秦漢,在街角遇到我的林鳳嬌。

但慢慢長大後,發現現實生活沒那麼多巧合。縱使有,也是倒楣地被野狗咬到,不是幸運地碰到林鳳嬌。我的浪漫情懷,隨年齡增加而減少。升學壓力下,下課後忙著問補習班老師,沒空去「問斜陽」。上公車忙著補眠,哪有閒情逸致跟陌生女子聊天?

準備聯考的方式,影響了我談戀愛的方法。我愚昧地把「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心態,套用在愛情中。你不愛我,我就再多愛你一點,你一定會被感動吧!我實踐著「二十四孝」中每一個故事,只不過對象不是爸媽,而是女友。


 沉重的青春期

這樣一來,愛情就少了「邂逅」的輕盈,多了「奮鬥」的沉重。高中時我當校刊主編,「編輯的話」的題目是「永恆的愛」。那時覺得沒有愛,人生就不值得活,而愛不永恆就沒有價值。我寫了張卡片給一個女生,引用漢朝樂府的詞:「天地合,乃敢與君絕。」那時,我才認識她兩個禮拜。

這種沉重一直延伸到大學。女友在電話亭與我分手,我站在電話亭裡,她在電話的另一端。當時我喘不過氣來,覺得自己活不下去。我的世界縮小成一個密閉的電話亭,一切都失去了意義。一個我只認識了半年的女孩離開了我,我就準備要離開養我二十年的父母。

那時一愛就要愛一輩子,分手就不想活。愛情像個龜殼,我要嘛就躲在裡面,要嘛就像十字架一樣背著它走。


 
君子之交淡如水

當完兵後出國念書,被迫斬斷所有感情,一切從頭來起。跟老外很難深交,反倒重拾了「邂逅」的美好。我早已不記得跟哪些老外同學義結金蘭,卻記得冬天跟一群同學在戶外浴池泡熱水澡,有人提議脫光衣服,我接受挑戰,沒想到我剛脫光,有人就把浴池的水統統放掉。那天「袒裎相見」的人有哪些我都忘了,只記得一群裸體瘋狂地大叫。

我也記得我和教授的邂逅。「創業」課程的柯林斯教授(《從AA+》作者),上課強調集體討論,課堂發言占總成績的40%。我從台灣來,不習慣上課發言。學期過了一半,還沒有「開張」。我在掙扎,柯林斯也看得出來。有一天討論一家義大利的家族企業把創辦者的銅像放在大廳,他問大家為什麼要放銅像。當下我感謝孔子孟子國父蔣公,讓我在一個充滿銅像的環境下長大。我把握這千載難逢的機會舉手,柯林斯立刻點我。我說得很短,但他卻在課堂上稱讚我。下課後,他親手寫了一張紙條,放在我的信箱:「To Wen-hua Wang,很好的貢獻。清楚地指出銅像的意義。幹得好!」

那張紙條,我到今天還留著。畢業後我沒再見過柯林斯,但13年後我寫信給他,邀他來台灣演講。他雖然婉拒了,但很快地回覆我。我感謝他。我相信再過13年,我還會再邀他來台灣。

這是不是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沒想到我靠一個老外,體會到了這個道理。


 
無常勝永恆

在美國工作那幾年,被公司調來調去。談的幾次戀愛,也都無疾而終。分開時我們沒說分手,但也沒發誓要保持聯絡。簡單吃了個晚餐,他們送我到車站。可能因為對象都是老外吧,我沒辦法跟她們解釋「天地合,乃敢與君絕」,於是也就鼓不起這樣的情懷。那幾年居無定所,慢慢見到生老病死。體會到生命的無常,也就不再追求永恆了。

三十幾歲回到台灣,爸爸過世了。當我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我突然準備好失去任何東西。爸爸走後,女友跟著離開。很痛,但已經不會躲在電話亭中。那之後,我的心態改變了。生活中任何東西,我不再「擁有」,而選擇「租用」。車子、住家、愛情。我只知道今天是我的,明天?明天再說吧。


 
沒有期待和要求

心態一轉,「邂逅」又開始發生。我認識了一群星期天一起爬山的朋友,他們年紀大我20歲,職業和背景和我截然不同。但我卻享受每周和他們爬山,到今天已經七年。我們平常很少聯絡,也不知道彼此的工作內容。我們從來不約,只要沒有特別通知,每周原時原地見面,風雨無阻。我對他們的信心,甚至超過過去必須反覆確認的女友。

我問自己:我對他們的認識有限,生活毫無重疊,為什麼關係可以維持這麼久?這麼堅定?後來我想通了,我們長久而堅定的原因,正是因為彼此認識有限、生活毫無重疊。因為這樣就沒有利害關係,對彼此也沒有期待和要求。工作上認識的人很難成為好友,因為有利害關係。家人和愛人永遠糾結,因為有太多的期待和要求。

山友讓我體會到:朋友不一定要兩肋插刀,愛人不一定要海誓山盟。有時淡泊的交情,反而更能長久。不追求永恆的關係,往往自然地綿延。大學時的女友早就沒聯絡了,但大學時的同學卻常常吃飯。童年一起鬼混的鄰居都已散夥,但童年巷口的理髮廳還在那裡。有緣,就聚一會兒。下次,也不必特別約。有些事情現在不做,一輩子都不會做了,那又有什麼關係?死前應該去的100個地方,我只去了10個,但這10個都玩到徹底,也很好啊!幹嘛一定要衝業績?趕進度?如果人生真的有永恆,那麼唯一可靠的永恆只有現在。


 
「聯結」與「結婚」

「難怪你還沒結婚!」朋友聽了我這番歪理,紛紛搖頭。他們說:「那承諾呢?忠誠呢?責任呢?這些也是人生美好的感覺啊!」

「當然!」我說,「可是承諾、忠誠,責任,有沒有更歡樂的實現方法?現在談起這些字,好像都是無奈的義務,而不是珍貴的權利。所以四五十幾歲的中年人,總是把家庭責任當做不去追尋夢想的藉口,總是把忠誠當做唯一跟老婆在一起的原因。這樣不是太糟蹋這些人生美好的感覺了嗎?」

「你講得倒輕鬆,」朋友反駁,「用更歡樂的方法實現承諾、忠誠、責任,你知道具體該怎麼做呢?」

我哪知道!

我只知道要我珍惜和享受每一次「邂逅」。用第一次的驚豔來體驗它,也用最後一次的遺憾來珍惜它。我不再像從前,患得患失地要跟每一個有好感的女人結婚,但我把握每一次「邂逅」,試圖跟每一個人產生一種「聯結」(connection)。這「聯結」未必會變成愛,也未必會變成人脈,但在交會那一刻,卻是生命的百分之百。

於是我開始跟運將聊天、詢問餐廳服務生為什麼把手摔斷了、鼓勵錄影帶出租店的員工的兒子、收留了巧遇的流浪狗。我創辦了「王文華的夢想學校」,講完比爾蓋茲當年求職翻垃圾的故事,把一個垃圾袋送給一位有為者亦若是的同學。年輕時的我會吊書袋,如今我只送垃圾袋。

我記下每一次的邂逅,並且讓邂逅的對象進入我的生活。我希望將來寫一本「死前應該邂逅的1001個人」。目前不到100,但達不到目標也沒關係。


 
零星的好感、痛快地乾

年輕時,我相信因果循環、善惡有報,並且嚴格地用這原則來鞭策自己、愛人,和這個世界。結果是把大家都搞得很累。因果循環還沒實現,自己的血液循環變得很糟。

現在,我還是相信因果循環、善惡有報,但我已經不要求任何人,包括我自己,跟我兌現。我慢慢接受,未必每一種關係都要有起承轉合、未必每一段感情都要有個結果。那些零星的好感,可能連成璀璨的銀河,也可能只是一閃而過的彗星。但在它飛過的那一刻,我要醒過來捕捉它。把它像一杯好酒,痛快地乾。1001次閃亮的邂逅,也許就能串起一個閃亮的人生。

 

平凡又如金石的信念

                  

來源:

                                                                                                                                                       


                           

【聯合報季季】

2011.03.08 12:21 am

 

說來也許有人不信,我讀高三之前從沒看過《聯合報》。學校是「省立」虎尾女中,訂的是省營的《台灣新生報》和黨營的《中央日報》,民營報一律不准進校門。家 裡看的也是省營的《台灣新聞報》,鄉公所贈閱的,因我父親是鄉民代表。《台灣新生報》和《中央日報》都曾貴為「第一大報」,而今風華逐水,兩報都已陣亡多 年,民營的《聯合報》則要歡慶六十年了!

1963424日,高三快畢業了,林懷民和我的共同筆友馬各接編聯副,我要求父親訂《聯合報》。彼時迄今,作為《聯合報》讀者已48年,作為作者也已47年。

我在聯副發表的第一篇小說是〈崩〉﹙1964.8.16﹚,當時主編平鑫濤先生。〈崩〉寫一個偷情懷孕的少婦在颱風夜陣痛,下山去醫院途中遇到山崩,司機 (她偷情的對象)被土石砸死,她與丈夫困在泥濘堆中,聽到「那孩兒慢慢地哭出一種微小且不連續的聲音……」當時我十九歲,媒體報導過我高中畢業不久就跑到 台北做職業作家,〈崩〉發表後,讀者來信指責:「一個年輕女孩為什麼寫那麼不道德的東西?」1220日發表第二篇〈沒有感覺是什麼感覺〉,又有讀者來信 指責:「年紀輕輕為什麼寫那麼虛無的作品?」第三篇〈屬於十七歲的〉被評為「精選小說」,一萬六千字全版登完。當時稿費一千字50元,我的房租每月200 元,〈屬於十七歲的〉稿費3,200元,可以付16個月房租。

對這三篇小說的指責與鼓舞,我都默然以待。一個寫作者的責任,無非沉默創作,這個信念平凡又如金石,撐持我度過一切危難。

 

2011/03/07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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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意義


    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
這是王國維所說人生必經的第一個境界。  
    像一個準備踏上人生征途的旅人,你登高遠眺,心中充滿了憧憬,覺得路是無限的寬廣、非常的多樣,
    生命似乎有著無盡的許諾。
    但你也有幾許徬徨,因為你不知道哪一條路最能彰顯你生命的意義。

   
   自我的追尋含有許多層面,包括精神的、物質的、超越的、世俗的諸層面。
你說你最在意的是生命意義的追尋,你想先確立你生命的意義。
 
 
「意義」,是靈魂的目標,就像蒙田所說﹕「靈魂若沒有目標,它就會喪失自己」,
沒有意義的人生,就像沒有羅盤的航行,將失去它的意義。
 

  
   當你以「意義」來衡量攤在你眼前的道路時,你感到迷惘,
因為不管是做個開藥動刀的醫師、鋪橋造路的工程師、申訴辯護的律師、賣電腦的商人或爬格子的文人,
似乎都沒有什麼「高妙精奧」的意義。
   

  「生命的意義」是個惱人的問題。自古以來,就不斷有人問﹕
   「人活著到底是為了什麼呢?」
   「生命的終極意義在那裡呢?」
而最喜歡發問和提出解答的是哲學家,因為「意義」一向被認為是哲學的範疇。


    黑格爾是個偉大的哲學家。他在四十一歲時,高興地寫信給他的友人說﹕
「我終於達成了我在這個塵世的目的。因為人活在世上,只要有了職業和妻子,
就萬事皆足了。這兩件事是我們做人應有的主要目標,其餘不過是枝節罷了。」
 

  
 
   
他在寫這封信不久前,剛和一位議員的女兒結婚,而且擔任一所高等學校的校長。
長期為寂寞與孤獨所苦的黑格爾,突然覺得生命變得非常有「意義」,而在私人信函裡透露了他的肺腑之言。
 

   
 
    
一再沈思「生命的意義」,就好像過去學禪的人一再請教得道高僧「祖師西來意」般,
好像必須先弄懂了這個最根本的問題,才能綱舉而目張,才願意踏出下一步。
 

  
   有人問知名的禪師趙州和尚﹕「什麼是祖師西來意?」趙州回答說﹕「庭前
柏樹子」。
對方覺得很失望,因為如此深奧的問題,怎麼會是如此簡單而荒謬的答案呢?
 

  
   趙州是因為剛好看到眼前的一棵柏樹,所以就順口答說:「庭前柏樹子」﹔
如果他聽到一隻小狗在叫,他可能會改口說﹕「小狗在叫」。
 

   
  「生命的意義」就像「祖師西來意」,沒有明確的答案,你無法靠沈思「發明」你的生命意義,
你只能從眼前當下的對象、世俗的工作和人際關係中去「發現」它。
 

   
  「多麼奇妙,我們在這世界竟佔有一席之地。我不知道我們為何要到這個塵世做短暫的過客,但有時感覺到它彷彿有個目的。」
愛因斯坦如是說。
 

     但他接著又說:「我總覺得,一個人若是一味在思索窮究人生的一般意義或自身存在的理由,實在是莫大的愚蠢。」
 時擱置你的哲學思索,到世俗的工作和人際關係中去「發現」你的生命意義吧。
就像王國維所說或黑格爾所體驗的,有一天,你會發現:
 

「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就在燈火闌珊處」 
                                                                                                                    

   
W上 (文/王溢嘉,1996年,收錄於《蟲洞書簡》一書)
  

耳與耳


作者:包冠涵/來源:聯合報

 

關於1965年印尼大屠殺這段歷史,即使印尼人也很少碰觸,作者卻很奇特地去描寫這一樁排共甚至排華的事件。作者把故事說得清楚完整, 且有時代的氛圍。從頭到尾沒提到宗教,卻寧靜得很有宗教感。──小野

 

黃泗時常在海邊醒來,耳朵裡有沙子和陽光。他枕在玻璃瓶上,瓶子裡空空的,而且潔淨。黃泗時常在寄居蟹瓷器般容易滑倒的殼裡醒來。他的柔軟的心因為蟹子的走動而感覺搔癢。這樣他就咯咯地笑,像個沒有事做的小孩。

 

六月的花在枝椏間築巢,他和姊姊穿著白色衣裳在樹林中蜿蜿蜒蜒地走,他聽見花叫得比鳥還響。姊姊說有些花會吃人,他是信的。花叫得最激烈的時刻,他用力捏緊姊姊的手,直到姊姊不耐煩地停下來拍打他。他也不痛,因為太信她的話。就像他信爺爺的話。

 

總有幾個夜,黃泗的爺爺喝醉了。跳難看彆扭的舞。也拉著黃泗一起跳。他微小的身軀慢慢就出汗了。爺爺說我們的祖先是躲在一尾海蛇的肚子裡來到印尼的。那尾海蛇本來是馬,我們的祖先曾經救過牠。爺爺背著他到陳記布莊摸那些藍色的靛色的青色的布匹,他涼涼的,手和心。他跟祖父說他就像要跌進井裡那樣害怕著這些布。祖父咳出氤氳的煙氣,好像整座橡膠林的霧都圍來他的身邊。祖父說這些布哪裡比得上海蛇肚子的軟細與綿滑。

 

渡海是唐朝的事情。他問祖父唐朝在哪裡。醉酒的祖父指一個方向,說你往那邊直直走。

 

六月的樹林裡的陽光是一串水妖的銀幣。他和姊姊要去羊老師家上學。水妖的銀幣叮叮噹噹的聲音比歌聲還美。他知道許多海盜的故事。他幻想自己像父親一樣富有。父親騎著當時還很稀罕的摩托車,載他到山上看雇工採咖啡豆。父親請那些工作的人抽菸,用他聽不懂的語言與他們交談。爬坡時,他抓住後邊的橫桿,而不抱父親,因為整座山的人都盯著他們。

 

他和姊姊的老師是個無父無母的孤兒。姓羊。羊老師留山羊鬍,穿破損的西裝背心和斜斜磨出一道新月的弧邊的舊皮鞋。羊老師吝嗇於笑,只愛瞪人。他也瞪黃泗的父親。初見面,羊老師就對他的父親說:「地主。」

 

祖父說:「是個共匪毛子,去不得。」父親說:「人倒正直,雖說是傻了,學問是真的。」母親說:「華語學校關得多了。眼下也只能先將就。」黃泗的大伯問:「聽說他講魯迅,是真是假?」姊姊低頭未答。大伯又問黃泗。黃泗說:「念了杜甫、李白。魯迅沒有,滷蛋有。」一屋子裡的人笑,他的姊姊就趁這時候躲進房間。

黃泗和姊姊穿過了樹林,又經過一片亮亮寬寬的河水。他們白色衣裳的倒影,將夏季的雲吸引了過來。羊老師的家在接近山麓的地方,是棟沒有窗戶的木頭屋子。教他們讀書的桌椅擺在窄長的院子中央,旁邊是棵葉子稀稀落落、並不茂盛的芒果樹。樹上有個蟻巢,羊老師沒有發現,姊姊也沒有發現,只有黃泗在默寫杜詩和〈太史公自序〉時,會分神想那蟻巢裡的熱鬧,和螞蟻們觸鬚搧呀搧個不停的興奮的交談。

 

無聲的交談。就像是青青的芒果被吹脹吹紅了,掛在枝頭,像顆又熱又疏遠的星星。黃泗熟背了「新鬼煩冤舊鬼哭」,原來,鬼也分新舊。在黃泗的想像中,新的鬼的身體是比較透明的,像是冰塊,咬起來會咔嗞咔嗞地脆響。老鬼的身體濁濁的,像蘿蔔,生吃會辣。黃泗的姊姊不默杜甫,羊老師跟她談天,談窮人的受苦、土地的事、荷蘭人和日本人、窮人的團結。

 

黃泗問姊姊:「什麼是窮人的團結?」 姊姊回答:「你還小。」她提醒:「你別把這些話跟媽媽爸爸他們說,他們會擔心,擔心就不讓我們來羊老師家上課了。你還想不想來這兒上課?」「想。」

 

黃泗喜歡羊老師的壞脾氣。他擂著單薄的胸脯:「我羊這姓,是自己給自己取的,只有孤兒有這權利。羊有分綿羊山羊,綿羊是乖的,山羊可不同。山羊不聽話,性子拗,陡峭的山石牠蹬兩蹬就上去了。我這羊是山羊。」有那麼一次,黃泗向羊老師炫耀:「爺說我的先祖們是坐了尾肚子像絲像旗袍一樣滑的水蛇來印尼的。」羊老師鼻子噴氣:「依據我的考證,你們那宗族肯定是十七世紀荷蘭人商隊打華南沿海擄拐買辦來的豬仔,沒想到兩百年後修化成人形,也幹起了欺壓別人的勾當。」黃泗聞言大哭。

 

蘇哈托上台是1965年的事,那年黃泗十一歲。黃泗用毛筆寫下阿拉伯數字11。他越看越覺得這兩個筆直的數字像雙健壯的腿,可以飛奔,流浪無數個夜,印度尼西亞有一千個島嶼他都能跑遍。然而那年,父親說,以後你們不去羊老師家上課了。「以後去哪裡上課?」姊姊問。「不上課了。外頭印尼軍隊在殺共產黨、殺華人。你們姊弟誰也不准出門。」

 

黃泗看過殺雞。家裡的蘭嬸抹雞脖子放血。黃泗自己殺過魚、昆蟲、蝸牛和蜥蜴。剛下過雨,在外頭閒晃,或是要趕去河邊看洶湧的水,不小心踩碎了蝸牛時,黃泗心裡一陣遺憾。他想起蝸牛爬過石頭、落葉與泥土,那麼靜緩,留下來的銀線條,在芬芳潮濕的空氣中貪玩似地放著光。他想及那些光、曲折的銀線條像是個通向祕密基地的暗示般令人期待。不明白殺人的意思。

 

十月最後的幾個日子,父親常不在家。爺爺酒喝得更多,卻不再跳舞。父親跟幾個客人壓低了音量談話,他們的臉孔在幽暗客廳一角的茶几周邊彷彿是漂浮著,顯得比一般的人還要白皙柔軟,就像是在水中浸泡了過久似的。大伯吆喝幾名長工從吉普車後座搬下來烏黑木箱子,眾人緊張兮兮地開啟了,仔細研究著那些鑲著神氣金屬的長棍。「槍哩。」大伯對旁觀的黃泗解釋。黃泗羨慕極了,卻羞於去討一把來。他想有槍多好。他想保護姊姊。他十一歲了,認為曾經害怕花的叫聲以及牽著姊姊的手都是難為情的,而且十分遙遠的往事。他有一枚珍藏的鳳凰樹的豆莢,他翻找了出來,用它來瞄準黃昏的迷路的燕子。

 

燒書的那天,黃泗醒得很晚,他驚慌地睜開眼睛,感覺自己彷彿在床上咕嚕咕嚕地縮小,而身側繡了白鶴蘭與綬草的薄被,宛如平原般的遼闊,床邊的衣櫃、小木椅、小木馬,則像是高聳得連老鷹都飛不上去的山巔。他來到窗邊,看見院子裡的父親和姊姊,站在一堆火的兩旁,他們看起來很冷,然而那火似乎是即將要熄滅了。

 

在灰撲撲的餘燼中,是不是有窮人的團結呢?黃泗的父親對姊姊說:「妳真以為自己有天大的本領去……全家人的命哪……」姊姊的臉頰,貼了張好大的紅手印。那是多麼用力的摔打才會成這個樣子。黃泗發著抖,他聽見自己脊椎的每塊骨頭都被熊樣的猛獸粗暴地擰握,擠出乾乾的聲音。

 

接下來的幾天,家裡沒有客人。原本時常有言語、歡笑、口袋裡為孩子準備的糖果或新鮮小玩意兒吸引著黃泗的客廳,如今只剩下父親在那兒憂慮。消息進不來了。逮捕、劫殺、拷問、監禁與槍斃,曾經反覆聽過的恐怖的字眼,黃泗的父親才知道並沒有靜默來得駭人。最後的一位客人,是父親在巨港的生意夥伴,他勸道:「日惹絕不能再待了。弄到船票還不算是難事,看要去緬甸、新加坡都還有照應。軍隊來了,你一口子怎麼辦?」父親怔怔地沒回話。

 

那人起身告辭前說:「你要知道,華人在這裡不算是人。」父親搖搖頭,當他看見黃泗拉著一只短得可笑的紙糊風箏來回跑動時,才終於開口:「我的兒女是在這裡學會走路的。」

 

黃泗睡著了,那是個秋涼的夜,夜裡的風從星星上吹來,吹過了河壩,吹進了狐狸的洞穴,颳進了檳榔林裡,搖動了看守人的吊床。看守人不在,他在茅屋裡徹夜地賭錢。風搖動了看守人的吊床,看守人不在,麻繩編織的床還是擺盪著,像是依舊有個人躺睡在那邊,只是不知因著什麼緣故所以才看不見。黃泗睡著了,他夢見星星在啄他,星星是七彩的,星星的喙是船燈的顏色,讓他有著分不清楚遠近的疼痛。他醒過來,發現是姊姊在掉眼淚,斗大的眼淚落在他的臉和手臂、衣服翻捲起來而裸露的肚皮上。他想,姊姊變成了冰塊,正在融化呢。

 

第二天,家裡人說送走了姊姊到親戚那裡去躲避了,黃泗不信。姊姊是融掉了,之所以融掉,是因為她熱。他記起某一天和姊姊從羊老師那邊回來的途中,她特別的興高采烈,拉著他坐下,看當地的小孩子用一種姊弟倆都從未見過的竹器抓魚,竹器像球似地在幾個人之間傳來傳去,有沒有抓到魚彷彿是全然不重要的事情了。水面上夕日的光點跳躍得凌亂。姊姊竟同他談到了魯迅。他還記得魯迅是學醫的,後來沒學了,為什麼沒學卻忘了。黃泗記得姊姊說他有顆很熱的心。記 得姊姊說魯迅坐在大樹下,槐蠶從樹上冰冷地落在他的脖子。姊姊說那蠶之所以冰冷,是因為他熱。

 

姊姊送走後沒幾日,印尼兵連同幾個黃泗父親熟識的村人闖進了家裡。他的父親翻牆逃走,在幾條街外被攔住,活活打死。他的母親被扛入卡車擄走。大伯進房裡取槍,走出來,看見黃泗的爺爺被架在長刀底下,於是便笑了笑,把槍扔了,那個樣子,彷彿是在拋一束祝福的捧花。爺爺被拖走了,大伯的胸口讓刺刀給戳了好大的窟窿。他們去廚房找蘭嬸,沒有找著。蘭嬸在荷花池底,有小魚和小蝦守護著她,延遲她浮起的時間。黃泗沒哭。有人用槍托敲他,惡狠狠地敲,像是為了要釘牢一個多風的日子。

 

黃泗離開沒有人在的家,慢慢朝熱鬧的城市走去。他在街上飢餓,睡著時,被老人搖醒。老人親吻他,撫摸他的下體,老人鑲了銀牙的嘴巴裡有糯米的氣味。他 想起爺爺過年時曾給過他一枚真正的銀幣,漂亮地彈響,發出好悠長的一段餘音。黃泗彷彿就是聽見了這樣的銀幣被爺爺的硬指甲敲響的聲音,在左邊,突地又換到右邊去了,惡作劇似地捉弄著他。

 

一名妓女將他撿回家,給他吃,給他洗澡。她訓練黃泗到賭場兜售香菸。賭場裡,又有人訓練他與莊家合作,坑賭客的錢。在學習各式各樣技能的忙碌中,他健康地長到了十五歲。他跟當初收留自己的女人道別,在賭場附近租了較寬敞的房間,不再需要為了做愛的喘息聲而失眠。他打探到母親的消息,聽說她改嫁,而又懷孕了。他為了自己將有個弟弟或妹妹欣喜不已。他在心裡給姊姊寫信,告訴她這件美好的事情。

 

曾聽蘭嬸說及聽聞世間苦難的神。在緬梔樹圍繞的寺院,蘭嬸低垂著頭專注默禱的模樣,仍深刻地映在黃泗的腦海,那是接近正午的時辰,蘭嬸踏在自己畸短的、流木般的影上。是不是彷彿祂的耳朵與我的耳朵是相連的呢?黃泗這樣臆度:當我和姊姊走過林中小徑,聽見花朵的高亢的鳴叫時,祂也如實地聽見了。姊姊說有些花會吃人,黃泗長大後知道那是鄉野的傳奇,是有種名喚巨花魔芋的花,開花時會散發宛若屍臭的味道。神也嗅聞到了這樣的味道嗎?黃泗感到於心不忍,卻不知是為了神的慈悲、為自己,或是為了他所曾遇見並衷心惜愛的所有的人。他靜靜想像嬰孩的啼哭,那是他的尚未出世的弟弟或妹妹。啼聲令他震耳欲聾,既減緩,也同時是加劇了他心中的悲哀。

錢能做什麼

 

擁有大把財富之後,人就快樂了嗎?

如果財富不能通往原先預期的快樂,

可手中又真有了錢,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對每一位「郭台銘」的期許【聯合報╱社論】

       

 

 

開創尾牙豪奢風的郭台銘,今年決定走公益風,他的公益風能不能蔚為一股旋風,成為善循環?

 

一份商業雜誌「新世代最崇拜的人物」調查,郭台銘僅次於已故的王永慶,高居第二名;年輕人最想共事的老闆,也是郭台銘。他們崇拜郭台銘什麼?每天工時十五小時?還是,一兩千億的財產?

 

「郭台銘」這三個字曾經讓人只想到錢,他買飛機、擁古堡,是第一個在尾牙砸幾百萬請藝人表演、拿巿值逾千萬股票給員工抽獎的老闆。他一手打造的鴻海傳奇,金光逼人,成功的行銷了「鴻海」、「郭台銘」,吸引許多菁英競相投入他的公司,及他所代表的產業,「錢」也因此赤裸裸的成為科技新貴的代名詞。

 

「有錢不會讓我更快樂,甚至我痛恨自己怎會走到這一步」,郭台銘曾如此慨嘆。其實,他不是只有錢。他近年在遭逢喪失至親之慟後,多次捐出巨款,其中不乏高達百億者;他再婚時,更是公開宣示將捐出九成財產作公益,其中僅個人股票,即可蓋兩棟一○一。他曾說,人生有三階段,為錢做事(容易累)、為理想做事(能耐風寒)、為興趣做事(永不倦怠),退休後他要做公益,那是他的興趣。

 

當「郭台銘」這三個字代表的很多很多錢,變成很多很多愛,「郭台銘」是不是內容更豐富、更有重量?

 

郭台銘去年飽受富士康風暴衝擊,曾經鼓勵員工「爭權奪利」的他,多次鞠躬道歉。「成長,你的名字叫痛苦」,這本來是他在巿場競爭中的強者哲學,弔詭地多了謙卑。

 

開始低調的不僅是郭台銘,其他企業這兩年也在金融海嘯中,歷經一波波生死大作戰;但受衝擊的不僅是企業,高居不下的失業率回歸到一般家庭,更是柴米油鹽每天的生活問題,隱藏在暗流裡的貧富不均問題日益尖銳,「仇富」心理開始檯面化。企業家從震撼、駭然到哀傷,不少人自問:「我到底做錯了什麼?」

 

不錯,公司應致力超越年度目標、創造股東利益,但在創造股東利益時,能不能也思考一點社會利益?甚至把它列入公司發展裡的一個項目?一個照顧社會利益的公司,會苛待員工、破壞環境嗎?一個關懷社會利益的公司,當它賺大錢時,會讓人有相對剝削感嗎?一個不斷創造社會利益的公司,偶然出了錯、起了火,會掀起社會集體憤怒的情緒嗎?

 

「每一隻公雞,都以為太陽是牠叫起的」,郭台銘曾以此提醒人不要自大;在風暴中,他也靈活轉身,痛定思痛,今年他把尾牙豪奢風轉成公益風,不愧是先知先覺者。

 

「風俗之厚薄,繫乎一二人心之所嚮」,在帝制國家,這一二人是皇帝、高官,在文明國家則可能是知識分子,在資本主義鮮明的社會則常常是巨富。全球首富蓋茲、股神巴菲特都已宣示「裸捐」,一時成風;郭台銘作為台灣的科技首富,當年他開創尾牙豪奢風,現在他能不能也成為尾牙公益風的領頭羊?

 

郭台銘固然是成功的典範,但成功者還有別的容顏。去年,賣菜阿嬤陳樹菊被時代雜誌選為年度百大影響人物,她一生貧苦卻長年捐出一點一滴血汗錢,感動許多人跟她一起行善,她是台灣最美麗的成功者。美國一位失業漢在忙著找工作時,還成立一個「我們有時間幫助人」的網站,集合有時間(多數是失業族)的人,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他成為經濟學人雜誌在預測二○一一年全球大趨勢「希望二‧○的一年」中的範例,「希望二‧○」這個新名詞代表的是許許多多沒有黨派、族群的人,是各地千千萬萬不斷累積的溫馨行動,何等感人。

 

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馬英九總統在元旦祝詞裡祈願我們要成為一個「受人尊敬,讓人感動」的國家。國家不是一個抽象的主權名詞,如果沒有「受人尊敬,讓人感動」的人民、企業,會有「受人尊敬,讓人感動」的國家嗎?照顧弱勢,政府做的永遠不夠,到處都有哭泣的角落,我們卻沒有女媧可以補天;但是,若陳樹菊這位貧苦的賣菜嬤都可以用自己的手去補天地缺憾,每一位「郭台銘」不更可以做女媧?

 

2011/01/10 聯合報】@ http://udn.com/